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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病床前,那些亲手杀死家人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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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27 15:54:5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看护问题在老龄化的日本日益严重,看护人才流失、社会福利支持不足,最终使得家庭看护中的矛盾不断深化,甚至导向极端的结局。近几年,日本接二连三地发生因身心俱疲而戕害家人的“看护杀人”事件。夫妻、亲子之间原本基于情感与责任的家庭看护逐渐走入绝境,没有尽头的持久战最终酿成人伦悲剧。

‍‍‍日本警察厅于2007年起,开始对“由看护疲劳引发的故意杀人(包括未遂)”案件进行统计。结果显示,2007年至2014年的8年间,全国共发生371起看护杀人案件。平均每年发生46起,即每8天发生1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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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K收集的调查问卷显示,1/4的看护人曾经有过杀人的念头。

同时,根据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显示,以护理保险制度为基准,经认定有护理需求的人群数量在全国范围内超过了600万人。2014年,约352万人在家中接受看护。

可以预见,随着老龄化的进一步深化,到2025年上述人群的数量将分别激增至830万和490万。日本将迎来真正意义上的“大看护时代”。 每个人都将不得不面对看护家人的现实问题。

对于家庭看护而言,除了因之增加的生活压力和身体与精神的消耗,更为煎熬的还在于目睹至亲被疾患摧残而无能为力的内心折磨。 生老病死 乃自然轮回,寿终亡故虽不免悲伤,终归逝者已矣生者如斯。然而日复一日地眼见着亲人的生命以一种脆弱、扭曲、痛苦的方式慢慢凋零,则无异于用钝刀在心头来回切割下不足以一击致命却血流不止的伤口。这无以复加的残忍,即使最为坚强的人,也难以长期承受。

每日新闻大阪社会部采访组走近了一批这样的“弑亲者”,从他们的绝望处回看其所经历的生活困境、内心纠缠与情感撕扯。对于他们,我们无法轻易地予以指责,也无法简单地施与谅解,却不可能冷眼旁观、不加思索——因为他们曾面对的,也许有一天就会摆在我们自己眼前。

01

如果还有来世的话,我还想做妈妈的孩子

拂晓的京都气温只有5度,寒冷刺骨。

2006年2月1日早晨6点,坐在轮椅上熟睡着的君枝睁开了眼睛,此时她与龙一正在京都市伏见区桂川河滩上的大树下。

为与母亲共同结束生命,龙一在前一天深夜带着母亲来到此处。但是龙一内心充斥着恐惧,什么也没做,就这样静坐到了天明。

早晨,龙一望着醒来的君枝说:“我已经活不下去了,就在这里结束吧。”

君枝喃喃道:“还是,下不了手是吗……”

随后用异常坚定的语气轻声说道:“龙一,我们一起吧。你也一起吧。”

龙一哭泣着不住向母亲说着“对不起、对不起”。

君枝耳语道:“到这儿来。”遂轻轻将自己的额头抵在龙一的额头上:“你是我的儿子。我很欣慰。”

母亲的这句话让龙一下定了决心。坐在轮椅上的君枝无法动手。那么只有自己了……

龙一走到轮椅后,用毛巾将母亲的脖子勒住。君枝的身体不住地抽搐。于是,龙一将菜刀刺入了母亲脖子的左侧。

“真的对不起,对不起……”

龙一将背对着自己、坐在轮椅上的母亲紧紧抱住,此时君枝已没了气息。随后,龙一尝试用刀刺入自己的脖子和腹部,并打算用绳子在树上自缢,然而由于绳子没有系紧,并未成功。龙一渐渐丧失了意识。

上午8点左右,路人发现龙一并报了警。龙一因此得救了。

龙一出生于京都市内繁华的河原地区,是家中独子,其父是京友禅名匠。京友禅是京都传统染色技艺,以华丽的纹样著称。

1950年代至1960年代(昭和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使用京友禅技艺染色的高级丝绸制品相当畅销。龙一的父亲收入颇丰,家庭富裕。亲戚无不羡慕嫉妒。

