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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的怀念(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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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2-6 18:34:2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深切的怀念(散文)      李 石
我的大表哥,小名石山,书名蒋厚荣、蒋敏科。2009年春暖花开时节走了。十多年来的许多白天黑夜,我都想念他。
我母亲没有兄弟姐妹,因而我也就没有舅表和姨表;伯父和父亲有两个妹妹,她们各有三个儿子。大表哥是我家大姑妈的长子,比我这位外家老大还大3岁,因而我们这些舅表、姑表弟兄们,都跟着我叫他“大表哥”。
大表哥家住在离我家只一里路的田庄屋。他从小就常与我兄弟们来往,在很多方面从不自觉到自觉地为我们做表率。特别是我,从当初到如今,多用他的一举一动做标准,用来要求自己,衡量自己,总觉得他不但是关心自己的好兄长,也是自己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
前不久,大表嫂过世,我把他们的老六请来,叙谈中,我特地向他谈到他父亲生前以下几件小事——
一、他是一个绝对服从革命需要的人。
他出生于1934年元月,因为家庭贫困,只高小毕业,其后虽然读了一两年书塾,也只断断续读。至于参加革命工作长短,在本区域很少能有人与他同日而语。
1950年春,他到乡政府当差;1951年秋,被要去当村小教师;1952年春,调区营业所当出纳,后当会计。到得1969年,上级号召“大办农业”,被安排到条件最差的台凡市公社当秘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上人手不够,将他调到县民政局当职员。又其后,干部要“四化”了,他只得被要到县人 深切的怀念(散文)大当办事员。到得1994年,他的头衔还是一个“办事员”。在这四十又三个年头里的每日每夜里,他都认认真真地做人,默默无闻地工作,很少休假,更没有违反纪律或犯错误。退下来后,有人有意无意取笑他是“原级干部”“员级干部”,他却不厌其烦解释说:“一个贫苦农民的孩子,能够这样,就应该心满意足了。”
二、他是一个经常多为别人着想的人。
他原娶的大表嫂是个童养媳。那时他家四世同堂,共13口人开饭,而他却被安排到在离家50里外的鹿马桥营业所当出纳,交通不便,好几个月难得回来一次,而家里的打柴、挑水、供饭菜、招扶老人、张罗洗嗮,多由她一个人承担。他看在眼里,忍在心里,最后不得不向母亲提议:“放她一条生路吧。”我家大姑是个七岁就没了父亲的苦出身,很支持他的提议,将她退回。在她离去的那天早上,他和母亲再三叮嘱她说:“现在提倡自由婚姻,你千万不要再找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就这事,那位大表嫂到了晚年,还一直感激他母子两个。
1980年,他已被调到了县民政局,虽不是局长副局长,却要暂时主管全局工作。某天,上级分他们局里两个子女转正的指标,他觉得自己家里虽有六个子女,而且已有两个高中毕业,按政策应该可以安排一个,可他却想:自己入党不久,应该有点境界,于是没有提出要求。一段时间以后,单位又下达一个指标,按政策,他的大女儿应该无所挑剔。可他却将那个指标让给了一个因公负伤的老同志。如是,到得他退休时,他仍然还只有他的老六由毕业学校分配拿着个“铁饭碗“。
1984年以后,他已经调到了县人大,分在后勤部门。因为杂事太多,不久就病倒了。等到恢复过来,县里决定宣传他的优秀事迹。我受命去采访他。他说:“比起很多人来,我这些都不值得写。你也不要写了!“我知道他的个性,只好请求作罢。
三、他是一个特别勤奋而又十分节俭的人。
