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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头号笑面虎唐纵:记戴笠的黑料记了一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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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18 17:07:5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后,意外发现了一本高官日记。

一线部队根本看不出这本日记有什么价值,想随手撇掉又不敢,于是逐级上交,后经鉴定,了不得,原来是曾经的军统三号人物、后来的国民党警察总署署长唐纵的亲笔日记。

有关部门如获至宝,将这本日记上交国家安全机关。1991年,这本日记经过国安部审核终于得以面世出版。该书全名为《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以下文中简称为《唐纵日记》。

这本日记披露的内容很多,其中记录的唐纵与戴笠的矛盾引人关注。谁也不曾想到,表面上看似小绵羊一般温顺的唐纵,居然暗暗记下了许多戴笠的黑账。

天幸戴笠1946年就撞死了,若是他多活几年,他的这个心腹小弟唐纵极有可能凭这些黑材料把戴笠搞倒。

一、笑面虎代人受过

唐纵生于1905年,湖南酃(líng)县人,黄埔六期毕业。此人素来心机深重,表面上对人都和和气气的,实际上都是装出来的,有什么想法不当面说。他在军校时经常向蒋介石写小条打小报告,反映哪些教官的教学方法不当,或是学员中一些值得注意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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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认为唐纵很忠心,便对他留上了意,唐纵毕业后,便长期跟随蒋介石做特务工作。

从中国历史传统看,打小报告之风绝不可长,蒋介石为什么会喜欢唐纵这样的人呢?从蒋介石当时的情况看,1926年到1929年间,他还没完全掌握国民党大权,只是掌握了军权,政治方面汪精卫、胡汉民等大佬都与其鼎峙而立,蒋没有绝对优势,所以急于夺权的他,对各类人才都极为需要。唐纵在这方面的嗅觉出乎常人,蒋介石信任他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就是因为这个机缘,戴笠受命成立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局的前身)时,蒋介石把唐纵派去当特务处书记官,唐纵由此成为仅于戴笠、郑介民的三号人物。这样的安排,一者戴笠与唐纵有旧交,两人都是所谓的“十人团”成员,让他去,两人好相处,能加强特务处的力量。二者也是对戴笠有所监督、监视或者说制约。

这个说法来自于《沈醉回忆录》。

《唐纵日记》中则有另外的说法,说是戴笠向蒋介石引荐的唐纵,然后蒋介石才派唐纵去当书记官。两种说法不知道哪个真哪个假。笔者推断,打小报告之事究竟不是光明正大之举,唐纵或许有意在其日记中隐瞒了真相,而以戴笠引荐的方式,记录了自己和蒋介石的交结过程。

唐纵大概也能体会蒋介石的苦心,到特务处后对戴笠表面上很尊重,实际上却暗暗操上了心,对特务处的运行处处留心,时时向蒋介石汇报。

不过当时特务处刚刚运行,总体上蒋介石对戴笠是信任的,谈不上什么猜忌。唐纵便也顺风承旨,对戴笠绝对服从。

他在特务处说话向来比较温和,话也不多,但言出必中,很有分量。就连戴笠有时遇到重要事项拿不准,也找唐纵合计商量。大小特务们对唐纵都很佩服。

最令戴笠对他感激的,是1933年的背锅事件。

当时戴笠因事外出,临时委任唐纵负责特务处工作。不料戴笠刚一走就有了重有情况,特务们发现几个反蒋分子在某地秘密开会,意图对蒋介石不利,于是请示唐纵怎么办。

唐纵便按戴笠过去的办法,先抓起来再说。他指示手下赵世瑞去抓了人,抓了一审才发现捅了马蜂窝。

原来这几个人是汪精卫的手下,汪精卫当时气焰很盛,和蒋介石分庭抗礼。汪精卫听说抓了他的人,借这个事去指责蒋介石搞暗黑手段,不是政治家所为。

蒋介石怕落了把柄,慌忙下令特务处放人,并把唐纵、赵世瑞当替罪羊抓了起来。

两个倒霉蛋自忖没有犯错,就是戴笠自己处理也是这么办,心里不免都有怨气。赵世瑞在监狱里屡屡破口大骂,既骂汪精卫图谋不轨,又抱怨蒋先生冤枉好人。

唐纵却绝口不骂,还劝赵世瑞暂时忍耐,要有一点代人受过、替长官分忧的心胸。

后来戴笠赶回南京,知道原委后赶忙找蒋介石求情,蒋果然免了两人的罪过,释放出狱。戴笠听说了唐纵的言行,对他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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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戴笠不知道的是,唐纵虽然靠打小报告引起蒋介石的注意,对特务工作却不是很感兴趣。他在日记中多次记录,不想与戴笠共事,不想忍受他的臭脾气,更不想干没有什么前途的打黑枪、偷情报的工作。

