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作为学校心理危机干预的重要渠道，高校心理咨询中心免费提供咨询服务，是很多学生的第一选择。但咨询中心的老师们经常要面临抉择：保护来访者隐私还是上报危机风险。当得知自己的隐私会被“半实名”分享在日常工作会上、被告知辅导员和家长后，一些面临心理问题的学生们在咨询室门外徘徊。 文|魏荣欢 编辑|王一然 木质茶盘，白瓷茶杯，一组淡草绿色沙发半环着茶几，大学女生崔潇潇侧身窝在长沙发里，旁边坐着三十出头的女心理咨询师，大眼睛专注盯着她，声音平缓温和。乳白色雕花屏风刚好把沙发和门隔开——此时如果有人走进房间，看不到沙发上的崔潇潇，这个暂时密闭的小空间让她感觉安心放松。 “所有讲话的内容都不会透露出去。”咨询师告诉崔潇潇。她开始倾诉自己的苦恼，考试、失恋、家庭变故……这些是导致她近期记忆力明显衰退的压力源。咨询师显得很专业，边听边在本子上记录，画成类似思维导图的样子，崔潇潇更放心了。 但40分钟后，这些秘密被她母亲尽数知道，以沟通帮助的名义。 很多学生曾跟她一样，走进高校心理咨询室主动敞开自己，想寻求专业的帮助。一所拥有6万学生的双一流院校每年咨询量能达到5000人。每年中旬的毕业季和年末考试季是咨询高峰期。据一所南方高校心理咨询中心负责人统计，大一新生占到咨询量的20%，基本都关于学校适应问题；而人际关系贯穿所有年级，包括跟室友相处、谈恋爱、亲子关系、师生关系等等。 迫于昂贵的诊疗费，很多学生第一次都会选择学校的免费咨询中心。崔潇潇在一所沿海大学材料学专业读大三，当地正规心理咨询一小时800元，一个疗程10次下来就要8000块，“顶我一年的学费！”崔潇潇说，资金压力之下，即使状态很差，也没考虑花这个钱，对她来说，学校咨询是成本最低，最容易获取到的帮助。 但他们没想到，即使签了保密协议，那些隐私还是被“半实名”分享在日常工作会上、录入危机管理数据库中。据一位咨询师提供的“保密协议”条款显示：当来访者有自杀自伤或伤害他人的危险时，咨询老师有权联系来访学生的监护人或通知所在学院——这种判断受咨询中心行政职能的影响，有时会格外谨慎，甚至在学生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破“保密协议”，这让一些学生感到背叛和被抛弃。 “大学生心理健康日”来临之际，河北一所高校学生在体验心理沙盘游戏。 连前台都知道了 工科女生赵明月刚读研时，十分信任学校的咨询中心和老师，“校内的机构要比社会上的心理咨询机构要更加严谨靠谱。”她说。更何况，她所就读的学校心理系是全国一流的。但这种信任在一次临时增加的咨询后彻底破裂。 2018年，赵明月有次感到快被负面情绪吞没，急需咨询师帮助，去学校的咨询中心申请临时增加了一次咨询，她记得，结束后，咨询师的语气有些抱怨：“你知道你这样给我们带来多大的麻烦吗？” “我们？”赵明月一下子愣住了。追问下，咨询师才告诉她，为了互相分享经验、互相帮助支持，咨询中心每周内部会开督导会议，分享讨论案例和经验。令赵明月更吃惊的是，参会人员还包括两名毫无专业背景的中心前台。 “我的隐私被前台都知道了！”赵明月情绪失控，拿起沙发上的枕头，用力砸到咨询室墙上。 那时赵明月已经在学校咨询中心做了两年多咨询。每周前去咨询的学生数量有限，像她一样时间久的更是少之又少。就算隐去姓名，只要透露咨询时长，对于中心内部的人来说，很容易就能定位到她本人。 这种督导制度她之前完全不知道。咨询前，她曾签下保密协议，以为它能“保护自己的秘密不被外传”。按照协议规定，除非有法律要求，或学生有自杀自伤、杀人伤人风险，才会启动保密例外，让院系辅导员或者家长知晓。 得知自己成了“透明人”后一两周，赵明月以非来访者的身份回到咨询室，想知道自己的隐私究竟被泄露到什么程度，她越想越瘆得慌。咨询师解释，督导会分两种，一种是七八个人参与的中心内部督导，主要是专职咨询师和工作人员；更大范围的包括兼职咨询师们，一共30人左右。案例在分享时是半实名的。 她还意外得知了两年多前的一个“秘密”：研究生刚入学时，她就给咨询中心发过一封邮件，提议“公布一份最新的全国自杀干预热线，更新一下那些打不通的热线”。没等到回复，她干脆自己一个个打过去尝试，整理了一份有效的自杀干预热线名单，发给咨询中心。“其实这件事情早就在内部督导会上讨论过。”咨询师说，当时大家通过邮件追踪到她，不过一致认为这是“无聊骚扰”，没再理会。 类似的督导会上，学生们的特殊动态也会被分享。大学女生陆学茵曾有抑郁倾向，大三下半学期，她在学校做完咨询后一周，辅导员突然通知她必须去医院检查，陆学茵有些诧异，但还是听话地去了。