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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摆摊:热闹与辗转的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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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5-26 11:38:3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陈悦
几乎没人会自带桌椅接受采访。
因为“家里堆了很多米面,不好招待客人”,吴鹏高、袁桂花夫妻俩和澎湃新闻记者约在一个路口碰头。吴鹏高骑电动车来的,载着一张折叠桌、4个塑料凳,后备箱还有三瓶矿泉水。
从1979年算起,吴鹏高在上海摆摊卖馄饨40多年了,袁桂花嫁给他以后成了掌勺人,还是路边摆摊。从人潮汹涌的黄浦闹市到杨浦区安静的街角,从挑担子到小推车、大轮车,从馄饨发展到炒饭、炒面、炒年糕、粉丝汤等,小馄饨从2毛钱(人民币,下同)一碗涨到10元,摆夜摊是夫妻俩一辈子的事业。
“我们摆摊子什么人都见过,天天都有新鲜的。”回忆起黄金岁月,夫妻俩高兴地抢着说,“拿着大哥大的老板都来吃我们的馄饨,还有打出租车过来的”,“外国客人都和我们一起拍照,吃我们的馄饨”,那是1990年代到千禧年左右。他们的一些故事分享在网络平台上,客人深夜循着导航找来,周末甚至要排队。
昼伏夜出、看见城管就要跑,夜排档几乎一直如此。夫妻俩也明白,“管理紧一点,我们就自觉停几天。这几年管得很厉害,去年、前年停了几个月都没做。”最近一个多月,摊子也停着,城管的车每晚就在附近巡逻,时常有客人打电话问出不出摊,夫妻俩四处投诉想办法,凌晨两三点才能睡下。
68岁的吴鹏高已经一头白发,61岁的袁桂花看起来年轻些,几十年间,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都摇摆不定。吴鹏高出生于上海,人生大部分时间也都在这里,曾跟着父母去安徽支农,为了户口和生计,他折腾了几十年,过了60岁,更多工作机会也关上了门。
初次采访就在摆摊的地方,人行道开阔,周围以居民区和商铺为主,工作日上午人流很少。靠边摆出桌椅和水,夫妻俩和记者聊起来,近三个小时里邻近单位的保安来了三次,“不能在这摆这个。”“看着像摆摊一样,桌子收了。”“晚上摆了白天摆,刚才领导从这过说了。”吴鹏高回应道,“哪里摆了,我们在聊天”,但还是收起了折叠桌,三瓶水转移到塑料凳上。
天气舒爽的上午,如果能正常出摊,俩人这会儿应该在睡觉,直到下午一两点钟才起床,然后张罗买菜进货,迎接属于他们的深夜。摊子停了,城管找到家里通知他们不许摆,收入也停了。这样的事发生过很多次。
昔日辉煌
馄饨摊姓吴。民国时期,吴鹏高的七个爷爷(注:爷爷及其兄弟)有六个在南京卖馄饨,父亲也跟着做。后来,父亲去部队当兵,解放后在上海定居落户,他就出生在杨浦。
上世纪60年代,9岁的吴鹏高和父母兄弟迁到安徽支农,房子以一两百元抵押给了邻居,一家人的户口也从上海迁到安徽农村。
1979年,吴鹏高回到上海。当年的邻居已过世,房屋抵押一事难以证实,没有房子、无人可挂靠便无法落户,也没有工作。卖馄饨是家传手艺,吴鹏高开始挑担子,从五角场到国权路、同济大学,一晚上挑三个地方,年轻有力也不嫌累,维持着基本生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轮船是重要的交通方式,妻子袁桂花从安庆到上海便是坐船,上海十六铺码头每天的客流熙熙攘攘,馄饨摊迁到了码头。