为继承父亲衣钵,龙一在高中毕业后就开始为父亲打下手。自那之后15年,龙一也成为了一名染色技匠,然而此时市场对和服的需求却开始逐渐减少,1980年代后期,这一行业正式走向衰败。

为谋生计,龙一也曾做过酒店保安、电器厂工人。父亲于1995年因病去世,而当时70多岁的君枝也渐渐发生了变化。

君枝有时会边说“老鼠会出来哦”,边用扫帚敲打天花板,渐渐地,君枝无法独自购物了。不久,君枝被诊断为痴呆症。

此后,龙一成了京都府八幡市的一家厨房工厂的派遣工。而君枝的病情则逐步进展,时常会在深夜作出异常举动。有时只要一到半夜,君枝每30分钟至1小时便会起身,嘴里嘟囔着“上厕所”,甚至还会独自外出。

2005年春天,君枝无法正常睡眠的时间增加到每周三四个晚上。渐渐地,龙一饱受长期睡眠不足之苦。然而无论多疲劳,他还是必须一早就出门工作,晚上下班后,龙一仍要继续操持家务、照顾母亲。这样的生活周而复始,让人喘不过气来。

同年6月下旬,在龙一工作期间,君枝独自外出迷路,被警察护送回家。

此时龙一意识到:“如果继续放任母亲独自在家的话,会给他人带来麻烦。”

于是同年7月,他向派遣公司提出了停职申请。接着他申请了护理保险服务,君枝被认定为“护理3级”,即具有中级护理必要。每周能够享受5天的日间护理服务。

原本在派遣公司工作时,龙一的月薪为15万日元左右,失去了这份收入后,每2个月领取的5万日元的君枝的退休金成了母子俩唯一的收入来源。这样下去的话,护理服务的自付部分也要负担不起了。

沮丧的龙一无奈之下联络了看护援助专员。专员遂向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对方却未说明无法给予生活援助的原因。

为节省开支,君枝接受日间护理服务的频率由每周5天减少为每周2天,护理服务的自付费用被控制在每月1万日元左右。

到了12月,失业保险金的发放时限也到了,龙一无法继续领取。此后,他便开始使用信用卡贷款,君枝的日间护理服务也中断了。年末的时候,龙一勉强凑出3万日元支付了一个月的房租。

此时的龙一感到内心绝望,自己已无法再筹到更多的钱了,除了一死别无他法。

然而,当龙一把这个想法透露给君枝的时候,母亲却表示:“我想活下去。”

因此,龙一坚持着过完了12月,新的一年开始了。

2006年1月下旬,龙一收到了上个月日间护理的账单,共需支付3600日元。龙一使用信用卡贷款的1万日元支付了费用后,剩余的钱加上龙一身上的现金总共只剩7000日元左右了。这样一来连2月份的房租都付不起了。

“已经无法继续在这个家住下去了。我只能带着母亲离开这里去寻死了。”

现在住着的房子是亲戚们以便宜的价格租给自己和母亲住的,龙一万念俱灰之下,给亲戚们留下了遗书。

1月31日早晨,和往常一样,龙一买了面包和果汁,和母亲一起吃着早餐。那时候,龙一为了节约,自己2天才吃1顿,而君枝每天吃2顿面包和果汁。

随后,龙一想着,结束生命之前,最后再带母亲去一次充满着家人幸福回忆的地方看看。龙一把刀和绳子装进背包,随后拉下电闸,便带着君枝出了门。母子俩出发前往河原町一带,那里正是龙一出生长大的地方。

龙一和君枝坐着京阪电车到了三条站。下车后,龙一推着母亲的轮椅,到游人如织的新京极街散步。途中经过了从前全家人每月会光顾一次的电影院。还经过了电影散场后,全家人曾一起吃晚饭的餐厅。

