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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英国皇家学院展出了Richard Rothwell所绘制的《玛丽·雪莱画像》，并配以珀西·雪莱的诗，称她是“爱与光明之子”。 来自wiki 2017年是被誉为“科幻小说之母”的玛丽·雪莱诞辰220周年，当年9月份，一部同名传记片也于多伦多电影节首映，以纪念这位传奇女性的卓越文学贡献。 从电影本身而言，只能说拍得中规中矩，基本上围绕着玛丽和珀西之间的爱情故事展开，以及她如何撰写出《弗兰肯斯坦》的过程。这当中玛丽遇见了几个重要人物，如与珀西·雪莱齐名的另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乔治·拜伦，以及后被认为是吸血鬼小说鼻祖的约翰·波里道利，他一度担任拜伦的私人医生。玛丽的父亲是著名政治哲学家、现代无政府主义哲学的先行者威廉·戈德温，而玛丽的母亲，那个未曾出现在电影中却一直影响着她的隐藏角色，则是女权主义哲学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这些人的碰撞都是浓墨重彩的历史逸事，细品之间，让人神往于那个时代的群星闪耀。 《弗兰肯斯坦》创作于1818年，所以接下来的2018年，纪念其问世200周年的文章和活动也比比皆是。说到这部又名《科学怪人》的科幻开山之作，大概也是无人不晓。小说中，一位名叫维克多·弗兰肯斯坦的生物学家亲手创造了一个用尸体拼接而成并获得生命力的怪物，也目睹了怪物所带来的危害，他选择与之对决却并未成功，最后含恨离开人间。 玛丽·雪莱笔下集恐怖、悬疑、幻想为一体的故事被认为是对科学发展中不可控面的悲情预言，怪物也成了技术反噬人类社会的某种象征，他所带来的伦理与哲学思考整整影响了接下来的两个世纪，并将继续长久存在下去。人们也将其创造者的名称赋予他，弗兰肯斯坦。 但大多数人可能不知道的是，玛丽一生写就的杰作，绝不仅仅是这一本，她留给后世的著述有十多本，包括另外数本长篇以及一些诗歌、游记和散文，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有近些年来被评论家广泛讨论的《最后一人》（The Last Man）。 《最后一人》被认为是英文世界第一部启示录小说，于1826年首次出版。法文同名小说、让·巴蒂斯特·库辛·德·格兰维尔（Jean-Baptiste Cousin de Grainville）以叙事诗形式所撰写的Le Dernier Homme虽然于1805年就已出版，但从完成度和艺术成就来说，显然都是玛丽·雪莱的作品要超出许多。有趣的是，书中所设定的时间和我们今天较为接近，叙述开始于2073年。21世纪将尽，但人类却已经看不到22世纪的太阳升起，因为一场席卷全球的瘟疫。对照我们眼下的恐惧，还真有几分贴切。 尽管从这几个月陆续在亚洲和欧洲造成严重疫情的新冠病毒本身毒性而言，还不足以造成人类整体灭绝的后果，但这次事件无疑给出了一个信号：世界性的流行病是我们未来生存的最大威胁。从2009年至今，十年时间里，世卫组织已经六次启动了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埃博拉、寨卡、流感、SARS……而在非洲和亚洲的丛林之中，野生动物身上还有无数等待机会扑向人间的未知病毒。 回到小说中来，和《弗兰肯斯坦》一样，《最后一人》也有一位中心叙述者，莱昂内尔·维尼，他出身于一个贫穷贵族之家，并在儿时就遭到了父亲的抛弃。他有一位朋友，是英格兰已故的最后一位国王的儿子温莎伯爵阿德里安，其人生性和善，拥护共和制，而他的母亲却希望利用儿子来复辟君主制。还有一位主要人物雷蒙德勋爵，曾是阿德里安的情敌，后来又成为了莱昂内尔的妹夫，野心勃勃的他因投身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战争而赢得了声誉。 2092年，雷蒙德和莱昂内尔在进攻君士坦丁堡时听到了瘟疫的传闻，它发端于尼罗河畔，此前已经传到了亚洲。雷蒙德很快就像一位女巫预言家所说那样，因土耳其人的伏击而被杀，莱昂内尔退回英格兰，发现整个美洲和欧洲都笼罩在了瘟疫阴影之下，英格兰很快也变得不再安全。而其他各种灾难纷至沓来，黑色的太阳出现在天上，风暴潮席卷各地海湾。他和一群贵族朋友不得不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试图躲避这种不知起源也没有治疗方法的大流行病，陆续流亡法国、瑞士、米兰，甚至试图穿越亚得里亚海，然而海上突发的风暴终于杀死了莱昂内尔最后的几个同伴，等他游到了拉文纳的岸边时，已经成了这世界上唯一剩下的活着的人，时间是2100年。
玛丽·雪莱在前言中写道，1818年，她在那不勒斯附近的洞穴里发现了一本由库马女预言家写在树叶上的预言文集，《最后一人》便是她将其中的文字编辑而成。这个陈述颇有一种文学上惯用的假托手法，真伪难以再去分辨，不过书问世之后收到的反馈却是不太好，被评论家一通乱批，说它“病态”、“令人作呕”、“愚蠢的残忍”，成为她最被诟病的小说。 然而玛丽始终坚持这是自己最喜欢的作品之一。某种意义上，这本小说对她而言有着自传一般的色彩，莱昂内尔身上投射的是她本人，阿德里安便代表珀西，而雷蒙德显然就是病死于希腊的拜伦。这本书动笔于1824年，正是拜伦去世的那年，而雪莱更是两年前就已经因海难身亡，玛丽用这种方式来纪念这些对她而言最重要的人们的死去，也对他们所代表的浪漫主义政治理想提出了质疑。 《最后一人》出版后沉寂多年，一直到1965年才再版，并不断引起当代评论家的注意。