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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二十世纪的文化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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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1-12 14:07:2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编者按】胡适是20世纪中国文化巨子,他的工作领域涉及文学、历史、哲学、教育、宗教、社会政治等,因其卓越的工作成就,享有崇高的国际声誉,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代表。如何认识胡适,对于当代中国及中国知识人而言,依然是一个绕不开的课题。本文摘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胡适年谱新编》的前言,原文以《走进胡适的文化世界——<胡适年谱新编>前言》为题,刊载于《中国文化》2024年秋季号。作者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胡适年谱新编”首席专家。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著作有《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严复评传》《新文化的传统——五四人物与思想研究》《科学与政治——丁文江研究》《探寻胡适的精神世界》《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傅斯年一生志业研究》《古代北京与西方文明》等,编著有《胡适文集》(12册)等。经本文作者授权,凤凰网国学将分章转发。以下为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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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年的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图片来源:《胡适文集》,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研究历史人物,基础性的工作主要是两项:一是汇编全集或文集,一是编撰年谱或年谱长编。以此来评估胡适研究,这两项工作虽均已有人做过,但细细体察,都不尽如人意。本此认识,2018年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征集选题时,我提交了《胡适年谱新编》这一选题。不出意料,这年夏天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公布选题时,《胡适年谱新编》名列其中,我们迅即组织课题组进行申报,同年10月获得批准立项。六年以来,我们每年召开三、四次课题组工作坊,讨论材料搜集与编撰遇到的问题,共同推进写作,经过课题组同人六年多的协力配合和辛勤工作,现在终于完稿。这是一项繁巨而细致的工作,我们虽倾尽全力,但其中的复杂和艰辛,恐难为外人所理解,也许人们通览这部近800万字的年谱后,会对这项工作的难度和苦衷,多少有些体悟!在这里,我想就进行这项工作时发掘材料的新斩获和认识胡适的新进展,与大家作一分享。

一、胡适: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巨子

二十世纪的帷幕早已落下,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潮来潮往,花开花落,有人说它是一个革命性的世纪,有人说它是最短的世纪。如今时过境迁,我们重新回顾、省思这段历史,不禁感慨,真正屹立如山,经得起时代潮流冲洗的历史人物又有几人?胡适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巨人,是少有的几个站立于时代潮流中的代表性人物。他的一生经历了中国近现代诸多重大文化、教育、政治和外交事件,与同时代许多重要历史人物有过交集,对他的生平事迹和思想学术研究,近三四十年备受海内外学术界重视。站在历史的高度,今天我们该如何认识和定位胡适?

  1910年庚款留美第二批录取的70名学员合影,胡适(左起三排第一人)考了第五十五名。图片来源:《胡适文集》,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914年胡适摄于美国绮色佳。图片来源同上。

(一)胡适是一个接受了现代学术训练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工作领域涉及文学、历史、哲学、教育、宗教、社会政治等,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富有影响力的成就。

胡适尝言:“哲学是我的职业,历史是我的训练,文学是我的娱乐。”可见其兴趣多有,涉猎之广。早在留美时期,胡适进入康乃尔大学,初选农科,1912年在农学院学了三个学期以后,胡适决定转入文理学院,学习哲学、文学、政治、经济等人文社会科学。按照康大规定,只要修满一个“学科程序”就可毕业,到1915年夏,胡适修完了三个“学科程序”的学分:哲学和心理学、英国文学、政治和经济学。从他所修课程可以看出,他具有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背景,接受了比较系统的现代学术训练,这是他与传统士人或半吊子的半新半旧的过渡型学人不同之处。