检查结果是中度抑郁。 这激起了学院上下的紧张，即使陆学茵从不伤人、自残，也没有轻生念头，辅导员还是问她：“考不考虑休学？”她拒绝了。但每晚团支书都会到寝室去查看她的情况，再汇报给辅导员，其余时候则由寝室长“关注动态”。学校咨询中心再没联系过她，她找了校外的咨询师，每周都离校去治疗。但她一离开校园就让学院极为不安，学院给出两个方案：要么找家长陪读，要么不出校门并签一份“免责协议”。否则就劝退。 她选择了不出校门，治疗中断，她的睡眠质量也严重下降，每天晚睡早起，有时就躲在学校池塘边的角落发呆。“我能理解学校规定，老师同学也很负责没恶意。”陆学茵说，一想到自己当初主动找辅导员倾诉，如实填写心理测量表，就有种背叛与抛弃感灼烧着她。 双重身份 事实上，在高校心理咨询中心，咨询师们分为专职和兼职：咨询中心隶属于学工部，新生开学、迎新大会、军训等学生工作都需要专职咨询师全员参与，此外，还有大堆文书报告、日常会议，“行政占了太多精力和时间”，专职咨询师肖莉感到无奈。 她本硕都是临床心理学，因为热爱专业成为南方一所高校的心理咨询中心专职老师。2018年，她刚来这所学校时，发现连她在内的专职咨询师只有5位，兼职咨询师有30多位，包括各学院的心理辅导员，和校外聘的兼职咨询师，报酬每小时7、80元，比咨询机构的最低咨询费还要少一半。肖莉介绍，在没有心理学专业的学校，这是普遍现象。 咨询师和行政职员的双重身份，让他们在是否上报来访者隐私这个问题上，产生摇摆。 一位还在读本科的男学生曾是肖莉的来访者，三年前因为失恋，他整夜坐在顶楼天台上喝酒。这可以被解读为有自杀风险的行为，“如果从楼上掉下去怎么办？”肖莉担心学生出事，咨询中心也鼓励发现情况及时上报，但她还是选择了沉默，继续观察学生情况，运用专业咨询的技能去尽量帮助安抚学生：把咨询周期缩短为3、4天，还跟他约定，每天早上九点要给咨询前台打电话报平安。 “如果超过十分钟没有接到电话，我就会上报学院。”肖莉说。 男孩接受了约定，在接下来的几周，每天按时打电话过去。“他知道我选择信任他要承担的风险，如果他出事，可能会对我的职业生涯产生很大影响。”肖莉说。过了一个月，他的情绪平稳下来，风险解除了。 另一位咨询师曾遇到过一个抑郁症的学生，她不愿破坏跟学生好不容易建立起的信任，没有上报。“当你真的关心他们，他们能感觉到”。 但也有咨询师在学生第一次咨询后就通知辅导员。一位咨询师比较谨慎。虽然学生没有自杀倾向，但她从问卷量表中看到了抑郁倾向，出自于担心学生安危的考量，在做了一次咨询后就突破保密协议上报了学院。 在一所南方一本高校心理咨询中心年度统计中，专职咨询师的咨询大多停留在2、3次，最多不会超过5次。“听他们（学生）聊聊，主要是判断一下有没有问题”，咨询师肖莉说，很多人只是为了筛查后，尽快上报给学校和通知家长就医。 行政工作和咨询冲突时，专职咨询师很难跳脱出职员角色。有次肖莉接到通知，去参加一个临时会议，要取消提前一周定好的咨询预约。她推脱不开，只好事后跟学生道歉，重新改约时间。后来，她发现领导甚至会跳过咨询师直接取消掉预约，让咨询师去办自己安排的事。这和肖莉内心的咨询伦理很冲突，有时候会困惑“自己究竟在做什么”，以至于别人问起她的职业，她直接回答“是学校的行政人员”。 僵化的行政体制消耗着专职咨询师的热情。无论咨询量怎么变，工资是恒定的。晋升与咨询工作不挂钩，他们和其他教职员工一样需要申请课题、发表论文。 咨询中心吸引来的校外咨询师，大多是半路出家的新手。毛梵今年30多岁，在两家高校兼职做咨询师。她以前在企业上班，孕期出现情绪问题接触心理咨询，干脆辞职去参加了一个为期一年半的精神分析疗法培训。2014年，她跟朋友合伙开了心理工作室。三年只接了不到10个案例。她决定到大学里兼职，积累案例和经验，还能得到督导和培训。 虽然胜任力有待提高，但没有教职工与咨询师双重身份影响，兼职咨询师往往更有热情。毛梵每遇到学生取消预约，都会确认“学生的情绪好不好，有没有说取消原因，是不是临时取消，定好下次时间了没”，要是不够清楚，她会叫助理再打电话过去确认一下，顺便判断学生的精神状态。有时学生取消预约的原因是换到了其他咨询师那里，毛梵反倒放下心来，“跟我不太匹配，可以找别的老师，安全就行。” 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研究中心桑志芹教授在课堂内“接听”电话，模拟、剖析校园危机事件的过程和处置方法。 系统之外的盲区 为了防止学生在校内发生意外，一张越来越密的风险防控网被编织开来。公开资料阐述，目前各大高校都构建了三级网络心理健康教育体系，主要由学校心理咨询中心、学院心理辅导站和班级互助团体共同组成。