晚上7点左右,君枝对龙一说:“我们回家吧。”

母子俩坐上电车回到了伏见区。下车后,为寻找自杀的地点,龙一在附近徘徊了好一阵。

途中经过自家公寓,望着一片漆黑的屋子,龙一突然生出“想要回家”的念头,然而他还是强忍住泪水,离开了公寓。

随后,母子俩便来到了桂川的河滩上。

审判时,检方陈述了龙一的如下供述:“虽然我亲手夺去了妈妈的生命,但如果还有来世的话,我还想做妈妈的孩子。”

(出狱后)龙一在木材公司勤勤恳恳地工作着,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的样子,安静地过着每一天。公司的同事这样评价龙一:“他非常认真地默默工作着。”其他同事回忆起龙一,这般描述道:“以他的实际年龄而言,龙一显得格外精力充沛,对于自己熟悉的机器设备,总是很细心地教我们使用方法。”

但是2013年初,由于经济不景气,公司无法再与龙一续约了,他只得离开木材公司。

公寓的一位女性居民这样描述道:“龙一离职后,表情也变得黯淡起来,整天闭门不出。”

渐渐地,本田等亲属打来的电话龙一也不接了。

“那以后,我去了好几次龙一的公寓,但是都没能见到他。有时候还能看到屋内亮着灯光。大概是6月份吧,龙一隔壁的住户让我进了房间,我顺着阳台向龙一的屋子里望去,只见窗户紧闭,屋内没人。那时候连电闸也被拉下了。屋里还堆放了许多信件。”

本田感到很担心,于是向警方提出了搜索申请。然而没能找到龙一的下落。大约2个月后,龙一的遗体被发现了。

龙一去世的时候身上的现金仅有数百日元,积蓄也已用尽。

“审判虽然结束了,但对于龙一而言,案件所带来的影响远远还未消散。虽然我为龙一的死感到懊悔,但我认为在龙一的心里,想与母亲重新团聚的想法是相当强烈的。”

在庭审的被告人提问环节中,龙一曾流着泪坚定地承诺道:“我会连着母亲的份一起活下去。”然而龙一最终未能遵守他的承诺,纵身跃入湖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02

“我未来的每一天都会想着我的妻子,直到我生命的尽头。”

时钟的指针嘀嘀嗒嗒地走着,已经过了凌晨2点。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闻名于世的姬路城静静矗立,在兵库县姬路市的市中心,白天人声鼎沸,现在也已一片寂静。

那是2012年,炎热的8月下旬。木村茂(75岁,化名)正漫无目的地开着车,副驾驶位坐着他患有痴呆症的妻子幸子(71岁,化名)。木村茂已经好几天没能睡上一个好觉了,此时头脑一片空白。记忆中与妻子一起开车兜风的场景,现在想来也只觉悲伤。

木村茂手握着方向盘,侧目看了一眼副驾驶座上的幸子,只见她正躺卧在座椅上,闭眼打着盹。

已经开了多久的夜路了呢?木村茂心里想着。他已经非常疲劳了,于是慢慢地踩下了刹车。车静静地停在路边,然而没过多久,幸子醒来了,不由分说地怒吼道:

“快走!你在干什么?!”

茂一言不发,默默地踩上了油门。

如此这般的深夜兜风是从一个多月以前开始的,患上痴呆症的幸子变得与从前判若两人,总是大声嚷嚷着:“带我出门兜风吧!”自那时以来几乎每晚都会外出。

回到家时,往往天已蒙蒙亮了。

8月22日。和往常一样,半夜零点过后,幸子醒了。茂陪着幸子去上厕所,随后给她吃了处方安眠药。

这时幸子总会嘟囔着“睡不着呢”,像孩子一样撒着娇。幸子躺在床上,茂轻轻地拍着她的后背,想要哄她入睡,然而对幸子来说却并非易事。

片刻过后,好不容易传来了幸子沉沉的呼吸声,然而仅仅又过了十分钟左右,幸子又突然睁开眼。她总是这样,睡着一小会儿,便又立刻清醒。这天晚上,也如此这般重复了六七次。

但是,不知为何,那天晚上幸子并没有提出要外出兜风,而是每次醒来便用意义不明的粗言秽语对茂进行谩骂,激烈程度甚于往常:“你这样的东西还是快滚吧!”“你这家伙到底是谁啊?”