如果将胡适与梁启超(1873—1929)对比,我们就可发现,梁启超的兴趣虽然也很广泛,但他毕竟是脱胎于科举考场的士大夫,与传统保持着脐带式的联系,胡适显然比梁氏更具现代学术训练的背景,所以精研梁启超的张朋园先生曾对我说,“胡适比梁启超略高一筹”。这是就学术背景、专业训练、知识视野的角度比较而言,这实际上是接受新式教育的一代学人超出上一代学人的地方。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的《顾颉刚全集》共八集、六十二册,洋洋三千万字,从字数和体量上看,它比《胡适全集》可能要大。但胡适与顾颉刚(1893—1980)比较,顾颉刚相对集中于文史,基本上缺乏社会科学的训练,胡适涉及的学科更广,可以说是一个更具有现代感的人文学者。胡适与钱穆(1895—1990)相比,钱氏毕竟是自学成材,也没有受过现代学术训练,看钱穆的《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一书可以了解他对现代学术的理解是比较隔膜的,他的著述更是偏于通论性的教材和传统性的考证,基本上不具西学的背景。从梁启超,到顾颉刚,再到钱穆,这三人都只有中文著述,没有外文著述,他们的学术背景和著述方式基本上都是本土学者。梁启超虽有域外经验,且与时俱进,注意吸收日本和欧美的文化,但受限其外语能力和教育背景,吸纳程度仍然有限。胡适除精通英语外,留学期间还学习过德语、法语,以后还自修过日语,在欧美世界居住、生活、学习、工作达二十六年之久,就其知识视野的世界眼光这一点来说,的确非梁启超、顾颉刚、钱穆这类本土型的学者所能比。他具有跨文化的国际视野,跨语际的文化实践,可以跳出本土文化的圈子比较中西文化,对各自的优长有相应的了解,这是他超出同侪的优越之处。

  1920年7月9日毛泽东给胡适的明信片。图片来源同上。

  1922年胡适摄于北京。图片来源同上。

(二)胡适是一个公共型的知识分子,他不仅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大公报》、《自由中国》等著名期刊频繁发表了大量时评政论,这些政论刊物都是五四以来现代中国最知名的知识分子公共论坛;而且涉身社会事务,与各阶层、特别是青年学生深入接触,从胡适的私人档案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具有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来自各方人士的求助、请教、谋职、借款的信函像雪片似的飞来,令他目不暇接,难以招架,胡适绝非躲进书斋成一统的纯然的学者。他有应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怀,也有谋求社会进步的悲悯情操。

胡适早在留学时代就关心政治,养成了阅报剪报的习惯,积极参加校园的各种活动。时值国内国际政治风云变幻,胡适留意观察时事,在其留学日记中常有纪录。归国以后,胡适本不想涉足政治,他打算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建筑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所以他向《新青年》同人建议: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他的主张当然不会为对政治有着浓厚兴趣的陈独秀、李大钊所认同,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一文,表现了他与胡适不同的志趣。在国内政治越来越黑暗的情境里,胡适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也无法规避政治,他创刊《努力周报》,忍不住“谈政治”,自称:“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以后,胡适与政治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每遇重大政治事变,他都必须表态。因此,胡适也就成为一个“政治”人物,或者一个被政治化的人物。胡适以disinterested interesting说明自己对政治的态度, 唐德刚先生将之译为“不感兴趣的兴趣”,江勇振先生释其为“超然的兴趣”,还有人认为这应视为是一种与己无利害关系的兴趣,这都是对这一英文表述的不同译法和理解。如就胡适与政治的关系而言,政治确非他的职业兴趣,只是他的一种忍不住的关怀。

1920年代以后的胡适与政治的关系可以说越来越密切。1922年5月17日会见末代皇帝溥仪,1925年2月参加善后会议, 1926年7月赴欧洲参加英国庚款委员会, 这些都让他备尝涉足政治漩涡的风波。1928—1930年间胡适与国民党之间的人权论战,更是让他尝受了“谈政治”的风险。1930年代的胡适置身喧嚣的政局,创刊《独立评论》不断发声,热衷于谈论时事政治,就时人所关注的民主与独裁论争、东西文化论争、中日关系问题发表意见,更是成为自由派舆论的代言人。抗战以后,胡适负使赴美为中国的抗战宣传,因他在美的极高声誉,又被委任驻美大使,他是战时中国的对外重要发言人。

