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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生育二孩、三孩 在“新生育时代” 女性依然面临这些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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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1-8 11:37:3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 2017年,蒋莱邀请沈洋一起加入二孩妈妈研究。两位学者主要以上海为中心,对40余个家庭做了60多次深入访谈,从性别视角揭示了生育背后的母职困境,旨在反思两性角色与父母职差别,试图推动性别平等加速发展。 ]
“生不生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几乎每个生了一孩的家庭都会遇到这样的“关心”。全面三孩政策公布后,二孩家庭普遍又会被“灵魂拷问”——要不要生“三孩”?
在中国社会,过去30多年里,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城市女性。她们普遍有良好的教育背景、稳定的工作和不错的经济条件,同时这些女性也是受“密集母职”影响最大的群体,一直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努力平衡或者寻找解决方案。都说养育二孩困难重重,是哪些动因和力量促使她们选择再次成为母亲呢?
2015年,也就是“单独二孩”实施两年后,全国范围内生育率提升的效果不如政策预期。这时,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蒋莱也陷入“生还是不生”的纠结,并对二孩问题产生好奇,开始研究“单独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的影响。
2017年,蒋莱邀请刚刚回国的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沈洋,一起加入二孩妈妈研究。两位学者主要以上海为中心,对40余个家庭做了60多次深入访谈,从性别视角揭示了生育背后的母职困境,旨在反思两性角色与父母职差别,试图推动性别平等议题。
这些研究最后形成了新书《新生育时代》。
女性来决定是否生二孩
所谓“新生育时代”,是指如今的生育至少从生育背景到生育理由,都和以往有了明显不同。
说到计划生育,至今还有很多争议。但沈洋和蒋莱的研究发现,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周期里,只有在很小范围和有限条件下才等同于独生子女政策。受政策影响最大、实施“一孩制”最严格的家庭主要集中于城市、良好受教育背景、公有制单位、体面就业几个标签下的育龄女性。而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二孩乃至多孩现象仍然非常普遍。也就是说,二孩话题,真正高度相关的政策目标只涉及很小一部分群体,“同时也不难解释,为什么这十余年陆陆续续放开的二孩政策效果始终远远低于预期”。
具体到书中的受访者,她们大多生活在上海,也有福建等地的少数女性,大多是“70后”及“80后”,以二孩妈妈为主,也有少数三孩妈妈。这些女性的生育受政策影响很大,二孩或三孩都是相关政策出台后出生的。
受访者以职业女性为主,55%的人是独生女,只有10%的丈夫学历高于妻子。这些女性能兼顾工作和家庭,离不开强大的代际支持和经济实力。就算是晚婚晚育,她们也踏准了时代的节点——毕业于中国GDP保持10%高增长的年代,基本在2010年前买好房,那时住房收入比值相对合理;上海也没有限购政策,他们婚后为了孩子教育又买了第二套或第三套房,完成很多后来人无法企及的资产积累。超过15位被访者的家庭居住面积超过170平方米,1985年以后出生的被访者,普遍到结婚时父母已经准备好房产。
因此,这些女性的二孩生育理由也出现新面貌:“女性在生育二孩的决策中发挥了强大的能动性。问她们生二胎的原因时,最经常提到的理由就是两个孩子可以互相陪伴,没有一个二孩的被访者提到是因为自己的男孩偏好或者是养儿防老这样的理由,所以跟传统的生育理由已经很不一样了。”
当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时,还会出现“二孩跟谁姓”这样的新话题。受访者中,有八例孩子随母姓,其中七例是二孩随母姓,一例是一孩随母姓。“冠姓权”发生改变背后,又涉及女方经济条件优于男方、女方在孙辈抚养上付出更多等家庭权力博弈,也有推动性别平等的因素。《新生育时代》分析说,在独生子女政策影响下,当两个家庭为“冠姓权”做博弈或协商时,体现了家庭变迁的新变化,以及代际互动中“母系化”的倾向。“‘冠姓权’这个问题被看到、被提出,就是性别平等认知和议题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体现”。
做母亲的共同困境
不过,这些女性尽管经济条件和受教育情况都好于一般女性,在做母亲这个角色中面临的困境,其实和普通人没有太多区别。
由于受访者们普遍都是高学历女性,家庭里大到买房决策,小到衣食住行,以及孩子们入托入学、与老师们打交道,管孩子的作业、学业、兴趣班,基本上都是妈妈们在操心。“你可真是既主内,又主外!”这是和二孩妈妈们交流时,两位学者经常忍不住感叹的一句话。妈妈们还说,丈夫通常在生育了一孩之后投入不多,直到生育二孩后妻子无法承担两个孩子的教育,他们的参与度才开始增加,很多家庭也由此爆发各种矛盾。