凌晨2点左右。往常的这时候,茂正带着幸子兜风。而此时,躺在床上的幸子正像鬼一样怒目圆睁,瞪视着自己的丈夫。无论茂如何安慰都无济于事。

也许妻子真的彻底疯狂了吧?还是,她从心底恨着自己呢?茂这般想着。

当时正是闷热难眠的夏夜,幸子的脖子上围着包了制冷材料的毛巾用以降温。茂冲动之下,抓起毛巾的两头交叉起来,紧紧地勒住了妻子的脖子。

“不能勒啊、不能勒啊……”

这句话像咒语一样在茂的脑海不断重复。但是,他却并没有松手。茂感觉到眼泪正顺着自己的脸颊流下,随即却加大了手上的力道。

不知过了多久。等茂冷静下来的时候,发现幸子闭着眼,已一动不动。

茂把眼前的安眠药瓶打开,一粒一粒地将药片放到自己的手心上,就这么放了数十粒。紧接着他把手心里的药片一股脑都塞进嘴里,然后拿起桌上的烧酒瓶,直接将烧酒灌入口中。

“就这样结束吧。我也到另一个世界去吧。”

第二天上午8点半。护理机构的工作人员来到木村家拜访。

幸子当时正在接受护理保险服务之一的日间护理(日托护理)服务。每周有5天,幸子都会去附近的护理机构,在那里吃饭、接受健康检查、参与娱乐活动。

来到木村家中的工作人员正是来接幸子前去日间护理的,然而与往常不同的是,无论他怎么按门铃,都没人应门。

对于具有看护需求的家庭来说,通常会安排一名看护援助专员负责与其沟通,制定护理服务方案。负责木村家的专员是一名年过七旬的女性,名叫白石早苗(化名)。工作人员随即打电话给白石,向她报告木村家的异样。

白石隐约感觉不妙,立刻拜访了木村家,仍然无人应答,白石遂联系了茂的儿子们。午后,住在附近的儿子赶到,用备用钥匙打开了父母的家门,终于发现了茂与幸子,现场一片凄惨。

幸子躺在床上,已无生命迹象。死因是颈部被勒导致的窒息。

茂倒在床边的地上,尚存一丝气息。于是茂立即被救护车送往医院,他因此捡回了一条命。

入院数小时后,茂恢复了意识。一开始还不知道自己为何在医院里,见到警察后,模糊的记忆渐渐清晰起来。

“只有自己活下来了。”当被告知幸子死亡的事实后,茂陷入了无尽的悔恨。

茂的病情并不严重,第二天便出院了,随即因故意杀人嫌疑被警方逮捕。戴上冰冷的手铐时,茂清醒地正视了现实。茂亲手夺去的,正是与自己相伴近半个世纪的妻子的性命。

17岁时,茂来到了正从战后疮痍中慢慢恢复的姬路市,并在当地一家钟表店工作。

在茂27岁时的某一天,有个熟人带着一位女子到茂的店里,并介绍他们认识。这位比茂小3岁的女子便是他日后的妻子,幸子。“幸子是个本性善良、脾气温和的人啊。”茂随即便向幸子提出交往。

