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亲家张文秋曾受周恩来委派 留下什么传奇事迹

微言网编辑部

张文秋是一位老革命，由于她的两个女儿刘思齐与邵华，先后嫁给了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与毛岸青，遂使她成为“中国第一亲家”，而为人们所普遍关注。在20世纪30年代初，她曾在著名的“国际红色间谍”佐尔格手下工作了三年多。她的这一段传奇经历，出于种种原因，被历史尘埃封存了半个世纪，鲜为人知。直到前些年，年过九旬的革命老人张文秋，才通过回忆录，揭开这块神秘的面纱……

史沫特莱为张文秋写传

张文秋又名张一萍（曾化名李丽娟、陈孟君、羡飞等），1903年出生于湖北省京山县。1917 年考入湖北女子师范学校，在陈潭秋、董必武的启发教育下，开始投身革命。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两年后的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她曾以京山县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共五大。1927年4月张文秋与刘谦初结婚。

1929年初，刘谦初任山东省委书记；张文秋化名陈孟君，调任山东省委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也就在这一年秋天，刘谦初夫妇双双被韩复榘军阀当局逮捕。由于叛徒出卖，刘谦初的身份暴露。而张文秋则以家庭妇女不懂政治为由，坚称不知丈夫任何事情；再加上当时她有孕在身，关押月余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出狱。在告别丈夫时，张文秋要求他给他们未来的小孩取个名字。山东籍的刘谦初回答说：“不管你们流落到哪里，要思念齐鲁，思念故土，就起名‘思齐’吧。”尚在母腹中的小思齐哪里知道，她将永远见不到自己的亲生父亲。

出狱后，在组织的安排下，张文秋很快来到上海，任中共中央交通员，在周恩来领导下坚持地下工作。初到上海，她落脚在刘谦初的好友、翻译家董秋斯的家里。董秋斯是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的，译有《红马驹》《大卫·科波菲尔》《相持》《跪在上升的太阳下》等作品；还翻译苏联作家库拉特可夫的《士敏土》和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等。他与美国进步女作家、记者史沫特莱非常熟悉，常有来往。

◆张文秋在延安。

1930年春，张文秋在上海生下女儿刘思齐。孩子刚刚满月，张文秋就几次向组织报告，请求分配工作。不久，她化名李丽娟，与林育南扮成假夫妻，在上海参加“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简称“苏准会）筹备工作。为了保证“苏准会”的召开，张文秋狠狠心，将刚满40天的小思齐托付给了董秋斯的夫人蔡咏裳。

张文秋因去看望自己的女儿，经常在董家见到史沫特莱。1931年4月初，非常喜欢小思齐的史沫特莱，对张文秋说，她要认思齐作女儿。当时，张文秋随口应话：“好啊，让她认个洋妈妈。”就这样，史沫特莱与张文秋结下了非同寻常的友谊。1931年4月5日，刘谦初等21位革命志士在济南被韩复榘枪杀。刘谦初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到上海后，张文秋非常悲痛。对此，史沫特莱也感到十分震惊，她多次上门看望张文秋和小思齐。

在了解张文秋的生平后，史沫特莱曾提出要求，为张文秋写传，理由是她太“传奇”：本是一位官僚兼大地主的千金小姐，进入了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学习；曾半夜被人绑入花轿，闹出一场骇人听闻的抢亲风波；参加革命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成为一名职业革命者；被敌人追捕紧急情况下，她曾躺在棺材里被人抬过封锁线，死里逃生；她有孕在身还坐牢，丈夫被反革命枪杀；她曾与人装扮成假夫妻，以掩护革命工作……

◆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认为，像张文秋这样出身的人参加革命，已是一件新鲜事，而她参加革命后所经历的艰难险阻，更使人钦佩，这说明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和艰巨性，写出来一定会有意义。经张文秋请示组织同意后，史沫特莱经过2个多月断断续续的采访，才采写完成。从1931年5月起，该传记在美国《新群众》杂志上以连载形式发表，题目叫《中国的女共产党员羡飞》（“羡飞”是张文秋的又一个化名）。以后，该传记还出版了单行本，并多次再版，在美国产生了不小的轰动效应。

在朋友家“巧遇”佐尔格

时年30多岁的佐尔格，19岁时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多次受伤，曾被授予一枚二级铁十字勋章。战后，他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运动，加入了德国共产党；期间，先后就读于几所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1924年，佐尔格被派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在那里被苏联情报机关吸收为谍工人员。佐尔格先在共产国际情报部工作，后转入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第四局（格柏乌 GRU），开始从事情报工作。

