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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京报报道，华南地区数以十万计的竹鼠养殖户在焦急等待，等待政府给出明确的说法：如果禁止养殖，他们就不再继续耗费精力和资金，转产其他农副产品；如果不禁止养殖，希望能在产销、检验检疫等方面标准化。 今年2月前后，随着疫情快速传播，各地在紧张防疫过程中，对各种“野味”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进行了严厉遏制。深圳、广州等地迅速提高立法效率，以制订白名单的方式划出可食用的畜禽名录，凡是在白名单之外的一律禁止。针对野味的地方立法行动，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制造出抵制野味的政策氛围。 深圳通过并在5月1日施行的全面禁食野生动物条例，被称作史上最严。它认定可以食用的畜禽种类，来自于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名录，包括猪、牛、羊、驴、兔、鸡、鸭、鹅、鸽、鹌鹑，以及其他以提供食用为饲养目的的家禽家畜。依照法律、法规未禁止食用的水生动物，如牛蛙和美国青蛙等也在白名单上。 对照深圳的白名单，养殖的竹鼠被排除在外，华南多个省份养殖的竹鼠也就无法进入深圳乃至于广东的畜禽交易市场中买卖。对野生动物开列白名单，确实方便了管理，但它在政策上也强化了竹鼠养殖是否合法的含糊状况。养殖的竹鼠既不在白名单，也没上黑名单，这让不掌握话语权的养殖户进退两难。 具体到竹鼠养殖，从最开始是受到官方扶持的，被当作脱贫致富的农技项目，推广到广西、湖南、贵州、云南、重庆等地。在推广过程中，往往是那些最弱势的贫困家庭接受了竹鼠养殖，然后再有养殖大户出现，逐渐形成竹鼠养殖的产业。可以说，竹鼠养殖的产业化，相当程度是政策孵化、推动的结果。 在竹鼠养殖尚未被污名化的时期，像华农兄弟等都是竹鼠养殖的知名代言人，以非常接地气的方式推销竹鼠的食用方法。天有不测风云，疫情的出现，中断了竹鼠养殖的合理性，过去支持和鼓励竹鼠养殖的地方政府对这一产业采取了“休克疗法”，既不说它违法，也不说它合法，不能卖、不能吃，不能运输。 养殖的竹鼠像其他许多养殖的畜禽一样，有人喜欢吃，有人非常排斥。这些反应都正常，但现在的问题是，经过三个月的疫情考验，尊重科学的疫情防控原则并未在竹鼠养殖户那里兑现，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到底需要怎样的政策应对，始终没有明确说法，养殖户的惨重损失更无政策托底。 今年2月24日，全国人***食野生动物相关决定的出台，竹鼠的命运出现了180度的转折。决定明确，全面禁食陆生野生动物，包括人工繁育和饲养的品种。5月8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征求意见截止，竹鼠未被纳入意见稿的目录。看起来，法律已无竹鼠的立足之地，但政策需要给养殖户一个说法。 我们知道，竹鼠养殖本作为脱贫项目在老少边穷地区的贫困家庭推广，相较于消费环节的商家和反对者中多数的中产阶层，养殖户是弱势群体。因为社会对野味的含糊谴责，养殖户自觉有亏，很难让社会听到自己的故事，合理分摊经济损失的诉求也难以被决策者听到。这些都是应该认真检讨并反思的地方。 抵制野味，谴责野味散播某些病毒，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也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但在禁食畜禽上一味执着于政治正确，并不能必然得出竹鼠养殖户就是活该的结论。包括竹鼠养殖户在内，人工饲养、繁育动物的养殖业兴旺，都与特定的政策有关，而如今养殖户已经血本无归，政策欠奉，继续无视，实在说不过去。 养殖户展示养殖的竹鼠。图片来源：微信公众号“瞭望” 在讨论疫情后的经济复苏问题时，容易聚焦的是工厂复工复产，如何激发城市经济活力，对于农村、农民、农业遭受的灾害损失缺乏感知，少有同情理解。要知道，竹鼠养殖户也是疫情中的经济亏损地带，他们受到政策变动的影响更大。假如只是听之任之，不去管，让养殖户耗死，这不是应有的行政伦理。 总之，在疫情严重阶段，对竹鼠养殖在内的三农项目施行的“休克疗法”，到如今需要重新审视其合理性。在重新评估当初的恐慌时，根据实际情况和科学结论，撤销一些在过度紧张下出台的“一刀切”措施。无论是就此禁绝竹鼠养殖业，还是设法完善它，都要尊重养殖户利益，是继续扶持还是鼓励退出，该补偿的补偿，政策要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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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15 17:3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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