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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蒙冤者的沉默半生:曾物理第一立志考学,现为货车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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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15 11:53:2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摘要:昔日的少年不再年轻了。15年前瘦得皮包骨,后来长出肌肉,现在又胖了,小肚腩逐渐肥软。2005年,山东临沭二中校园奸杀案后,王广超的人生滑向了另一个方向。同桌张志超被认定“强奸”,判无期徒刑,他被当作“共犯”关押13个月后释放,直到今年才改判无罪。原本立志考学的少年,如今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在异乡以开货车为生。漫长岁月里,他从未向身边人吐露过往事,像在一个黑匣中,独自背负屈辱和愤恨,低着头沉默过活。
王广车开车时总塞着耳机。周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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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驾驶有一副耳机,最简单的手机随赠款,王广超一上车就戴上。哪怕同事跟车,一路也说不上几句话。白天他大多在路上度过,听书消磨时光。不听武侠玄幻,不听谈情说爱,而是听路遥、莫言、贾平凹。书里那些农村的故事,他听着像过年时老人在饭桌上讲的家乡旧闻,情节曲折离奇,但真实可靠。
窗外是繁忙的商路。每周六天,从宁波送货到上海,都要途经杭州湾跨海大桥——一座造价高到“用人民币堆起来的”海上桥梁。运海鲜的最多,其次是送新车的,再往后,就能排到王广超这样运零部件的货车。
日子再平凡不过。早晨8点上岗,各种型号的铁丝网罩,有的装箱,垒在木架上,有的包膜,摆上金属货架。9月21日这天,王广超装完货已过了10点。从厂区出发,经过初秋绿色的田野,很快就上了高速。
速度95码。六七年下来,右脚已经有了肌肉记忆,往油门一放,就是这个数字。去年他一共跑了287趟上海,路线不复杂,只有三个口子要拐。拐弯也成了肌肉记忆,偶尔分神错过也不碍事,下个路口再绕回来。不需要导航,浙江省的高速网线都装在他的头脑里。
车子一直行驶在中间车道,他觉得安全可靠,因为两边都有空间。他从不抢道,轻易不超车,很少按喇叭,连刹车都是缓慢的。变化的只有坐姿,平常像受检阅一样挺着背,坐久了趴在方向盘上,靠手肘调整方向。
只出过一次事故。六七年前的一个下午,回宁波路上,困乏间撞上拦路的水马,一连碰倒18个,人和车没事,赔了交警队快两万块钱。回到家他一直后怕,和妻子念叨,要是撞上了别的,可能已经没命了。
开得越久,就越胆小,路上经常看到车祸,车头夸张地扭曲。去年一个台风天,大桥应急车道上倒着两个集装箱,经过时他心里特别慌张,但只要客户需要,就得出车,车子晃得厉害,他就跟在其他车后面慢慢开,30多码,依旧戴着耳机。
耳机里是另一个世界。他尤其喜欢《红楼梦》,惊叹于人物判词的精妙,有的特意听过两遍,可惜还是没记住。只有一句话印象特别深,贾府遇难,评书先生说,“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王广超心里咯噔,这不就是他自己的人生么。