所以,唐纵十几年的日记中,记录了很多戴笠的言行,其中不乏黑材料。这些日记看似闲来记录,其实都是刻意为之,或许为将来反制、制衡戴笠作准备。

这其中引人关注的,便是关于戴笠对付胡宗南、宋子文的一条黑料。

二、戴笠的两大黑料

这条黑料记录于1944年8月18日。

内容很劲爆,都是戴笠暗中对付胡宗南、宋子文的黑料。

世人皆知,戴笠对军政大佬极尽拉拢之能事,尤其是胡宗南、宋子文两人,戴笠与他们的关系更是非常亲密。

但在唐纵看来,这些都是表象,戴笠实际对二人都是利用,并且还使了阴险手段。

据《唐纵日记》记载,戴笠意图控制胡宗南,便把他培养的一个女学员叶霞弟,有意送往美国深造,然后再把她送给胡宗南。因霞弟之名不好听,后改为霞翟。

这个叶霞翟,原来毕业于浙江警校第三期,后来受过军统训练,是一个军统女特务。戴笠曾经对她十分欣赏,让她当过秘书。

戴笠与胡宗南同是浙江人,胡宗南对戴笠有过引见之恩,两人关系本来不错。但随着戴笠独掌军统局,权力不断扩张,他对军界也有了野心,想通过胡宗南这条梯子往上爬。偏偏胡宗南也是个眼高于顶、野心勃勃的人。胡宗南也想从“西北王”升格为一方大佬,所以早早在地各个领域布局,尤其是各方都十分看重的情报圈,他在西北军中的情报线,绝不允许军统、中统插手,就连戴笠给他推荐来的情报人员,他都摒弃不用。

所以两人之间的关系不免掺杂了一些利益诉求,以及互相提防。

戴笠把叶霞翟送给胡宗南就是出于这个考虑,希望叶以后能充当一个红颜卧底,左右胡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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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事情出了点意外,叶霞翟虽系女流,而且和戴笠还有点不干不净的关系,却也有点一女不事二夫的操守。戴笠把她当礼物送给胡宗南,她十分生气。去美国读书时,有意不和戴笠联系。尤其是戴笠十分看重的叶、胡之间的书信,他想从中获取一些机密消息,但叶霞翟不给戴笠看,弄得戴笠十分恼火,一度威胁要断绝叶霞翟的学费供应。

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叶霞翟大概想通了,和戴笠对着干不会有好果子吃,又慢慢和戴笠改善了关系。

党国大佬之间互相玩美人计,这也太有损党格、有损形象。如果这桩黑曝光于世,且不说胡宗南会有多么生气,蒋介石也不会坐视不理,戴笠绝对会招来一场大祸。

唐纵在日记中记录这种毁灭级别的黑料,绝不是闲来一笔聊作谈资,绝对有其深刻的用心。

戴笠对宋子文的美人计同出一辙。

宋子文起初是经济圈大佬,后来又把持了外交界,是蒋介石与美国交往的核心人物,又兼是蒋介石的大舅哥,戴笠对其恭敬中带着巴结、互惠中带着跪舔,着实一副奴才像。但戴笠这人厉害就厉害在这儿,表面上固然是个哈巴狗,做出来的事却十分凌厉,纵使宋子文亦不敢对其小看。

起初宋子文根本看不上戴笠背地里打黑枪捅黑刀的人,认为他是下三滥。1931年7月27日,宋子文在上海火车站遭到刺杀,刺客是民国著名杀手王亚樵的手下。当时宋子文命大,自己没死,贴身秘书中枪死去。戴笠听说,马上派人追查刺客,锁定了王亚樵。

后来戴笠终于寻得一个机会,派杀手暗杀了王亚樵,为宋子文算是报了一箭之仇。

刺杀事件虽说针对得是蒋介石,但一向文质彬彬的宋子文也感受到威胁。对付杀手,光靠政治不行,必须得靠戴笠这种专业人士。于是宋子文屈尊纡贵,和戴笠论起了交情。戴笠更加投桃报李,向宋氏输送情报、提供保护。

据《唐纵日记》记载,戴笠对宋子文同样抱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戴笠在香港有一个姘头容氏,容氏生有一个十六岁的娇女,美色绝人。戴笠便秘密地把这个容氏之女送给宋子文,让其享受齐人之福。

唐纵在日记中阴阳怪气地说:“容太太是戴笠的姘头,如果容小姐得了宠,岂非妙喻吕不韦?”