“当时是南市区,现在叫黄浦区。就在码头做,日夜都在那摆。哎呦,是有人!那时候做得还有劲,早晚都有人。”吴鹏高回忆,生意兴隆时,夫妻俩一人推一个小车支摊子,只经营大小馄饨。
随着交通发展,水路渐渐衰落,十六铺码头的客流淡了。夫妻俩迁到金陵东路云南南路——当时的上海美食街,附近的上海大世界游客如织,淮海路热热闹闹,“在那一做就做了近30年,因为那个地方是市中心,非常繁华。”吴鹏高说,“在那里接触面很广,国内外的游客都很多,一到国庆节全国各地人游玩,非常热闹,那地方通宵都热闹。”
夏夜,馄饨摊常常被乘凉的人包围。“小馄饨来了,来来来,把东西让开。”夫妻俩出摊时,沿街乘凉的人们喊着自动腾出空间,家家户户大人小孩都坐在躺椅上,扇子摇着,看他们做生意。
随着黄浦区旧改,附近的居民越来越少,但繁华依旧。夫妻俩见证了淮海路的高楼从无到有,更重要的是,许多民工也来吃馄饨。摊子越做越大,增加了炒面、砂锅等,再往后换了大轮推车,“那个年代的生意比现在是好做多了”,俩人忙得不亦乐乎。
“一晚上做(挣)几十块钱开心得不得了。那时候(1990年代)钱值钱,租房子也便宜,在南市区租房60块一个月,但也简单,就一间房子。那时候烧煤炉,大家都是一个小炉子烧饭烧菜,在楼道口围一小块灶子间,房东家在那烧,我们也在那烧,简单得不得了。”袁桂花说。
她的手机里珍藏着那个黄金时代的见证——与客人的合影。1997年香港回归后,香港大学生到上海玩,看到馄饨摊很稀罕,吃完在摊位留影,主动提出要把照片寄给她。她给了地址但也没当真,“没想到他真的邮寄过来了。我接到了照片,我好高兴。我讲香港人真好,真是能信任。其他莫名其妙跟我们拍照片的人多得很,但是很少有人留个照片给我们。”
也有外国客人,在上海洗好照片直接送给他们。千禧年前后的上海开放热闹,吴鹏高摆摊也自豪,“德国的、瑞士的、法国的,我们那里外国人不稀奇的。”
“淮海路头就在我那里,离新天地也近。每年都有明星在新天地(太平桥)人工湖开演唱会。哇,那人不得了!我们摆摊,一到演唱会结束,金陵路人都走不动,交通管制,没车,都是人头。太热闹了!还有大世界、人民广场,都是玩的,国内外游客都多。”吴鹏高回忆起来神采飞扬。
后来再发展,摆摊的地方有了歌舞厅——K歌之王,众多明星捧场。夫妻俩没特地关注,但多少会听闻哪个明星来了,吴鹏高记忆中,“有时候铺红地毯,有的人从好远的地方跑过来看,拿个牌子在那里。歌迷大晚上不睡觉,都在K歌之王门口堵着,年轻小姑娘都很激动,热闹得很。”
袁桂花补充道,当时靠近居民区的摊子傍晚五六点就能摆出来,而他们要到晚上九十点钟才出摊,否则客流量大没位置,“那个地方真的是灯火辉煌。”
另起炉灶
2016年,市容整顿力度加大,夜馄饨摊也被城管收去了。尽管后来城管把设备还了回来,吴鹏高的馄饨生意还是一度停摆。一家人又在黄浦住了一年,有时打打零工,观望有没有继续摆摊的可能性。
无望。2018年,他们回到杨浦区,找到现在的路口摆摊,“也不是那么顺利,经常歇。国家有重大的活动,管理紧一点,我们就自觉停几天。这几年管得很厉害,去年、前年都停了几个月没做。”吴鹏高说。
不比以往的闹市街口,现在的选址入夜后十分安静,车少人少,亮着灯的只有几家餐饮店和宾馆。
顾客大多是从网上了解到吴鹏高的摊点,远的从几十公里外的松江、崇明、青浦过来,更远的还有外地的,今年春节后有苏州、无锡来的小青年,还有的从深圳坐飞机过来,“下了飞机就给我们打电话,行李都拖到摊子上”。
有过往的熟客,在网上认出他们,特地来尝尝当年的味道。也有附近居民,有时看他们没出摊,回家过半小时又跑来。“很多客人阿姨长阿姨短,用现在的话讲是‘粉丝’,很相信我们。有些回头客我们也不认识,都主动跟我们讲。”袁桂花说,摆摊几十年还是蛮喜欢,看着一些顾客从小孩长到成年。