1930年1月，佐尔格以德国记者、自由撰稿人兼学者的身份来到上海，开始了他间谍生涯里的中国之行。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深入研究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国民党军队的编制、武器装备，以及德日的对华政策等。佐尔格到上海后，当务之急是尽快恢复和重建苏联情报组织，苏联原先在华的情报组织因中国大革命失败而遭到破坏。

作为共产国际的派出机构“佐尔格小组”，与中共领导层和其相关部门都建有固定的工作关系及横向联系。应当说，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对共产国际的活动是了解的，根据党中央决定，给予过力所能及的帮助。中国共产党还应他们之邀，派遣了一批优秀党员，以充实其情报队伍。

◆佐尔格

史沫特莱交际很广，1928年她与佐尔格邂逅于莫斯科，并分别为共产国际工作。其实，佐尔格还在德国时，对史沫特莱就有耳闻，也读过她的书和文章。到了1930年，他们又在上海相遇。佐尔格认为，他在组建上海小组时，特别是物色中国合作人，可以请史沫特莱协助。据说，佐尔格看了史沫特莱写的《共产党员单菲》（又名《中国的女共产党员羡飞》）后，对书中主角张文秋的故事特别感兴趣，有心将她引入自己的组织。当然，由于张文秋是中共党员，因此他首先取得周恩来的认可。不过，佐尔格是一个办事顶真的人，他还要对张文秋亲自当面考察一番。

1931年初秋的某日，正在党中央“苏准会”机关工作的张文秋，抽空又去董家看望女儿思齐。走进客厅，张文秋看到史沫特莱也在董家作客，在座的还有一个从未见面的外国男人。董秋斯与史沫特莱都没有向她介绍这位外国客人，那个中年洋人也没有自我介绍，只是友好地点点头，算是招呼。然后，他就坐在一旁，侧耳静静地听其他人交谈。

按地下工作的纪律，张文秋不去主动打听她不该知道的人与事。不过有多年地下工作经验的张文秋，在听他们交谈时，感到那位目光有神、充满睿智的陌生外国男子，不时地用犀利的目光窥视她，致使张文秋有点不自然，也有点纳闷。于是，张文秋不动声色地坐了一阵，然后去后间看望孩子。当张文秋告别董家后，这天的“巧遇”很快被丢到脑后去了。

周恩来临别时再三叮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突然袭击沈阳，随即强行占领整个东 北。国民党军队奉命不战而退，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不久，周恩来要离开上海赴中央苏区，临行前他还要将张文秋的工作安排好。

一天，周恩来找到张文秋，告诉她将调她去从事一项新的机密工作，因共产国际在华工作的需要，经组织研究决定，同意调她到共产国际远东第四局工作。还说，在那里从事的国际工作非常重要，也非常机密，希望她去后不要辜负中国党组织和共产国际的期待。

1931年9月底的一个下午，周恩来亲自带着张文秋，乘汽车到法租界一座颇为阔气的高级宾馆门前。在对上暗号后，一名年轻的外国人把他们领上楼去。在楼上，一位风度不凡的中年外国男子，热情地迎上前来。周恩来向张文秋介绍说：“这位是佐尔格同志，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报工作领导人。从今天起，你的关系就转到了共产国际，在佐尔格同志领导下工作。这是中央和国际共同商量定的，也是佐尔格同志指名要你的。”

接着，周恩来把张文秋引到那位叫佐尔格的外国男子面前，时而用英语，时而用德语或俄语与他交谈：“我们尊重你的意见，接受你的要求，把张一萍同志给你调来了，让她到你这里，由你适当安排她今后的工作。”佐尔格高兴地给他们让座，同时回答说：“请你放心，我会给她安排适当工作的。谢谢你对我的帮助。但我还有一个请求，再帮我调几位同志来好吗？”周恩来笑了笑，表示同意。

佐尔格对张文秋伸手迎上去，用俄语加生硬的汉语表示欢迎：“太好啦！欢迎你！”张文秋与他一握手，马上想起，此人就是在董秋斯家见到过的那个人——目光尖锐且充满睿智的外国男子。张文秋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曾窥视她的人，正是佐尔格。当时佐尔格在史沫特莱的穿针引线下，在董秋斯家“巧遇”张文秋，正是亲自出马在考察她。