昔日的少年不再年轻了。15年前他瘦得皮包骨,后来长出肌肉,现在又胖了,小肚腩逐渐肥软。每日开车,皮肤晒得黝黑,特别是左手,比右手还黑一层。去年搬货,他被铁丝划了一长道口子,20公分的伤疤至今清晰地留在小臂上。身上再没有其他伤痕,15年前在看守所被扇肿的脸颊,螺丝刀刺痛的脚踝,电棍刺激的皮肤,早在岁月里愈合了伤口。
那年他高一,在山东就读临沭二中。2005年2月,同桌张志超被认定奸杀同级女生,被判无期徒刑,他被另一名学生指认为同谋,因“包庇”张志超被判三年,缓刑三年,在看守所关了13个月后释放。
人生就此滑向另一个方向。从看守所出来后,他就辍学了,生第一个孩子时才20岁。家里人安排的婚事,根本谈不上主见,因不满法定婚育年龄还交了罚款。
妻子叶婷只念过一年中专,就去上海打工,亲戚提到小伙子被冤枉进过看守所,女孩相信亲戚不会坑自己,只觉得王广超好可怜。叶婷个子不高,一张圆脸,样貌不算出众,但王广超见了就认可了,“至少配我可以”。
如今,32岁的王广超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11点45分,从宁波出发一个半小时后,他拐进服务区吃了个饭。一碗三鲜面,25块,浇头吃完了,面没吃几口。他说,看守所把他肠子饿细了,每天早上一碗清粥,正餐一个窝窝头,唯一的肉是偶尔漂浮在汤里的油渣。
除了吃饭、抽烟,他几乎不消费。脚上那双黑布鞋,15块钱网上买的。厂里门卫对他最深的印象就是小气,从不出去花钱,“三个孩子要养”。
两年前,为了孩子上学,他在老家山东临沭县贷款买了套商品房,115平米,42万,每个月还两千多。父亲在老家帮他带孩子,妻子在宁波做质检,每月加班二十几天,到手也就工资三千多。为三个孩子挣钱就是他现在生活全部的重心。
王广超和妻子在工厂宿舍。周航 摄
大儿子六年级,上学期考了全班第一。玩具,零食,什么都不要,只提过一个要求,问能不能买个手机。还问他知道“吃鸡”吗,同学都在玩,他没听说过。又问王者荣耀,这个他知道,“几个小人在里面打架”,但没玩过。他跟儿子说,要考上大学才给他买手机。
有时王广超会惦想,自己如果读了大学会怎样?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不会那么早结婚。今年,小儿子也满3周岁了,妻子觉得压力有些大,但王广超觉着还好,他相信未来的事总会有着落。他说的最多的就是“再说吧”,欠妻子一个结婚戒指,“再说吧”,孩子长大后的事,“再说吧”。
“车到山前必有路。”他开着车,眼睛盯着前方说。
到上海全程186公里,南方低矮的灌木丛不断从窗外掠过,跨海大桥仅有护栏的颜色在变化——为防止司机疲劳,由南到北漆成赤、橙、黄、绿、青、蓝、紫。王广超第一次见到大海就是在这里,隔着玻璃窗向外望,海水没有想象中的碧波荡漾,而是浑浊的,像裹了层泥沙。
2
如果时间可以回溯,王广超最愿意回到2005年2月12日那个中午,大年初四,日头晒得老高,他在屋里穿着棉袄,正和父亲煎饺子,警察还没有出现。
父亲念过高中,一心想要他上大学。第一次中考,他只进了一所普通高中,父亲让他复读,才考上临沭二中。 刚刚结束的分班考,他物理考了全班第一。那时候只知道要考大学,也不知道一本、二本、三本的区别,到现在他也不是特别清楚。
意外突如其来,警察把他带走时,他的父亲以为只是配合调查,直到儿子没回家才意识到问题严重。
王家在镇上条件原本还算不错,王父做苹果生意,经常去烟台拉货回来卖。儿子出事后,他在路上都不敢和熟人打招呼,低着头快速走过,“就跟乞丐一样。” 家里的小卖铺也低价转让商品,匆匆关了门。夫妻俩只是闷头种家里三亩地,一季小麦,一季花生。
刚开始的几个月,王广超在看守所里还想过出去后继续读书,但案件一拖再拖,他每天剥蒜,从早到晚,一天10公斤,拇指指甲掉了两次,就这么待了13个月,出来后再也没有读书的心气。 父亲也认命了,觉得儿子还背着罪名,肯定回不去高中了。
王广超从小就是内向、乖巧的男孩,甚至有些自卑。初三去县城复读,同学几乎都是城里的,没几个人像他一样住宿,同学去网吧打游戏,他也从不参与。
看守所的经历让他变得更加沉默。王父回忆,出来后王广超不再像以前那样还会笑,一天到晚都苦着一张脸。