说他特别勤奋。四十多年来,无论他在哪个部门或哪个单位,每天早起晚睡的人就有他。他读过的古文,无论是《幼学》或《四书》《五经》,有些文章到退休后还能背诵;他的毛笔字越练越精,人都称他“东安一支笔”,离去前还担任着县书法家协副主席。人们多会承认,他后来之所以被要到县人大,很大因素,就是他的书写功夫能多快好省,只是有时和简化汉字闹别扭。至于珠算,他的左右手都可同时飞快拨弄两只算盘,而且很少出差错。有人说,要是那时有人给报这项“吉尼斯”,一定会有不小把握。
说他十分节俭。一方面他家只表嫂一个劳动力,6个孩子要生活,要读书,他两口子还要养父母,要应酬六亲九眷,更重要的是他从小就养成了节俭的习惯。我大姑妈在他刚参加工作时给他做的一双好点的灯心绒布鞋,他到退休时还留在鞋架上。我劝他不必太节省,他竟背诵起孟郊的《游子吟》 来,把我都读得流泪了。再说,他一向烟瘾很重,原抽最便宜的“香零山”,调到公社当秘书后,长年都是“喇叭筒”;有段时间烟叶贵,他就偷偷地掺些干梧桐叶子,还叮嘱大表嫂要保密。至于其他挥霍浪费,他就从来不沾边。可他在退休时,却刻意把母亲、舅妈和姨妈都接到他住的地方去,留他们在那里住了半个月,说是让她们也享受一下住新县城的清福。
要说我和他的相处,更要让我深受感动。
1952年秋,我考上离家60多华里的零陵二中,每期除了交学杂书籍费,身上从没一分钱。他从小镇营业所给我写信,每次都在信封里装上8分钱邮票让我写回信用。有一次,我在回信中,将“登攀”的“攀”下面的“手”错写做“干”,他就在其后的来信中严肃地批评我,说家里这么苦苦蒂蒂送我到府里(当时人称零陵县城为“府里”)读书,写字竟这么不认真。信后面特地告诉我:“攀”,就是用大手在布满荆棘的树林中向上爬行,不要怕痛,不要怕苦,不要怕麻烦。读书就该这样,做人也该这样。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上,而且成为永远鞭策我吃苦的动力。
1958年6月,我从就读学校被“运动”了回来,父亲一气之下走了。我22岁,上有祖母和母亲,下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除了六神无主,也很悲观失望。是他从小镇请假回来,顶着星星走进我那门可罗雀的大门。除了说些安慰话,就叫我要正视现实,把家里和个人的事都处理好。最后,特意送我一本《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和一本《农作物种植技术》。言下之意,就是要我振作起来,把家人养活。说实话,那两本书的大多内容我早就看过,当时也不太感兴趣。可后来一回忆,它们对于我认识的提高,还是起了不小作用的。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他从30里外的台凡市公社特地赶到我教书的学校,还带了一瓶小酒。他告诉我,党中央决定对过去整错了的人进行平反。他到时已是下午六点多。当晚,我俩就抵足而眠,无话不说。天亮时,他走了,说他要去民政局上班了,有事可与他联系。还嘱咐说,他要在供销社代班的大女儿代他请我吃饭,慰问我。那些天,我特别兴奋,流了许多热泪。后来我常想,要不是对我过分关心,他能这样自讨苦吃?
1990年我家正30岁的六弟走了,弟媳要改嫁,两个1到5岁的孩子生计眼看成了大问题。他知情后,就给我打来电话,说对这两个孩子的抚养要算他一个。我把这事转告伯母和兄弟们,全家都很感动,除了执意谢绝,再也不评头品足了。
1994年秋天,他退休了,凑钱在县城买了一套简易住房。我退休后,上城就去看他,见他常在家里写毛笔字,有的是广告,有的是对联,有的是小商小贩的小门牌。我笑着问他:“您还想赚钱?”表嫂代他回答:“赚钱?——那点养老金差点都赔到这些纸墨笔砚里了!”他听了,只尴尬地看着那些奖状笑笑。
2008年9月,我听到他的病况特地从长沙回去看她。他并不知道他害了什么病,把我从小区小门送出来,说我的毛笔字也写得可以,要我也参加县里的书法家协会,顺便帮助他纠正那不习惯的简化字,我流泪了。
离去时,我告诉他家老六:“最后时刻还是要把他害的病告诉他。”老六默默地点了点头。那是我和他最后一次握手了。
为他的事,我曾写过一首小诗,说——
噩耗传来不胜寒,恰似茅舍折栋梁。往事续续入眼底,热泪滔滔下苍颜。谋生时节常指点,历左岁月共挂牵。而今兄竟作永诀,再有坎坷与谁扛?(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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