馄饨摊每晚要支四五个小桌子,一般周五、周六都是满座。赶上生意好的时候,顾客们自发排起长队,要等候一两个小时。
旁边还有一家烧烤摊,各做生意,顾客有时一起点单。马路对面的鸡公煲、馄饨店也是营业到很晚,大概凌晨三四点打烊。
凌晨4时左右,夫妻俩准备收摊,清洗厨具、冲洗地面,电瓶车来回几趟运东西,起码要到5点半才能回家。如果是夏天,天都大亮了。回家洗洗理理,该进冰箱的进冰箱,不能用的丢掉,八九点钟才能睡觉。
醒来已是下午一两点。吴鹏高上菜场超市,袁桂花在家里收拾,需要网购的东西让孩子帮忙买,馄饨每天现做,肉要每天买。袁桂花先在家里包上10碗馄饨,其余的在摊位现包。根据城管巡逻时间,他们通常晚上10点半以后出摊,一个摊子能卖十几个品种,面条、炒河粉、粗细粉丝、炒饭、馄饨等等,袁桂花掌勺烹饪,吴鹏高打杂擀皮儿。
灶具是烧炭煤炉,生火时,路过的年轻人总是好奇,围着拍照。摆摊生涯里,煤气也烧了十几年,吴鹏高还有张煤气卡,每次自己骑车到煤气公司去换气,可以省5元运送费。后来,街面上不允许烧煤气,液化气罐子通通没收,煤炉又改回来了,现在倒成了惹人怀旧的稀罕东西。
对于夫妻俩的夜排档,网络上褒贬不一。袁桂花明白:“外面好吃的店那么多,为什么大老远来我们这,有的人就是怀旧,就是喜欢这种氛围。有客人说,打车100块来吃30块的东西,就冲着我们来的。还有个客人第一次带朋友来,第二次老婆孩子都带来。”
何以谋生
摆摊,离不了“打游击”。
“城管知道哪里有摊子,我们看到他们来,就快点跑了,客人在我们都没办法照顾,推个车就跑,什么凳子桌子都不管了。”袁桂花说,这种事发生过很多次。2022年10月、11月,摊子被收了两次,连电瓶车上的衣服都被没收,城管说要罚款。受疫情封控影响,摊子关了7个月拿不出钱,家里出行还得靠电动车,吴鹏高又新买了一辆。
夫妻俩也想过安定下来。1996年,他们借钱租下黄浦区国货路车站支路附近的门面,还是做馄饨生意,店铺装修好开张了,法院来封门,说房屋产权有问题。打官司折腾好几年,没落着啥,夫妻俩对租门店也没了信心。
那时候摆摊相对自由,白天不允许摆,晚上可以。街面有巡逻警察、联防队,类似于现在的城管角色。夫妻俩尽量固定摊位,方便熟客找到,那时也不像现在可以随时打电话问。
今年3月,城管到家里通知他们不许摆摊,远程监控可以拍得一清二楚,再被发现出摊跑也没用。而家里,一筐筐的大米、啤酒、火腿肠、矿泉水、餐巾纸,都是生计所需。
周边的门面也打听过,价位合适、能做餐饮的寥寥。杨浦控江路街道有许多门店设在居民楼下,开个窗户就算是“门”,租金便宜但不能经营餐饮;邻近的菜市场沿街有几个档口,十几平方米,月租5000元左右,主要卖熟食或葱油饼汤包等早餐,目前没有空档;摆摊对面的餐饮店都经营了10多年,前几年月租就一万五,即便有人出手,转让费还要十几万元。
其他工作呢?2020年疫情严重时,生意做不成,夫妻俩去社区服务中心登记找工作。有高校招聘保洁,只要60岁以下的,吴鹏高超龄了未能录取,当时的袁桂花58岁“擦边”录用。
“我们租房子2200(元),我去上班也就2470块钱,怎么能维持生活。”袁桂花说,摆摊放宽后,她一边做保洁一边帮衬家里生意,每晚在摊子待到凌晨2点,早上6点去上班,下午4点多下班,做几个月实在吃不消。后来要服侍媳妇坐月子,她索性把保洁工作辞了。现在连做保洁都超龄了。
不能出摊,夫妻俩也睡不着。每晚去老位置看看,城管的车就停在那儿,有时也在周边兜圈;又去其他地方看看能不能摆摊,有没有合适的门面,“每天晚上都转两圈,两三点回来睡觉,睡不着心里急,急就出去转,要不就开电瓶车跑远一点。”吴鹏高眉头紧锁,天天有人打电话问出摊情况,“每个顾客的电话我都认真接待,我要保留顾客们对我的希望。”