从初中直接进入社会,年轻的男孩全靠家人出主意。他听从父亲建议去了技校学电机,回来后开了个维修铺子,修水泵。可是买一个新水泵才一两百块钱,修理哪能挣到钱?他又到宁波投奔舅舅,6万块买了辆二手货车,有4万都是借的。
最早,他在宁波小镇的十字路口拉散货,一排货车,贴块牌子“货车出租”,留下联系方式,就等着雇主上门。有时候一天去两趟上海,早上五六点就要起来搬货,晚上就睡在车里。夏天蚊子多,冬天风总是灌进来,两床被子都不顶事,冷得直哆嗦。
宁波小镇路口拉散货的货车。周航 摄
“总不能一辈子开车,不如去闯一闯。” 听妻子这样说,2017年初过完年,他又去了深圳,投奔在那里卖房子的表姐。
高楼遮天蔽日,看不见太阳,王广超在深圳第一次分不清东南西北。“眼不够用了”,太多事情超出他的理解。
他以为卖房就是在漂亮的大堂介绍沙盘,实际上一个大办公室,30多人同时在打电话。也不知道要穿西装,花几百块钱买了一套,穿了一年多,脏了就拿湿毛巾擦擦。第一次使电脑,输入客户反馈,“x先生没有买房意愿”,一根手指慢慢敲,碰到有购房意愿的,就拿个本子偷偷记下来。
中介所经理一年卖出好多房子,都是靠大学同学照顾生意,他没有任何人脉。干了一年,还是害怕打电话,每次开口都要在心里给自己打气,只能靠别人看不上的租单勉强生活。
相比卖二手房各种门门道道的“心累”,他更喜欢开车,虽然“身累”。他喜欢一个人跑在外面,只要送好货,不会有人管他。和律师、记者交谈,他总是不安地搓着双手,露出孩子般局促的眼神,但一坐上货车,属于山东男人的自信就回来了。
9月21日下午1点半,货车驶出高速,拐入上海松江一个工业园区,零部件将在这里组装,再销往世界各地。
他一摇手,门卫心领神会放行。这是一家德企,管理严格,厂区禁止吸烟,但车里是他自己的小天地,等叉车工的间隙,他盘起双腿,架在方向盘上,点上了一根烟,享受片刻的休憩时光。
到宁波前他不抽烟,卡车司机圈互相敬烟,抽着抽着也会了。只抽口味柔顺的细支香烟,十多块一包,一天半包。德企工厂有三个叉车工要打交道,他都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不然对方刁难起来,他就有的等了。和往常一样,打了电话后,没过十分钟,对方就开着叉车来卸货。
公司负责人觉得,他交际能力强,会递烟。但王广超说,主要是因为自己听话,对方有什么意见都会应着。对方卸货时,他跳出车厢,一直在旁边陪着,不时地搭把手,不像另一些司机闷头坐在驾驶室。
公司很满意王广超的工作。厂长沈明说,以前司机送完货,经常在服务区睡觉,拖沓到晚上拿加班费,更过分的,用公司的车拉私货。王广超不耽搁,总是准时回来。全厂一年近五千万产值,他送了快一半。
还在深圳打工的时候,原先拉散货认识的老板惦着他老实可靠,邀请他成为正式员工,年薪十万,交三险,待遇比以前的司机高一截。叶婷给他分析,深圳机遇多,但开货车更脚踏实地,一个在天上飘,一个在路上走。于是他回了宁波,结婚前他听家里的,结婚后就听老婆的。
厂里上百员工,七成来自外地,沈明跟很多外地员工没法同住,他喜欢安静,而外地人爱喝酒,好热闹。王广超不一样,躺在床上下军棋也会关掉声音。每晚,沈明一熄灯,王广超就睡下了。小伙子还很懂礼貌,有时候两个人出去吃饭,他抢着把单买了。
有一次,沈明看到王广超在宿舍看书,特别诧异,这么多年,外来打工者来来往往,他从没见过有谁拿起书本的,“何况一个开车的”。
其实王广超只买过这一次书,网上说30岁必看的四本,《狼道》《鬼谷子》《人性的弱点》《墨菲定律》,翻了几页,也没看进去。
沈明专门问他什么学历,王广超只说初中毕业,一点没提高中的事。走出看守所后的漫长岁月里,他从未向身边人吐露过往事,像在一个黑匣中,独自背负屈辱和愤恨,低着头沉默过活。
踏实、安静、话不多是同事对他的一致印象。王广超几乎不和陌生人说话,跟家里都很少联系,“没什么好说的”。这两年忙重审的事,王广超频繁向沈明请假,也不说理由,直到案件终审,才道出原委。沈明觉得不可思议,这件事超出了他对社会阴暗面的想象,“怎么电影里的事情,一下子踹到我眼前来了。”
冤案平反的新闻占领各大客户端头条后,王广超收到很多同事的微信——“是你?”