一旦出事，学校会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调查，涉事学院也会受到处罚，无缘年终奖评优。 清明前夕，肖莉所在高校的一个大三男生毫无征兆地自杀了。学校立马要求他们每晚值班做咨询，辅导员早晚各查一次寝室的学生安全，工作时间从早七点半到晚上十点半，还要掌握所带年级每位学生的基本情况，开大会随时会被要求默写下来。 排查时，有的学生很机敏：“是不是出事了？”辅导员安抚说：“快放假了多看看你们，别想太多”。 系统常常奏效。2019年，一个大二女生在寝室用水果刀割腕，被舍友发现报告给辅导员，学院立即联系咨询中心为她做评估。女孩在咨询师的建议下去了医院治疗。 据媒体报道，去年疫情期间，一所北方沿海大学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的咨询师在轮值夜里，发现一条留言：觉得生活毫无意义，还不如早点死去。咨询师立即联系到学生，进行危机干预，让他放下自杀念头。之后这个学生再次留言感谢：“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和别人讨论我的痛苦，感觉有一束光照进了我内心的那片黑，感谢老师。” 2015年，上海金融学院成立“留学生心理咨询工作室”，专门对留学生开展心理咨询和辅导。 但心理干预系统依然存在着无法触及的盲区。曾有名学习拔尖的学生干部，平时跟同学们嘻嘻哈哈，和家人都没怎么吵过架，心理量表上看起来也正常。但去年，在保送读研的暑假，她上吊自杀了。学院和咨询中心的老师们觉得震惊——女孩天天跟老师们相处在一起，谁都没有觉出异常。甚至自杀前一天，她还在学校做实验。“如果发现有问题，我们就会把工作做在前面”，一位接触过死者的老师谈道，“但是她就是从头到尾没有进入过我们的视野”。 还有些学生决意伪装，“怎么健康怎么填，不然就是给自己找事儿。”一条关于“大学心理咨询室能去吗？”的知乎回答获得了2200多个赞同。他们通常经历过糟糕的咨询。一位女生在学校做了咨询后，被班主任当众调侃“你是不是抑郁啊？为什么别人都没有你这么矫情？”还叫同学们多关心她，因为她“心理有问题”。 让系统失效的还有家长的不理解。很多家长向咨询师保证“我的孩子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一名高校咨询师说：“他们真的不了解孩子，但有种迷之自信”。她回忆，有的家长即使看到医院诊断书也认为是“搞错了”，觉得“孩子没精神不愿去上学就是懒惰”。 有的家长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或体面的工作，他们最难承认孩子得了心理疾病。一对父母都是校长，说话强势，女儿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有严重自杀倾向，必须及时到医院治疗，但他们坚持这是“同性恋爱受阻造成的心理压力”，不是精神问题。“给孩子换个国外的学校就好了。”与咨询师的40分钟沟通中，他们只让咨询师讲了一句自我介绍。 去年疫情期间，为了赶工，读大三的崔潇潇每晚修改论文到3、4点。早上6点多没起床，母亲就会踢开卧室门，大声责骂：“什么都不干，就知道睡觉！”要是发现锁了门更生气，要求她开着门睡觉。母亲从学校咨询师那里得知女儿早恋和对自己的不满后，两人的矛盾加剧了。那一个月里，崔潇潇每天只睡两小时，精神有些崩溃。有天她走到落地窗前望了望下面，有一种想跳下去的冲动。她害怕了。 她只能再次向学校里的咨询中心求助。由于被泄密过，这次她特意去网上查相关课程和文献，选择了一位看起来更专业的咨询师。 这次咨询很有效。咨询师说：“你内心的创伤来自妈妈，但妈妈心里也有创伤，是妈妈的妈妈给的。”她教崔潇潇一个办法，去探索自己的内心，明白如何汲取心灵营养去自救。 但关于那次自杀的念头崔潇潇还是没敢讲，因为咨询师是学校心理系老师，“如果讲出来，一定会报告给学校的。”她笃定道。她始终不敢让舍友知道自己去做咨询，因为她们曾讨论“抑郁症女孩很古怪”。她希望有天心理咨询能纳入医保，学生们直接到医院建档问诊，完全能够剥离学校的行政属性，“像去看感冒一样大大方方去咨询。”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 
发表于 2021-4-13 10:46: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