摇摆半生
“我们家基本生活很困难,就靠这个(摆摊)。”
吴鹏高的母亲今年93岁,两个兄弟还能照顾;父亲早就不在了,袁桂花也没见过;一对儿女从幼儿园到大学都在上海,已经成家。但儿子去年4月感染冠病后,身体状况一直很差,怕冷、出汗,“一天到晚帮他洗汗衫,衣服换不停;冬天他浑身骨头都觉得钻风进去,毛孔好像不收缩”,也因为心跳过快叫过几次急诊,一年来跑过多家中西医院也没查出病因,至今无法工作。孙子2岁多,媳妇自怀孕后就在家带小孩没上班。
一家人都担着经济压力。“去年几乎一年不能做生意,本来就没有积蓄,儿子生病,还要租房子,负债6万多。亲戚都资助了,三五百、一两千,媳妇娘家还有个堂哥很好,去年资助了几万。”袁桂花说。
上世纪60年代,吴鹏高一家人下乡到安徽,户口全部迁出,至今没能落回上海,这也意味着无法享受上海的相关待遇。
1979年回上海后,吴鹏高偶尔还回安徽看看,1983年经人介绍认识了袁桂花,两年后结婚。袁桂花记得,她的陪嫁是一床被子枕头、一个五屉柜、一个装衣服的大箱子,吴家“什么都没有”,家里至亲一起吃顿饭,就算是婚礼了。
“我现在还经常吵他,他当初答应我,他讲现在困难一点,什么都没有,以后等我们条件好了,再买这样买那样,我现在还骂他,啥都没有。”袁桂花说。吴鹏高在一旁苦笑,“到现在还是什么都没有。”
吴家重返上海后,在国定路临时搭了房子,自来水去邻居家提,点煤油灯,后来才从电线杆拉电用上电灯。房子搭了拆,挪位置再搭,第三次拆掉就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了,这时已经是2008年。吴鹏高夫妻在黄浦摆摊时就离开了家,大哥身体不好,也没有成家,就一直和妈妈住着,靠兄弟几个补贴生活。
“(我们)做点小生意就这么混混,也没有自己的家,今天搬到东,明天搬到西,自己的生活用品搬着跑,什么都没有。到现在快40年了,就这么度过的。”袁桂花还能想起1995年冬天,女儿正月初五出生,她腊月二十九还在推摊子做生意,“我们什么都自食其力,靠墙墙要倒,靠树树要歪,啥都靠不到。”
女儿在上海出生后,她很少回娘家,三两年一趟。她有七个兄弟姊妹,过年总有人在家。后来母亲离世,她回得更少,“谁家儿女结婚了就回去一趟,没事不回去,因为没有真实的自己家,好几年都没回去。”
为了落户,吴家三兄弟2001年前后集资在五角场买了一套二手房,一次性给家里十几口人申请户口,然后就没了音讯。现在母亲和大哥住在那儿。申报户口的事折腾好些年,来来回回都没有审批通过,再后来派出所连申请也不接收了。
如今一家人还是安徽农村户口。乡下的房子是泥巴砖墙,回上海后就没管过,屋顶的瓦片常年漏雨,房子倒塌多年。
“难”好像几十年没变过,只有谈到摆摊,夫妻俩笑逐颜开。
“刚开始做生意也觉得不好意思,从农村出来,突然到这大城市,一开始推摊子,自己觉得很别扭、很难为情,时间久了也习惯了。后来觉得白天推摊子也无所谓了,在大街上走也无所谓了,什么人我都见过,天天都有新鲜的,觉得这种生活也很好。”袁桂花仍抱有期待,如果在现在的位置违规,政府能不能指定一个合法的地方让他们摆摊。
那些做生意的乐趣,他们也喜欢和子女聊。2022年,儿子帮他们在网上分享了一些故事,概括了这摇摆的三四十年,“从青涩姑娘到头顶丝丝白发,一直在上海夜市里穿梭,做着柴火馄饨炒面给夜里上下班的人,也觉得是一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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