胡适“谈政治”是为贯彻他的政治主张和理念。《努力周报》以“好政府主义”搏击北洋政府,《新月》以“人权”理念与国民党当局抗争,《独立评论》就“民主与独裁”问题展开激烈争辩,胡适借自创的政论刊物明确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在政治观点上,他并不隐晦,他的阳光甚至给人“迂阔”之感。有时,在自己没有形成成熟的政治看法时,胡适选择保持沉默,或者委婉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在两极分化对立的时代,他不好走极端,这种“两头不靠岸”的选择常常使自己陷入左右不讨好的境地。如1925年关于所谓“赤化”问题的讨论,他就未置一言。1926年他与张慰慈、徐志摩对苏联政制的讨论,胡适甚至还替苏俄辩护。但对自己认定的主张和方向,他不会因为某种政治压力而隐瞒或沉默。胡适晚年撰写《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一文,即是对其政治感受的写照。

  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向美国总统罗斯福解释中美友好万人签名簿。图片来源:《胡适文集》,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三)胡适的个人命运与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几乎活跃在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代表人物,都与同时代的历史紧密相连。胡适自不例外。胡适的生命旅程,是二十世纪中国这个变革的大时代的缩影。

胡适幼时在家乡接受过九年的传统蒙学教育,阅读经史旧籍,1904年到上海进入新式学堂,开始接触新学,1910年远渡重洋赴美留学,接受系统的西式教育,他早年的求学历程是中国教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缩影。归国以后,他借助北大讲台,登高而呼,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引领新思潮,他的命运与时代风云的变幻、社会历史的沉浮紧密联系在一起。

纵览胡适一生,他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成名早。1914年,他就被举为全美最有影响的大学生联谊会会员(Phi Beta Kappa),这个会员的含金量很高,全美只有10%的大学生可以加入。1917年年仅26岁登上北大讲台,成为北大最年青的文科一级教授。41岁获德国普鲁士国家科学院、美国艺术与科学院两院外籍院士。他的代表性著作,诸如《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胡适文存》(三集)、《白话文学史》(卷上)等,都在四十岁以前已经完成并出版。如果我们将学者的成材归类为学术早熟型和大器晚成型两种类型,胡适显然属于学术早熟这一类的典型。二是思想观念较早定型,他一生持行实验主义、渐进主义、民主思想,虽有微调,但没有出现与时俱进的大的改变,这是他的可爱可敬之处。三是追求文化学术和社会政治的进步,对官场抱持戒意,更不期望做御用文人,他在学业上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与他对学术研究的专注和持守的理想分不开。

作为一个以学术为志业的现代型职业学者兼思想家、教育家,胡适一生也有令人遗憾或遭人物议之处。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白话文学史》(卷上),两著都只成书一半,没有完璧,留给时人“半卷先生”的讥讽。1950年1月5日胡适在看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英文版在美出版,曾发愿自己“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1]胡适在1940、50年代曾应邀在哈佛大学(1944年11月—1945年6月)、哥伦比亚大学(1945年9月—1946年1月)、加州大学(1956年9月—1957年1月)三度以“中国思想史”为主题做系列讲座,但终未按计划将讲稿在生前整理出书。1940年代以后,胡适花大力气做所谓《水经注》考证,为其老乡戴震翻案,这项工作是否值得,当时即遭学界质疑,胡适自己为此多次振振有词地自辩,甚至发表演讲说明。但当我们翻阅了一遍胡适留下的二百余万字的《水经注》考证手稿后,又不免为之扼腕长叹,如果胡适将这番精力用到中国思想史研究上去,其晚年学术成就也许可能再创辉煌,胡适的学术移位使其原有计划搁置,终究让后人可望而不可得,胡适最后四年的岁月完全为行政工作所消耗。胡适作为他所处时代中西文化交流、荟萃的典型标本和最高结晶,他的优长和局限、他的思想和附会,都是那个时代的缩影。(未完待续)

本文作者: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胡适年谱新编”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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