戴笠这一手段同样也是见不得光的。当时社会上早已不许纳妾,尤其是国民党高层,蒋介石一概不允许。即使有纳妾的,也是暗地里操作,不敢公之于众。戴笠送女人给宋子文,摆明是要把他拉下水。

唐纵记下这段黑料,有朝一日如果想用,那也是能置戴笠于万劫不复之地的。

有人不免要问,唐纵到底也戴笠有多大仇,为何要记他这些黑材料呢?

三、唐纵与戴笠斗法

戴笠和唐纵两人之间,起初并没有根本利益冲突,盖因当时复兴社特务处的架子不大、权力不大,一共就蜗牛角那样的盘子,再折腾也多不了几粒米,两人还能相安无事。

但唐纵内心深处对特务、情报工作不怎么感兴趣,毕竟业务面太窄,与主流的军政领域相差甚远。

1934年背锅事件后,唐纵被免去职务,他本想借机离开军统,正好有一个驻德武官助理(其实也是情报官员)的机会,唐纵想去,蒋介石也有意向让他去。但戴笠用惯了唐纵,不想让他去,硬是拖了半年才放人。这件事发生在1936年。

唐纵在德国干了将近两年,回国之际又有人保荐他到参谋本部第二处处长,唐纵更加高兴,希望一举跃出军统(当时特务处已改组为军统局),不料戴笠又坏了唐纵的好事。

唐纵在1938年3月8日的日记中愤愤地记载:

“魏大铭为我向戴请求保我为参谋本部第二处处长,戴表示我的资格不够。我听了之后,甚为愤慨。假如我再如从前那样干下去,将来资格更成了问题。戴把我看成对外不行、对内必须,他看我是生成的秘书人材,永远替他做内勤的。”

有道是,断人财路,如要人性命。

唐纵的本意是要借此机会正式步入军界,日后也过一过带兵的瘾,但戴笠横加干涉,几乎断绝了他的仕途之望,唐纵从此对戴笠恨上了。

唐纵此后在军统更加小心,本来就沉默寡言,这样一来话就更少了。

谁都看得出来,唐纵和戴笠的关系一天天恶化了,表面上你好我好大家好,都是好兄弟,背地里都互相咬碎钢牙。

若是一直维持这样的局面,或许军统局至少能保证形式的和平,谁料蒋介石的一番操作,打破了军统敏感的平衡。

什么操作呢?设立侍从室。

蒋介石在全面抗战开始前,一直致力于削藩,把几大军阀消灭的消灭、拉拢的拉拢,好歹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但“七七事变”后,各地军阀借抗战之机,重新玩起了闭关自守,像阎锡山、李宗仁、傅作义等,乃至韩复榘、马步芳这种不入流的货色都各霸一省。

同时,汪精卫叛变投敌,造成国民党派系大分裂。蒋介石痛感政府部门和国民党组织涣散,权力不能集中,于是忽生一念,建立了侍从室,侍从室下设四个处,直接处理政治、军事、经济、人事、党务、情报等核心业务。

这种机构有点类似于清朝的军机处,侍从室的官员品级不高,但直接掌管核心事务,就像蒋介石的化身一样把各个核心领域的权力抓起来,防止被别人占有。

建立这样一个机构,自然需要十分可靠的人。侍从室第一处分了六个组,第六组主管情报,蒋介石选中了唐纵来当情报组长,并提拔他为少将。

戴笠这次不敢再阻拦,你有多大胆子,敢和委座争人。

唐纵终于实现鱼跃龙门的理想,挣脱了军统局对他的束缚。

戴笠对唐纵的态度马上转变,派其心腹沈醉连连向唐纵示好,每月都携带大批钱物送给唐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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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老者即晚年沈醉,另有一位影视名人,能看出来是谁吗

唐纵是个好面子的人,从不当面对沈醉说要什么,而是让沈醉去问他妻子有什么急用的。沈醉虽也有心机,但行事素来十分果断,不遮遮掩掩,对唐纵这种既当又立的作派看不上,但表面上仍然装的十分礼貌,对唐家的需求有求必应。

唐纵呢?收了戴笠的好处,也不说他的好话。

他在日记中说道:“该局的经费,据说每月亏空千万元。但戴笠并不以此而着急,他是生财有道。生财的方法有四:一是买卖外汇黑市,二是货运局匀补,三是抢运物资弥补,四是伪钞。”