在相识约1年后,茂与幸子结婚了。结婚时买的是双人床,考虑到分床睡的话会影响夫妻关系,茂与幸子约定,未来的每一天都一起睡在这张双人床上。

1998年,茂退休了。三个孩子也都已长大成人,独立生活。两个孩子离开了家乡,去往他乡,一个孩子住在姬路市市内。

幸子毫无怨言地将三个孩子养育成人,孩子们都很优秀。茂在心里暗暗发誓,退休后一定要带幸子去各处旅行,回报她这么多年的辛勤付出。

“我的退休金一共是一百万日元,我全部拿出来,买了一辆普通的三菱汽车,心想着以后能开着车去旅行了。买车、开自己的车对我们来说,都是人生头一回呢。”

茂与幸子一起去了淡路岛看激烈的旋流,去了兵库县丰冈市的出石吃美味的荞麦面。

那时候,茂第一次买了手机。当时买的是翻盖机,买来后立刻用手机给幸子拍了照片并设成桌面背景,照片上的幸子笑容腼腆却灿烂。

两人共同期待着即将于2015年到来的金婚纪念日。

“我时常这么和孩子他妈说,把亲戚朋友聚集起来,盛大地庆祝吧。”

然而,这样美好的期待并没有持续多久。约莫是2009年的时候,在茂退休十余年后,幸子的举动出现了异常。

幸子有时会突然把家中的衣橱抽屉反复开合,还会把不用的熨斗拿出来。在打工的饭店,她连简单的点菜都会搞错。“店家对我提出不满了。”幸子和茂商量时如实道,茂闻言便让幸子辞了工作。

“也许是上了年纪了吧。”——茂这么说服自己。完全没有想到幸子会得痴呆症。

“‘这种病是无法痊愈的。但是我们一起努力吧,争取让病程进展得缓慢一点。’听到医生这么说的时候,我觉得眼前一黑。但那时候,我的心头立刻涌现出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只有我能守护孩子他妈了啊’。”

茂辞去了报纸配送的工作,一心一意地看护幸子。

然而,在被确诊为痴呆症约半年后,幸子的症状逐渐恶化。

大约是2012年的春天,幸子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暴躁易怒起来。肚子饿的时候,她会对茂怒吼:“快给我准备吃的!”

渐渐地,幸子已无法独自洗澡、更衣了。更有甚者,也许是因为不知自己何时大小便,未能及时更换尿布的缘故,秽物时常从尿布中漏出,把房间弄得肮脏不堪。

正值万物葱翠的5月,最终,幸子已认不出茂了。

“你这家伙,是谁啊?”

“这里是哪里啊?”

“你这家伙真讨厌啊。”

幸子在家频频对茂恶语相向。

“那时候,我总是点头应承着,直到孩子他妈冷静下来为止,我一直轻轻揉着她的背安抚她,有时这一过程要持续几十分钟。”

2012年的梅雨季节到了,自那以来,幸子的睡眠便成了问题,渐渐地已无法入睡了。有时半夜要醒好几次,醒来后便对茂大声斥责。幸子的主治医师开始为其开处方安眠药帮助睡眠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处方药也渐渐不管用了。

茂渐渐感觉身体沉重、疲乏无力,整个人倦怠萎靡。

7月末的一天,看护援助专员白石看到茂疲惫的表情,于心不忍,力劝茂暂且把幸子送到全托护理机构去,好让彼此的生活都走上正轨。

“‘我要一直照料幸子直到最后一刻’,虽然我下了这样的决心,但是这次,连住得很远的孩子们也来说服我。而且因为看护,我已筋疲力尽,心想着,这一次就把幸子送到护理机构去试一试吧。”

但是,所有机构给予茂的都是否定答复——“我们目前没有空床位。”

“我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要将幸子送入护理机构,结果,并没有人愿意接收孩子他妈啊。果然还是只有我能照顾幸子啊。无奈之际,我还是这样说服自己。”

虽然茂已感到身心俱疲、力不从心,但每到深夜,他还是坚持握着方向盘,带着幸子外出兜风。不久之后,悲剧便发生了。

2013年2月4日,神户地方法院姬路分部的法庭正在审理该案件,木村茂因故意杀人罪被检方起诉,出庭接受审判。茂对自己所犯的罪行供认不讳,事实确凿无疑,因而审判的焦点集中在了量刑上。

在第二天向被告人提问的环节中,茂讲述了自己对幸子的思念。

——对于将您的太太杀害一事,您是怎么想的?