佐尔格是否把自己是隶属苏军总参谋部四局的背景如实告诉中方，不得而知。按当时规定，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调动一名中共地下工作者是既正常又平常的事。当时佐尔格打的是共产国际的旗号。

临别时，周恩来再三叮嘱张文秋，要她努力工作，争做合格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说：“这里的工作非常重要，也极其机密。一萍同志，你已做过多年的地下工作，中央和佐尔格同志都认为，你能担负起这项新任务。我们希望并相信你，你不会辜负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与期望。”张文秋听得非常认真，末后无声而庄重地点了点头。

送走了周恩来，佐尔格转身对张文秋说：“我已经很了解你。董秋斯和史沫特莱把你的情况都告诉我了。所以我指名要求调你来。希望你来帮助我们把国际的工作开展起来。”其实，佐尔格已经从各个渠道了解张文秋，也相信董秋斯的介绍和史沫特莱的推荐，但在接纳前还要当面考察张文秋，说明佐尔格相当看重张文秋。

佐尔格又问张文秋：“你同意在这里工作吗？”张文秋回答说：“我服从组织的分配，让我干什么都行。”对于张文秋的回答，佐尔格很满意。接着，佐尔格向张文秋交代了她今后的工作，并说具体的工作则由部门负责人安排。

神秘的三层楼洋房

不久，佐尔格向张文秋引见认识一位中文名字叫吴照高的人，让他俩装扮成一对假夫妻，一起工作。佐尔格说：“我们已经了解到，你曾几次用夫妻名义掩护党和秘密工作，有对付敌人应付危险环境的经验，现在给你的这个任务，不会使你为难吧？”

吴照高就是张文秋的顶头上司，日后张文秋的具体工作由吴照高负责布置。显然，吴照高是佐尔格手下的一员干将。吴照高是德籍华人，原籍福建，出生于德国，早年加入德共，公开身份是旅欧华侨资本家。佐尔格来华工作后，就通过共产国际把吴照高调来上海工作，因他是华人，在上海便于潜伏。吴照高的德语、俄语、英语都很好，中国话也讲得不错。

按照佐尔格的指示，吴照高和张文秋以夫妻的名义，在法租界的福开森路（今武康路）与吕班路（今重庆南路），风风光光地租赁了两幢豪华的3层楼洋房，建立秘密机关。他们将底层布置成客厅，二楼几间房间布置成主人的居住房间与工作室，三楼为西洋式卧室，并装有一门电话。三楼卧室是专门为吴照高和伊萨设置的，漂亮的德裔女郎伊萨（德共党员）就是他的实际妻子，因此除伊萨与吴照高两人以外，其他人不经允许，是不准上去的。

吴照高专门与张文秋谈了关于工作纪律的问题。这些纪律虽与她在党内从事地下工作时的纪律大致差不多，但在隶属关系上却有重大差别。比如吴照高向张文秋宣布：凡中国同志进入该组后，要切断与中共党组织的一切联系，断绝与一切中国亲友的联系，除现在与自己的工作有直接联系的同志外，不准与外面的任何人往来与接触，除按照指示外出执行任务外，不准单独外出，等等。吴照高所宣布的纪律，张文秋在遵守上并不觉得很难，只是从此切断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她在感情上总觉得有些难以接受。

周恩来并没有忘记张文秋这个默默奉献于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隐蔽战士，他曾于1932年春节前夕，派人给张文秋转送一束鲜花和一封短信。那封多是隐语的信，为周恩来亲笔所写，让张文秋一看就能认出。周恩来此举，让张文秋心里得到了极大的抚慰，明白党并没有忘记自己，帮助她战胜了默默承受与党组织脱离、与骨肉分离的精神痛苦。佐尔格当然清楚张文秋所承受的一切，对这个意志坚强的女性心怀钦佩。

佐尔格麾下的情报工作

在“佐尔格小组”里，张文秋工作地点是在神秘的三层楼房的二楼，与她一起工作的有多名中国情报员。这些人的主要工作，就是每天翻阅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各种报纸，诸如《每日新闻报》《申报》《民国日报》《大公报》《字林西报》等，从中摘录有关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信息，包括各地的所谓“匪情”和蒋介石的“围剿”计划，并加上摘录者自己的分析判断，整理成第一手资料。