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家境优越的宋钰涵的经历就是典型。她结婚后三年内生了两个儿子,老二出生不久,她就做了全职妈妈。这时宋钰涵发现,丈夫还是保持着大学时的样子,每天可以花8个小时打游戏。“本来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丈夫什么都不搭手,我想生了第二个他总能长大一点,责任心更强一些吧,但是他进步没有那么明显,我就更累了”,“他什么决定都不做,只能我通知他”,宋钰涵觉得自己像“养了三个儿子”,“每天穿什么衣服还要我给他找”。有时晚上她陪大宝练琴,叫老公带着老二,“他所谓的看着孩子就是带着孩子打游戏”。宋钰涵不理解,为什么同时成为父母,丈夫却不愿意与她一同承担。
一旦成为母亲,她们普遍还面临“母职惩罚”。苏晓洁与丈夫齐越航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是名牌医科大学的研究生同学。晓洁本科就在该校就读,丈夫还只是普通二本。毕业后,晓洁去了三甲医院做儿科医生,丈夫继续读医学博士,可以说,他们进入婚姻时的起点几乎相当。
孩子出生后,两人的职业发展出现明显分化。儿科医生工作辛苦,每周需要值夜班,晓洁在照顾女儿上有心无力,就跳槽去了外资药企,收入和医院差不多,不上夜班,但经常需要出差。二孩生下来后,晓洁再次跳槽,到社区医院儿保科室,这下上班非常规律,不用加班也不用出差了,但收入少了足足三分之二。
就在晓洁两次为家庭做出工作变动和牺牲时,一直在三甲医院的齐越航凭借努力和钻研,事业发展却越来越好。他不仅读了博士后,还去美国、德国学习,年纪轻轻就当了学科专家和博士生导师,收入也跻身业界顶流。与此同时,晓洁也觉得丈夫身上“爹味”越来越浓,不仅对自己要求高,对身边人的要求也水涨船高。2017年,晓洁第一次接受沈洋和蒋莱访谈的重要因素,就是想吐槽一下他,“希望我能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或者什么都完美”。
很多受访者告诉沈洋和蒋莱,“能够不出轨、多赚钱,扮演好家庭经济支柱角色,就是二孩妈妈眼里的合格丈夫”。而较早遭遇低生育率问题的西方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配偶参与度增加,女性的生育意愿才会有所提升。
女性学者“把自己作为方法”
这两年,随着中国生育出现新变化,国内不少学者也写过关于人口或者生育方面的书,比如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的《后人口转变》、企业家梁建章的《人口战略:人口如何影响经济与创新》等,但都偏向男性视角。作为国内首部从性别视角聚焦生育问题的著作,由两位女性学者联合完成的《新生育时代》,也践行了社会学上的“把自己作为方法”,在书中也坦诚写了很多自己作为独生女和母亲的经历,从而达到与受访者和读者的共情。
生于1979年的蒋莱从小就很优秀,大学毕业后获得通往更好学府的保研资格。对此,母亲显得“既得意又担忧”,“她既期待我事业有成,又担心高学历和事业心会吓退追求者;既谆谆告诫女人要有自己的收入来源和社会地位,又放不下‘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民间规训;既怕我嫁不好,又怕我嫁不出去”。
婚后不久,蒋莱就意外怀孕了,还没来得及思考要不要成为母亲,身边的声音就都在鼓励她生下孩子,“至于生育之后会遭遇什么,几乎无人关心”。
从2013年开始,随着国家对生育政策做出调整,蒋莱朋友圈中关于二孩话题的转发越来越多,家里类似讨论也变得密集。丈夫和8岁的儿子都想家里多一个孩子,但作为一孩都生得十分勉强的蒋莱,回顾儿子的成长路,“奶粉、就医、玩耍、入托、上学种种,是无穷无尽的操心,再来一遍光想想就令我不寒而栗”。
于是在2015年,她申请了“单独二孩政策对妇女就业的影响研究”,走上“以学术化解自身纠结的道路”。也正是在这一年,蒋莱儿子小升初,从前的“乖宝宝”转眼成了青春期少年,一下变得叛逆。她想尽办法应对儿子“成长的烦恼”,甚至一度去求助心理咨询,生老二的念头自然也被彻底打消了。
作为更加年轻的学者,2017年,沈洋在婚礼上以《一份带有“女性主义”元素的婚礼发言稿》,在朋友圈“火”了一把。“你为什么要结婚?”沈洋在婚礼上说,这是很多朋友听到她婚讯后的第一反应,她因此要郑重解释“我为什么要结婚,以及为什么要和杨帆博士结婚”。当时沈洋说:“除了爱情和三观相符合之外,我们想用实际行动去构建一个性别平等的两人共产主义小社会。在中国,很多女性经历着‘丧偶式育儿’,很多家庭遵循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杨帆重视家庭,愿意主动承担各种家务,喜欢买菜、做饭。他之前跟我说:‘如果生孩子的话,我没有办法替你分担,要让你受苦了,但是抚养的话我会尽力的。’所以无论大环境如何,我们希望能构建一个平等的两人共产主义小社会。”
2019年,沈洋生了大女儿。杨帆也尽力遵守婚前的诺言,在育儿和家务上高度参与。两岁之前,他们家里也有育儿嫂,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但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他们的生活节奏,这时育儿嫂已经辞退,女儿所在的幼儿园又陷入长时间停课,夫妻俩还都有繁重的教学工作,家庭矛盾自然开始尖锐,“更多时间和精力被投入无偿劳动和争吵”。后来,他们赶紧重新找了一位育儿嫂,阿姨每天陪孩子读绘本、做游戏,“夫妻关系也大大缓和,基本没有再吵过架,不光有偿工作时间大幅增加,连个人休闲时间也增加了”。
“女人事业和休闲路上的绊脚石太多了,家庭不是世外桃源,而是充满权力斗争的场域。”沈洋曾这样感叹。但在《新生育时代》的书稿快要完成时,沈洋怀二孩已近9个月。与很多受访者一样,这也是他们夫妻在权衡了经济、人生规划、工作状态等方面后做出的深思熟虑的决定。虽然丈夫仍然给力,二孩也随她姓,但沈洋认为,看似其乐融融的背后仍然有很多难以言说的艰辛。“这使我想到,人生到底追求的是什么?在我看来,不是幸福,也肯定不是没有压力的生活,更可能是一种体验,一种尽情生活以及随之而来的平和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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