“我想着我到底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事情呢?我做的事是无可挽回的,我的脑子里满是这样的想法。我很想要赔罪,想说一句,真的对不起。”

——现在再回忆过去,您觉得怎么做能够避免这起悲剧的发生呢?

“我应该尽早把妻子送到护理机构去的,这样的话就能避免悲剧的发生。”

——您的太太已经去世了,您现在每天都在想着什么呢?

“我每天都在想着我的妻子。没有一天不在想着。”

——生病后的幸子太太对您来说是怎样的存在呢?

“生病后的幸子就像三四岁的孩童,很可爱。”

——您曾经有过不想再照顾幸子太太的想法吗?

“一次都没有。”

——为什么犹豫着不愿送幸子太太去护理机构呢?

“我妻子心情好的时候,我们俩的日子过得真的很快乐。如果她去了护理机构,我们就不能经常见面,也不能一起生活了。”

——您曾经想过要永远和您太太在一起吗?

“是的。我一直是这么想的。”

——如果当时您太太的病情继续恶化,您还会继续照顾她吗?

“是的。我做好了准备,要一直照顾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今后您打算怎么继续生活下去呢?

“我未来的每一天都会想着我的妻子,我的幸子,直到我生命的尽头。”

2013年2月8日,神户地方法院姬路分部宣布对茂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求刑为监禁5年)。判决认定该案件是由看护疲劳所引起的。

03

“走过了44年,我已尽了全力,到此为止吧。”

并不是只有老年人才需要长期的看护,身患重疾的孩子也时刻需要父母的看护。“老病看护”指的是年事已高的父母对患有疾病的孩子进行的看护。在这一群体中,悲剧事件也不断发生。

2014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木下裕之(47岁,化名)结束了送报纸的工作后,回到位于大阪府内的自家公寓,只见母亲芳子(73岁,化名)正在佛龛前诵着经。

铺着榻榻米的卧室内,患有先天性脑瘫的弟弟隆之(44岁,化名)正躺在褥垫上。只见隆之的一只脚从被子中露了出来。脚上的皮肤毫无血色,呈现紫色。

“妈妈,隆之的脚从被子里出来了,得给他盖上啊。”裕之对母亲说道。

闻言,芳子缓缓开口:“我把他杀了。”

裕之立刻把俯卧着的隆之翻过身来,让他仰躺着,想要把弟弟扶坐起来,但隆之的身体毫无气力,软绵绵地耷拉着。

“小隆!”裕之哭着叫弟弟的名字,但隆之已毫无反应。

这一天,芳子用和服的腰带勒住了次子隆之的脖子,将其杀害。

在生养隆之的这44年间,芳子在儿子身上倾注了所有的心血,给了他最温暖的母爱,如今却以如此悲剧残酷收场。

隆之在出生3个月后的一次体检中,被确诊为先天性脑瘫。对这一事实,芳子一家虽深受打击,但仍然决意坚强地面对接下来的生活:“就算患病也是我们的孩子,这一点不会改变,我们要悉心爱护他,抚养他长大成人。”

然而,隆之的身体虽然在发育生长,但他无法行走,也无法言语。吃饭、上厕所、洗澡、换衣服等,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要看护。

芳子承担着看护隆之的大部分工作。每天要为儿子更换七八次尿布,喂儿子吃饭,帮他洗澡,等等,几乎所有的事都由芳子一手包办。

隆之容易便秘,芳子每两天就要把手指伸到隆之的肛门里为他把大便抠下来。

芳子总是担心隆之,他有没有无聊呢?身体状况有没有异样?芳子片刻不离地照顾着儿子。隆之喜欢能发出声响的东西,因而芳子有时会让儿子拿着发声玩具玩,或让他敲打键盘解闷。