在对它进行重新审视和挖掘之后，文学界开始为其中丰富的指涉所惊叹。才华横溢的作者，调用了古典神话的框架，来讲述了一个探讨自我、性别、阶级、种族、宗教和国籍的反乌托邦故事，展现了维多利亚时期人们的政治生活与思想生活，而瘟疫，才是其中真正的主角。 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的英语学者Jessica Mercado曾在《生态批评的新方向》（New Directions in Ecocriticism）2010年秋季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名为《“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末日，我感觉很好”：玛丽·雪莱<最后一人>中瘟疫的历史前身》，指出，这本小说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新的生态史学文本，它关注的是流行病的详细知识以及流行病所造成的破坏。生活在19世纪早期的玛丽用这种方式，解读并想象了1817年至1823年席卷亚洲的霍乱疫情，这是这种病的第一次世界范围大流行（一共有六次）。 1817年8月，霍乱从印度加尔各答附近的杰索里开始肆虐，次年到达斯里兰卡，继而沿着印度北部边境（即今天的阿 富汗）到达缅甸和泰国，又被从海上带到苏门答腊、爪哇和中国，到了1822年 ，它通过陆路到达了东西伯利亚和日本、菲律宾和东南亚大陆。 然后去了非洲，到达位于巴士拉的波斯湾源头。 俄罗斯南部的阿斯利康地区也受到了影响，最终遏制其势头的是1823-1824 年严寒的冬季，这才没有波及里海以外的地区。不仅如此，书中所描述的无名瘟疫还揉合了黄热病、斑疹伤寒、鼠疫等中世纪以来其他流行病的特征。
1817-1822，霍乱在亚欧一些国家流行，造成了大量死亡 瘟疫首次出现大概是在这本书进行到三分之一的部分，经过长足的铺垫，它悄无声息地来到了战场。 “人类的敌人在六月初就开始在尼罗河岸边升起它的蛇头；亚洲的部分地区，通常不受这种疾病的影响，但也受到了感染。它已经在君士坦丁堡了；但是，鉴于这座城市每年都经历一次类似的探访，那些声称这次死人更多的呼声也不怎么受到关注，通常在炎热的几个月里都会有些惯例牺牲品。” 随着疫情加重，欧亚交界处的君士坦丁堡陷落，无动于衷很快变成了恐慌。 “但是他们告诉我们神正在咒诅这里，凡冒险进入墙内的，就会被传染上瘟疫。 该疾病已在色雷斯和马其顿蔓延，现在，由于担心即将到来的感染的毒性，一条警戒线已经在色萨利的边境拉起，严格的隔离也开始执行。 ” 一开始，身处欧洲大陆以外的主人公们还只是抱着观望态度，做着知识分子式的探讨。 “这个消息把我们对天堂的憧憬带回到眼下地球上上演的痛苦和不幸。我们谈到了去年在世界各地发生的瘟疫所造成的破坏; 以及它第二次探访的可怕后果。我们讨论了预防感染的最佳方法，并讨论了在受感染的大城市——比如说伦敦——保持健康和活动的最佳方法。” 当然他们也隐隐带着焦虑，预感到这份侥幸的平静也许很快就会被打破。 “英格兰仍然安全。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挡在我们和瘟疫之间，就像一堵没有缺口的墙。我们的船只确实是颠在了风口浪尖，就像格列佛是布罗比迪涅格人的玩具一样。” 果不其然， “初夏时节，我们开始感到，在遥远的国度里所发生的灾难，比我们起初所料想的要严重得多。基多被地震摧毁。墨西哥因风暴、瘟疫和饥荒的联合影响而成为一片废墟。移民潮淹没了欧洲西部；我们的岛成了成千上万人的避难所。” 这时候政策制定者也已经手足无措，在瘟疫面前，他们的无能暴露无余。 “贸易被迫中止，因为我们和美国、印度、埃及和希腊之间无法进行通常的货物交换。我们正常的生活秩序也突然被打断了。我们的保护者及其党羽们企图掩盖这一事实，但徒劳无功; 日复一日，他安排了一段时间来讨论有关世袭等级和特权的新法律，但徒劳无功; 他试图把恶疾说成是片面的、暂时的，但徒劳无功。这些灾难发生在许多人的心中，通过各种商业渠道，完全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 阅读这本小说的过程中，我一次次被玛丽·雪莱渊博的学识和天才的能力所折服，她是如此准确地刻画了在如此灾难面前人类的 心理与反应 ，对照今天的我们来看，也几乎一般无异。或许因为太真实而难以被接受，导致它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都遭到冷落。 《最后一人》于1928年被改编为无声电影《地球上最后一个男人》，变成了一个搞笑题材，设定为地球上出现了一种只有男性会得的病，叫做masculitis，唯一没有病死的男人发现自己将不得不活在一个女人统治的世界。2008年又有一部小成本制作，声称是向玛丽·雪莱致敬，这里面的病毒来自西伯利亚一座废弃的前苏联生物武器实验室，有66天潜伏期，能在被发现之前最大限度地渗透到人群，并且死亡率超过98%。剩下的2%幸存者遭受不同程度的失明、身体变形、不育和疯狂，并且面临饥饿的威胁，他们开始自相残杀。而其中的主角莱昂内尔·维尼，因为与众不同的免疫力，依然保持强壮，最终成为唯一活下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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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16 16:5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