拿人钱财,背地里还阴损人,甚至记录人家的罪证,唐纵对戴笠的怨念,已经远远超出性格、作风方面的差异,而上升到政治打击的高度。

幸亏戴笠死得早,否则这些日记放出来,可够戴笠瞧的。

戴笠送这些钱也不是白送的,而是要唐纵在蒋介石面前说好话、搞小动作。

尤其是搞小动作。

当时蒋介石手下有四个机构管情报,中统,军统,国防部二厅,宪兵特务处。

中统主管党务和对中共的情报,国防部侧重对日军事情报,宪兵情报主要是治安方面,军统对敌伪做的工作更多一些,但军统在四大情报系统中势力最大、情报最多。戴笠想全面压倒其他三派,尤其是军统,他便要求唐纵向蒋介石递送各个机构的情报时,必须把军统的放最前面,好让蒋介石形成先入为主的印象,对军统加大信任。

唐纵这时对戴笠已经十分反感,不愿意干这些事。有一次军统因为检查水陆交通事宜,与宪兵特务处狗咬狗,打了起来,双方都立即写了报告向蒋介石报告。

这种事基本上谁先报了谁占优势,沈醉受戴笠之托,请唐纵给军统运作先报。

唐纵事先知道了这事,故意把沈醉晾了两个多小时才去见他。等沈醉提起这事,唐纵板着脸说:“我怎么能这么明显地袒护一方?第六组又不是我一人能包办的。”

沈醉一听很生气,站起来就走。

唐纵连忙说道:“你回去告诉戴先生,他叮嘱的事我一定照他的意思想办法,别的话不要说了。”

沈醉气呼呼地回去,把原话照转戴笠。戴笠沉默半晌,幽幽地说:“唐先生有他的困难,不能勉强他。”

四、唐纵对军统绝情

唐纵到蒋介石身边后,就把全部精力用在了讨好蒋介石上,尤其是写日记。蒋介石爱写日记是出了名的,唐纵从1927年进入黄埔军校后开始写日记,大概也是受了当时风气影响。

他早期的日记都是偏于记录自己的生活感受,到1931年后才大量加入对政治、时事的思考。

到蒋介石身边后,日记已经不成其为日记,几乎成了政论集,天天写的都是对时事、政治、重要人物的看法。

这一习惯的加强,从一件小事开始。

抗战期间,有一次蒋介石到贵州考察事务,问起某年某天的天气,在场大小官员谁都答不上来。只有唐纵想起那天他记了日记,赶忙拿出本子查阅,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非常高兴,当众夸奖唐纵有心。

到外地考察为何还随身带日记本?这事一点也不奇怪。沈醉在一次给唐家送钱物时,和唐纵夫人闲聊起唐纵的日记本,问夫人看过没有。夫人忽然大发牢骚:“他的日记谁也不许看,我和他结婚十多年,多次想看看他写的什么日记,为他吵了好几回。”

为何对妻子也保密?大概其中记录的政治要人的丑闻和黑材料太多,这种黑材料又自带八卦属性,怕妻子看了去和别人谈论,引起巨大的麻烦。

唐纵凭借他的小心和灵活,逐渐取得了蒋介石深度信任。1946年2月,唐纵居然升任为内政部次长,成了政界要员。

由于他还身兼军统局帮办,军统的大小特务们一度还因为这件事弹冠相庆,军统终于也出了个大官。有的人跑来起哄说,请唐纵帮大家活动活动,也去省、县政府谋一个肥差。唐纵却绝情地说:“以后军统的事务会更忙,我向戴先生要人,恐怕他还不会给我呢。”特务们碰了个钉子,再也不敢提这种请求。

戴笠对此漠然视之。

此时两人关系已经无法弥合了。

1946年3月戴笠飞机失事摔死,沈醉找唐纵报告事情经过,唐纵全程面色冷漠,如同听一个陌生人的死讯。沈察颜观色,匆匆结束了汇报。唐纵淡淡地说:“人死了,难过也没用。”沈醉瞠目结舌。

戴笠死后军统局改组,郑介民、毛人凤争当局长,唐纵则远走高飞,不再踩军统这摊烂泥潭,出任警察总署署长,从此与军统不再有一毛钱关系。

至于他记的那本长达20年的日记,在1946年也不再“更新”,似乎唐纵已经志得意满,不需要用日记为自己能打造人设了。

1949年初,唐纵在悽风冷雨中逃离南京,慌乱之中日记本丢失,曾经对妻子都秘而不宣的日记,毫无遮拦地被公之于世。唐纵精心打造的人设,也原模原样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不过人们并没有从中看到所谓的能臣干将的模样,而是一个工于心计、狡黠绝情的政治俗人。

这怕是唐纵及身之年,预料不到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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