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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为何有这么多土匪,不到4亿人口竟有2千多万土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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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19 18:08:0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民国时期的匪患,是特定时期非常特殊的社会现象。长期以来,土匪在官府与民众的夹缝中生存,一方面躲避官府的打击,另一方面还要从正常的生活状态中脱离出来,断绝与社会的正常交往。

民国时期土匪和其他时期不同,他们充分利用各种的社会矛盾,与官府、民众、地方乡绅以及其他的帮会等一起形成了一种对抗而又互助的关系。无论是对抗官府或者社会,或者人民保护者的身份出现,抑或地方乡绅的对抗者等,他们都能够在严峻的生存环境当中,进退自如,有着自身的生存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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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文化

什么是土匪呢?如果按照英国社会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J.Hobsbawn)的定义,他认为,从法律上来讲,任何以群体暴力的方式,从事抢劫或者袭击活动,都被认定为土匪。中国社会史专家幕少卿认为,土匪就是超越法律范围进行活动,但是又没有任何政治目的的团伙。从他们的定义来看,土匪从来没有消失,他们只是换了个称呼而已。

民国时期,土匪这个社会群体是非常庞大的,1930年,据《申报》统计,土匪的人数在2000万左右,如果按照当时最高峰4亿人口来计算,也就是说1/20的人口成为土匪。如果你打开全国地图,没有一处没有土匪的。

拿湘西来说,在这里参加土匪,几乎成为一种生活习惯,直至解放前,这里的土匪还有近20万,而本地人口也没有超过300万,也就是土匪比例在6%以上,如果再考虑人口比例,1/6成年男性的数量,也就是说有30%以上的成年男性都是土匪。

如果一个群体当中少数派,可以进行有效管理,如果多数人都成为土匪,肯定是整个社会出了问题。湘西地处山区,很多成年男性为了逃避兵役,不得不跑到山上避难。民国的土匪已经是一个正常社会当中“桃花林”,成为避世的最好途径。

作为如此巨大的有机体,它的思维方式、价值观、以及组织形态,肯定有其文化的趋同性。和其他的民族文化不同,土匪文化呈现一种亚文化形态,它与整个社会虽然是同源,却又天然存在着矛盾性。从历史长河来看,土匪是这一特定时期的特殊产物,但是如果从个体行为来看,它是心态失衡,自我走向迷茫,走向文化错位的开始。

就像电影《出租车司机》、《小丑》所呈现出的一种社会错位,当越战回来的战士,无法适应正在巨变的社会,当“小丑”弗莱克,无法与社会和解,之后就是整个群体的引爆。实际上土匪寄生于当时社会环境当中,甚至在当下能够获得很多人的同情,是非常耐人思考的问题。

土匪的地域性

民国土匪,都会依托相对固定的地理区域,在某一区域内进行反抗社会的活动,在这个社会群体当中,方言与民间的宗教,往往是土匪亚文化形成的根基。

中国的方言千差万别,同一个事物有时候隔了一座山,一条河,称谓往往都不一样。为了联络队友,对抗敌人,土匪在本地方言的基础上形成黑话。土匪之所以要使用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与乡村社会的封闭性密不可分的。

比如在豫南地区,土匪的首领被称为“大掌柜”,把家境富裕的称为“肥鸭”,把官府称为“鬼门关”。而在江汉平原,则会把官兵称之为“凛勾子”,把土匪头目称之为“老板”,把剿匪的军队称为“冷子”,攻打寨子称为“打围子”。久而久之,土匪逐渐抛弃正常社会的一套语言体系,把自己从正常社会当中区别开来。

土匪的黑话具有信息加密的功能,因此不能泄露给外人知晓,因此“黑话”也具有临时性。他们在每一次打劫过程中,都有可能把自己的黑话暴露在公众面前,因此为了保密的需要,时常需要更新自己的黑话系统。但是对那些群众来说,掌握黑话,对他们下一步融入土匪群体,也有好处。这些土匪为了招募更多的成员,如果这些群众没有长时间的“心向往之”,也是很难被说服。

土匪的规矩

在共同的价值取向当中,地方宗教起到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比如四川的袍哥,民众对关羽的崇拜,减弱了人们对袍哥的排斥,关羽成为彼此之间精神的契约,共同遵守关羽的一套行为规则,讲义气、忠诚等。

土匪由于绝大部分来自社会底层,他们漂泊不定,整日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因此从宗教迷信当中的鬼、神、仙、妖中寻找守护的力量,以及获得精神的寄托。土匪需要用宗教作为日常生活的凝聚力量,以及违反规则的惩罚,比如袍哥对于背叛帮会的兄弟,会要求在关羽面前,进行“三刀两洞”的惩罚。