二楼那些中国情报员摘编的情报，经过翻译成俄文或英文、打字等处理后，汇集到佐尔格那里。佐尔格参照各种来源的情报，作最后审核鉴定。审定后的情报，由吴照高和妻子伊萨译成密码，或用缩微技术制成胶片。因此，三楼卧室事实上也是专门为吴照高和伊萨设置的工作室。然后，通过魏加顿的秘密电台，将这些重要情报向莫斯科发报；不便发报的派人将缩微胶片递传到香港或哈尔滨，再转送到莫斯科。

吴照高按规定检查张文秋的工作，除了看她编写的材料外，还要看报纸上的消息与之相对照。有一次，他审查完后对张文秋说：“你整理的材料很不错，看问题很全面、细致，分析能力也很强。你整理的资料和从中得出的结论与建议，对我们的工作大有帮助。”而每次圆满地完成任务，张文秋受到佐尔格的由衷赞赏，他不止一次地讲到：“这个张一萍，是我们在中国的出色合作者！多有几位这样的同志就好了！”佐尔格没有忘记史沫特莱的举荐，因此又说：“应该感谢她，她帮我找到了一个最合适的合作者。”

佐尔格不住在这里，有重要资料和紧急情况，则由吴照高的妻子伊萨通过电话及时向佐尔格报告，佐尔格间或也用电话下指令。佐尔格不时会来到张文秋所在的神秘的三层楼房，有时还与史沫特莱一起来。通常他们一来就到三楼，同吴照高夫妇长时间地交谈；有时晚上也不走，就住在楼上的空房间里。佐尔格和史沫特莱也会来张文秋房间里坐坐，关切地问问她的情况。

◆1931年，在“佐尔格小组”工作时的张文秋与女儿思齐。

张文秋还有其他的兼职，比如南方几省送来的情报资料和南方同志们前来洽谈的问题，也要由她负责处理后，转告吴照高或佐尔格。除此之外，张文秋还要与房东和巡捕房应酬，以便掩护机关的工作。所以，有时她的各项工作如果刚好凑在一起，就显得特别忙碌，甚至一连好多天都抽不出时间，得以请假去看孩子，当时思齐基本上完全由保姆照管。

有一个叫川井吉定的日本人，同情中国革命，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有联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川井吉定那里有一些关于日本动向的秘密情报。佐尔格考虑其他人不便与川井接触，就把任务交给了张文秋。一次，张文秋按照联络方法与川井接上头，从他那儿取回了有关“满 洲国”、关东军以及日本国内等情报，被认为是对苏联“非常及时、管用的情报”。此后，张文秋又顺利执行了几次外出任务，还曾奉命打入上海浦东的英美烟厂，调查帝国主义者如何与买办资本家互相勾结镇压工人运动的情况。

通常，佐尔格及其小组在上海的活动，还依靠各成员在上海开设的照相馆、西餐店、书店及居住点为基地，进行情报的交换、整理及任务的合作。比如法租界霞飞路的维尔纳住所，是小组经常活动的地点，常在此开会；而且这里是小组收藏情报资料、保存武器和电台的地方，也是佐尔格与中共特科负责人聚会、交换情报的隐蔽场所。伊萨在公共租界的静安寺路畔，开办了一家名为“时代精神”的外文书店，作为情报组织接头与交换文件的密点。另一个重要据点是尾崎秀实位于施高塔路（今山阴路）的寓所，佐尔格经常与中西功、鬼头银一等人聚会。

香港之行体验另一种惊险

后来，张文秋被任命为南方站站长，要到南方好几个省去，负责与南方情报网的组织和联系，包括递送情报，传达指示，乃是一种特派员身份的工作。这个工作就是东奔西走，接触面广，四处活动，更适合张文秋的个性。

有一天，吴照高通知张文秋，佐尔格决定派她到香港去搜集情报，并且传达他对香港工作的指示。另外，还有一份重要的机密资料，要让她送到香港去。张文秋接受任务后，又惊又喜。不过，这么久没有单独执行过任务，又是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而且不会说当地话，心里又不免有些紧张。不过，想一想过去执行任务的经验，她还是充满了信心。

由于佐尔格的这一指示极其机密，为了安全，不能见诸文字，必须背诵牢记在脑子里，到香港后用口头传达。张文秋认认真真地读了三四遍，就背得烂熟。吴照高和佐尔格先后当面审听她背一遍，见一字不差，才放心。吴照高对张文秋的记忆力很欣赏，再三夸奖。然后，他对张文秋说：“到香港后，你不要急着上岸，自会有人上船来接你。”他告诉那个接头人的装扮，以及她与接头人之间的暗语。在接上头后，张文秋把指示传达给他，把文件交给他后，任务就算完成了。