芳子经常带隆之外出,让隆之坐在轮椅上,自己推着他到公园散步。每年都会带他去温泉之类的地方旅行一次。

隆之到了上学的年龄,便进入特殊教育学校上小学。行政机构会提供接送费用的补助,因此芳子每天坐出租车接送儿子。送隆之到学校后,芳子便坐电车回家,忙碌家务,下午再去学校接儿子放学。

然而,长大了的隆之身高约165厘米,体重约50公斤,已不再是小孩子的模样了。看护成了一件重体力劳动,比过去要费力得多。

高中二年级时,由于接送隆之上下学太过辛苦,芳子让隆之退了学。然而,此后隆之每日的生活都在家中度过,时时需要看护,并未给芳子减轻负担。

隆之在家中的移动也依靠轮椅,但是芳子年龄大了,帮助隆之上下轮椅也变得愈发艰难。芳子的腰部和膝盖都饱受疼痛的折磨。

此外,芳子还面临着严重的睡眠不足问题。隆之经常会在半夜起床,爬出被窝。芳子听到声响后便要起身,让隆之重新回到床铺上继续睡觉。

并且,半夜12点开始,芳子每隔两小时就要为隆之更换尿布。芳子睡得很沉的时候,隆之便会发出“哇——”的叫声,提醒芳子起床,为自己更换尿布。

2007年,芳子的丈夫因癌症去世,芳子独自承担了所有的看护及家务劳动。

2011年春天,住在别处的裕之回到了家中,帮助母亲一起看护弟弟。一家人搬到大阪后,裕之经常带着隆之去位于此花区的一家名为“友好舞洲”的面向残疾人开办的机构,隆之在那儿洗澡、吃饭,度过了愉快的时光。

然而,裕之也渐渐开始对看护工作神经质起来。在每周一次的上门护理服务中,工作人员会为隆之洗澡,但是裕之以“洗得不仔细”为由,每周会抽一天花上近一小时的时间为弟弟细致地再洗一次澡。

裕之曾经因为给隆之喂药的方式出了差错等看护过程中的疏漏,而向芳子大发雷霆。渐渐地,裕之的态度也给芳子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

最终,芳子的精神状态变得不稳定起来。2012年,芳子经医院确诊为“抑郁状态”,随后开始服用抗抑郁药。据称,此后芳子的健忘也愈发严重,一度被怀疑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

2014年夏天,案发几个月前,芳子给裕之留了遗书,打算自杀,她在浴室内端着刀对准自己的腹部,却无论如何下不了手。

在法庭上,芳子回顾了自己当时的心情:

“内心感觉已到了极限。和隆之一起艰难并快乐地走过了44年,我已尽了全力,到此为止吧,已经足够了吧。”

芳子被捕后,面对调查审问,作出了如下供述。

“至今为止,我一直任劳任怨地看护着隆之,克服了许多困难。但是不知是不是因为现在年纪大了,体力和精力都不如从前,这些困难渐渐变得不那么容易克服了。”

“这样的生活究竟何时才到尽头?一想到这孩子的未来还有许多年需要照顾,我心烦意乱。”

“就好像是慢慢往水杯里加水,水一点点增多,快要溢出杯子的感觉。不停地加水的话,水最终会溢出来。如同杯子里的水一样,我也已经到了极限,无法再承受更多了,所以我把小隆杀了。”

“我感觉自己已经到极限了,无法再走下去了。当时觉得,除了将孩子杀害,别无他法了。如果还有来世的话,隆之一定能幸福地生活。”

在庭审结束前的意见陈述环节中,芳子才第一次流露出真实情感。

站在证人席前的芳子用颤抖的声音哭诉:“是我夺去了隆之的生命,我做了十恶不赦的事。当时虽说因看护而感到疲累,但那也不能成为杀人的理由。我对自己的行为感到非常悔恨。隆之真的是个很可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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