他们在打围、砸窑、绑票、靠窑、典鞭乃至猫冬等活动中总是希望有神仙还有妖的庇护,因此处处流露出一种迷信的心态,办事说话都要讨个吉利。比如抢劫之前要进行占卜,忌讳的词要用替代词,甚至一天当中该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有详细的规定。

比如:丑不远行酉不东,求财望喜一场空。寅辰往西主大凶,病人遇鬼邪害伤一亥于北方大失散,鸡犬做怪事难成。已未东北必不通,三山挡路有灾星。午申体往西南去,文生下马一场空,逢戍不上巽中去。口舌是非有灾星。

在民国,土匪的产生途径是非常多样的,其中帮会是非常重要的一条途径。因此帮会当中那些规则,隐语,结拜等,都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比如湖南常德,红帮招募的时候就以汉寿山山主的名义,会要求入伙之人,喝雄鸡血酒,对天盟誓,永不叛会。河北永丰土匪,则借鉴洪门的很多规则,如《四盟约》、《八赏规)、《八斩条》与洪门的《三十六暂》、《二十一剐》、《十禁》、《十刑》非常类似。所以在民国,土匪对帮会会非常尊重。

土匪与军阀的共生

当然土匪和帮会还是有区别的,一个要生活在社会的阴影当中,另一个可能会游走在灰色地带,但是日常都曝光于社会之中。土匪内部为了保持一种相对和平的状态,不至于因为分赃不均等因素,而彼此争斗,残杀,需要在彼此之间强调一种亲情关系,并且用制度进行保证,以此来形成比较和睦的局面,这一点和帮会是非常相似的。

但是土匪不是一个合法的社会阶层,不可能被社会、法律所认可。所以土匪的世界观是与社会对立的,它杂糅社会各阶层文化的目的,是为了破坏社会,破坏这种文化体系,他们所认可的只有暴力。

军阀割据为这种暴力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军阀对钱的需求是贪得无厌的,他们和土匪一样,有组织对农民以及乡绅进行抢劫。通常情况下,土匪对抗军阀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长期的共存,让彼此形成了共生的关系。

军阀可以随时在土匪这里补充兵源。在北洋军阀时期,形形色色的军阀不外乎两种形式,要么是袁世凯的将领,要么自于土匪。比如山东军阀张宗昌、奉系军阀张作霖、桂系军阀陆荣廷等,均以土匪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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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昌

为了应对接连不断的战争,军阀必须有足够的兵源作为保障,招募土匪成为军阀常用的手段。当时的中国,遍地是土匪,招募土匪非常容易达到扩军的目的。而且很多军阀出身于土匪,对土匪有很深的情结。最显著的就是张作霖的奉军、张宗昌的鲁军、倪嗣冲的安武军、赵倜的豫军、刘镇华的镇嵩军等,这些军队绝大部分都是通过对土匪的招编而形成的。

时日久了,人们很难分清楚土匪与军阀的区别,人们加入土匪有些是为了生活,很多是想成为军阀,把土匪当中一个跳板,“不特无戾于法,且可以为作官之阶梯也”。

土匪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它是近现代社会特定时期,发展出的一个产物。很多土匪社会身份是游兵,比如山东地区,晚清官府为了防范列强的入侵,在这一地区重兵布防,当局势缓和,很多官兵会就地解散,甲午战争之后,山东地区形成了大规模的土匪,据统计,1930年,山东土匪人数在20多万,他们都按照正规军的编制,设置军师旅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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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申报》统计,山东最大的五股土匪中,郭安一股拥有快枪1000余支,盒子炮500余杆;于三黑一股有九连登毛瑟枪1000余支,盒子炮、勃郎林炮400至500支;而最大的范玉林一股则装备有毛瑟枪1000余支,勃郎林炮800余支,盒子炮600余杆,机关枪2架。

这些拥有精良装备的土匪,熟悉战事,擅长枪法,能快速实现由“匪”向兵的转化。所以土匪到军阀是一条不自觉的道路。

这些土匪主要是兵丁,他们源于军阀,但是他们不希望在统治阶级的派系当中充当第三者,但是他们又无法摆脱这种派系的斗争,而成为派系斗争的牺牲品。

结束语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1916年前后,军阀混战几乎没有停止过,到了1925年,军阀混战波及到14个省,直接造成了1928年的陕甘大饥荒,饿死24万人之多。如果再加上自然灾害,迫使很多农民,不得不为了躲避灾害铤而走险,走向土匪的道路。

土匪既是一种职业,也是一个社会群体,它游离于正常的社会结构当中,有着自己的一套组织体系。当社会需要暴力维持的时候,暴力也成为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它让正常的社会生产无法延续,生产者与生产脱离,社会阶级矛盾激化。

这种尖锐的对立又在同一个生存空间下,军阀需要这些游民与破产的自耕农,这些游民即使在财产上一无所有,仍然有其社会价值,仍然能在动荡的社会当中生存下来,如果从社会环境看,不失为一种合乎逻辑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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