王广超(左二)和张志超(右三)与他们的代理律师合影。北京大禹律师事务所供图
3
王广超并不是没有抗争过。在看守所,他多次翻供,对检察院喊过冤,但都没有结果。要求见律师,律师来了告诉他,认了罪,判个缓刑,开完庭就能出来。那时他也不懂“缓刑”的含义。后来才知道,每次见律师,还要再多给200块钱。
出来后有一段时间,王广超睡觉总是惊醒,因为在里面半夜要站岗。但这样的生物钟大概延续了多久,他已经记不清了。15年过去,往事已像镜子的碎片,很多细节难以拼凑。
只有那些情绪是刻骨的。最开始是疑虑:如果真是张志超做的,女生失踪到尸体被发现过去了一个月,他怎么会在一个月里没有任何反常?同时又丝毫不敢怀疑,警察会抓错人。
后来是恨意:张志超害了自己,让最好的朋友无缘无故被关一年多。2012年,张志超的母亲找到他,哭着说儿子被冤枉时,他根本没法冷静,不听辩解,愤怒地赶走了这个曾经给自己带过饺子吃的阿姨。
再后来,他接受了命运。母亲说从古至今,哪个庙里没有冤死的鬼,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办法?他也就这样想了。
2013年,张志超的母亲再次找上门诉说冤情,王广超将信将疑。他和父亲通了个电话,无奈地说,如果真是冤枉,“那也没办法了”。叶婷记得,那段时间丈夫经常回忆往事,诉说15岁那年遭遇的非人道对待,叶婷听着都起鸡皮疙瘩,打断丈夫让他不要再想了。
自从被冤枉进过看守所,王广超就变得胆小。在宁波的工厂里,他并没有相交很深的朋友,要是从上海回来得早,会和同事约着打几局台球。球风也很保守,从不大力出杆,擅长轻推,同事调侃没吃饱饭,他也从不反驳。
沈明觉得,王广超的谨慎多少和那段经历有关,一个少年,遭受那样的刑讯逼供,换谁都会绝望无助,自此小心翼翼,生怕再次撞上不幸。
年初在重审法庭上,再次见到张志超,王广超一下子没认出来——胖乎乎的圆脸同桌此刻消瘦得像一个陌生人。重获清白那天,两人在法院附近的宾馆同住了一晚,他发现曾经爱笑的张志超比自己还沉默,甚至有些木讷。第二天醒来,张志超把酒店的被子叠成了豆腐块,王广超突然心酸,“没有人告诉他酒店不用这样。”
2020年初,宣判无罪当天,王广超和张志超在法院门口相拥而泣。北京大禹律师事务所供图
那几天,王广超也去祭奠了爷爷,父亲一边烧纸,一边哭得站不起来,跪在地上,隔着另一个世界告慰老人,“事情查出来,你孙子不是劳改犯了。”
不过,对于案件的困惑依旧存在。当年有一个重要证人,同级男生王绪波,曾供述听到女生尖叫,还称在女生尸体所在的洗刷间前见到了张志超和王广超。15年里,王广超从没试图找过王绪波,觉得找不到,也不敢找,“万一说私闯民宅什么再抓进去”。
也很少谈及此人。只有一次,他趁着酒劲说, “这个人肯定有问题”,言语间难得提高了音调,“为什么听到女孩尖叫却不报告老师,而是在发现尸体那天才突然开口指认?” 但也仅此为止,推动案件的重新调查不在能力范围内,他不再多想。
他更多的是后怕——如果当年和张志超角色互换,自己可能会坐一辈子监狱,母亲连字都不识,从没出过远门,肯定做不到张妈妈那样坚韧地上诉。
现在他们偶尔微信联系,都是王广超主动,简单聊上几句。而除了张志超,王广超连一个高中同学名字都想不起来。初中同学建了微信群,他也从来不发言,一些上了大学的同学现在看起来混得不错,他也觉得挺好。只是偶尔会想,自己如果读了大学会怎样?
“就算挣得和现在一样多,肯定也不会那么累。” 王广超说。
王广超装货。周航 摄
9月23日,我再次坐上他的货车,从宁波去上海。这天为了等货,下午1点27分才出发。秋雨从清晨就开始下,道路也拥塞起来,单向三车道的沪昆高速一时寸步难行,王广超的宁波货车和山东的运菜车、江西的旅游客车、河南的快递车挤到一块儿,等待着疏通。
回程还是拥堵,他熄了火,腿架在方向盘上,开始下暗翻军旗,作战记录显示,他已经战斗超过3600盘,胜多负少,晋升到了“副旅长”军衔。虽然早上7点多就起了床,又在雨天开了一天车,但他的精力依旧很好,哈欠都没打一个。
堵车的时刻,内向的男人难得打开了话匣子,频繁问起有关大学的事,学费需要多少,怎么上课,图书馆是不是很大。
今年5月,他申请了307万国家赔偿,其中一笔“工作报酬损失”申请赔偿84万元,是指案件误判导致他没有接受良好教育,按照每年少挣6万元计算——这是律师帮他算的。他也不知道学历对自己到底有多少影响,也从来没有试图找过需要学历的工作,也没想过进入大公司,担心自己有案底被拒绝。
对于最后能赔多少钱,他的想法和家里人一样,“国家给多少就是多少”。也没想过这笔钱怎么花,“也许会买辆更大的货车。”
他很少做长期规划,彩票也买即开型的。曾经也有过在宁波买房的念头,那时小镇房价每平才4000块,但叶婷说,孩子转学过来也会不适应,他就没想了。这几年宁波房价飞涨,镇上新房单价都超过一万五,早已超过了他的能力。
堵车四十五分钟后,19点22分,道路突然畅通了。他退出手机里的军旗战局,重新点火,在这个烟雨朦胧的夜晚,迅速汇入车流。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沈明为化名                           文丨周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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