张文秋奉命装扮成一个阔太太，于是上理发馆烫了发，换上漂亮的浅绿色的绸旗袍，穿上黄色高跟皮鞋，还涂脂抹粉，打了口红，戴上各种首饰和项链。吴照高买了船票，拿着行李箱子和一篮苹果（那份机密资料就夹在篮底），将张文秋送上豪华的英国“皇后号”客轮后，就下了船。

第三天，“皇后号”客轮到达香港。按事先约定的办法，果然有人来接头。接头人叫萧平，带着张文秋来到安全的房间后，向她取密件。张文秋却说：“我没带书面的工作指示，你要的指示在我脑子里。”萧平还以为她在开玩笑，张文秋赶紧说：“就因为重要，组织上才让我把它装在脑子里。这是任何密探也查不出来的。”于是，张文秋口述了半个多小时，萧平把它全记录下来。接着，张文秋从苹果篮里把那份情报资料取出来，交给他。萧平感叹道：“你的记忆力真好！有这样的好脑子，敌人怎能奈何我们。”

几天后，萧平把香港那边的情报制成的3个缩微胶卷，交给张文秋；还要她口头转告组织，说他这里工作繁多，人手不够，希望能够多派几个工作人员来。张文秋将缩微胶卷缝在衬裤里，虽然不太舒服，但是十分保险，毫不费力地把文件带回了上海。

吴照高和佐尔格对张文秋的香港之行都很满意。他们先后表扬了张文秋，说她机智灵活，勇于冒险，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

不得不离开“佐尔格小组”

作为佐尔格的“中国合作者”，张文秋由于工作出色，加上她的聪敏才智与风度气质，多次受到佐尔格等人的赞扬。张文秋在平时所表现出沉着稳重的应付能力，和刻苦工作的坚韧毅力，给佐尔格留下良好的印象，在对她赏识之余，甚至打算送她去苏联接受专门培训，以便把她培养成一名高级情报人员。不料事不遂愿，不久，即1933年6月，佐尔格突然被召回莫斯科，张文秋出国一事就被束之高阁了。不久，吴照高也奉命调往莫斯科。

1933年12月，华尔顿来到上海，接替佐尔格，领导共产国际远东第四局的工作，吴照高随同而来。根据吴照高的介绍，把做过国际工作的中国同志，都从中国党内全都调了回来，于是“佐尔格小组”再次运作起来。张文秋重返该情报组后，被分配到设在上海的远东第四局华北站，并任站长，具体仍作搜集、整理国民党情报资料的工作。

佐尔格回莫斯科后不久，被派往东京，一干就是8年，直至被捕牺牲。佐尔格特工生涯的高峰是在东京。他从东京传回莫斯科的几件情报，特别是，佐尔格准确无误地预告了苏德战争的爆发和日本南进的国策，无论从情报的重要性，或从获取情报的手段来说，可谓是谍报活动的经典之作，已经载入史册。1941年10月，在他即将结束日本工作之时，被日本政府逮捕；1944年11月7日，他被日本法西斯政府处以绞刑。

◆晚年张文秋。

华尔顿接替佐尔格后，开头几年工作一帆风顺。1935年春，华尔顿突然被捕。在狱中他坚贞不屈，拒绝回答敌人的任何问题。国民党当局连他的国籍、姓名、年龄都不得而知，既审理不下去，更难判决，结果成了当时轰动上海滩的一桩“神秘的西人案”。《申报》等新闻媒介更是大炒特炒，把这桩案件炒得沸沸扬扬，轰动海内外。国民党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只好把这位“神秘的西人”释放了事。在这种情形下，莫斯科命令该小组撤回到苏联，中共调来的人员仍然回归中共党内。由此，张文秋正式离开了“佐尔格小组”，转回到在上海的中央南方局联络部门，分配了新的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佐尔格的英名及功勋才渐渐透露出来，只是常被说成是一个“红色间谍”或“国际巨谍”。对于他在国际共运以至中国革命中的贡献，尽管张文秋当年并不完全清楚，他们相处的时间也不太长，但她对于自己能在“佐尔格小组”工作，并与佐尔格这样杰出的国际主义者共过事，感到十分荣幸，并常常怀念当年那些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革命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