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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月同天”提醒了我们,还有一种斯文值得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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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2-14 16:48:4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因对“为什么别人会写‘风月同天’,而你只会喊‘武汉加油’”这种表述不满,《长江日报》撰写题为《“相比‘风月同天’,我更想听到‘武汉加油’》的文章予以驳斥,并引“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作为结语。

首先,引奥斯维辛一语实在不伦不类,有偷换概念之嫌,阿多诺之谓“写诗是野蛮的”有着更复杂的语境和更深刻的本意。

其次,“加油”一词也并非纯粹的脱口而出,它也曾在作者鄙夷的“艺术史”中经历了漫长的演化。

其三,“我更想听”这种逻辑,未免霸道。

其四,对于一个正在快速发展中的社会而言,应警惕被“越简单的词,越有力量”套牢。

《长江日报》评论文章的主要观点

“加油”也有文化底蕴

据《谈谈“加油”的词源》(作者:山东鲁东大学王丽英、王东海,发表于《语文建设》2009年第一期,67—69页)可知,关于“加油”的词源,目前有四种说法,即:国外教练误解赛车熄火说;古代奥运会上运动员在身上抹油说;刘伯温与诸葛亮墓中长明灯说;1932年参加奥运会的中国选手刘长春日记说。

可另补一例。1911年6月24日,《时报》第3版刊发了《英皇加冕》消息,称:“宣誓之后,照例加油。”指一种宗教仪式。

从文献看,“加油”最早出现在魏晋时期,元代才有引申义,多用为“火上加油”“加油加醋”,直到民国时,这都是“加油”的主要用法。

明代齐东野人在《武宗逸史》中写道:“旁边还有一队击鼓的小太监,不停地为他击鼓加油。”这是首次用“加油”比喻“进一步努力”。在清末民初报刊中,这种用法很罕见。1924年第235期《清华周刊》在新闻栏目中,以《天天加油》为题,报道了清华篮球队日常训练,此后逐渐普及。

可见,“加油”并非一开始就让“亿万万中华同胞‘秒懂’”,它也曾“那么疲软无力”过。

值得一提的是,《牛津英语词典》已收入“jiayou”一词,注释为“Hong Kong English”(香港英语)。

从这个意义上说,“加油”与“风月同天”都是在“写诗”,只是风格不同,原本没有任何必要以个人喜好的风格否定其一。

“无处安放的同情”不合道义

“加油”有上千年的演进史,在传播中,有两大特点:其一,多出现在白话小说、白话报章中,主要面向旧学功底略低的人群;其二,只有两个义项,清晰而简单。

相比之下,“风月同天”要复杂一些。但不懂“风月同天”所包含的“文化史”知识,也能体会出其中“慈悲为怀”“众生平等”的普遍主义情怀,如此多网友点赞,恐怕不是“语言上的形式主义”所能概括的。

《“相比‘风月同天’,我更想听到‘武汉加油’》似乎想告诉读者:明明可以用简单的“加油”说清楚,为什么非要用复杂的“风月同天”呢?所以“加油”更真诚,“风月同天”则“疲软无力”。

只是,语言是交流工具,作用于不同的社会场景,场景不同,人付出的情感自然也不同。

但正如汉宁·里德在《无处安放的同情》一书中指出:传媒时代让现代人产生了这样的虚妄,以为全人类都生活在同一场景中,所以他们会为非洲饥民、灭绝的野生动物、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人们流下热泪,可邻居死了,他们反而无感。

然而真实的生活永远是丰富的,它由无数场景构成。即使彼此之间有共同的关切、共同的利益,也不应把大家都塞进一个空泛的“命运共同体”幻象中,从而以为只有一种情感最恰当,只有一个词最给力。不同的场景,需要不同的表达,人人喊“加油”,不仅在道义上站不住脚,也折损了世界本来的丰富性,更重要的是语词统一的背后恰恰是真实情感的淡漠。

能看书不等于看懂书

不同情境说不同的话,这是常识无疑。可问题是,幼儿园的孩子就能把“加油”用好,却未必有几个人晓得“风月同天”,这里面确实是教育的问题。

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汉语是已被反复“科学改造”过的语言。历经“反对旧文学”的白话文运动以至“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文化的洗礼,现代汉语几乎剔除了所有的“繁文缛节”,转而吸收了大量群众化、生活化的语言,不仅不再避俗,反而在最大程度上从俗。

这里有一个颇具意味的故事。1953年1月,斯大林曾问郭沫若:“我们苏联的儿童,只要学习三个礼拜,学会了俄文字母和拼音法,就能够看书;你们的情形怎样?”郭沫若说:“我们不行。往往学了三年还不能够看书呢。汉字学起来的确是有困难的。”斯大林问道:“是不是你们舍不得丢掉汉字?”

因此一套更容易、更方便、更直接的汉字和汉语,是有助于降低教育成本、迅速扫除文盲的,也更便于实现现代意识的启蒙和革命意志的输送。只不过这样的代价是牺牲了汉语的模糊性、复杂性和优美性。

其实,能看书不等于看懂书。学习任何一种语言,达到“看懂书”甚至能作文的水准,都需多年积累,并无捷径。

在老一代人的书信中,尚保留着怹、同侪、女史、顺颂时祺等斯文说法,如今已很少有人会用。除敬语外,觊觎、龃龉、囹圄、一语成谶等渐行渐远,写作者已很难体会出不同近义词间,那微妙的差异。随着语感日渐麻木,太多人误以为好文章就是思想犀利,再附以辞藻的包装而已。

所以,《长江日报》的评论员才会觉得:“汉语修辞的魅力,不是为修辞而修辞,不是为辞藻而辞藻,修辞的力量来自心灵,来自人的力量。”

可“心灵”“人的力量”的定义是什么?如此论证,岂不是自说自话?恰好印证了当下语文教育的缺失——它未能让更多国人学会用斯文的方式和更独立的思维去阅读与写作,而是一味沉溺在剑拔弩张、声震屋瓦的表达习惯中,时时寻找敌人,实在找不到,就去发明一个。论理未圆处,辄以抒情代之。

这种貌似有“力量”的修辞是危险的,使作者满足于义正辞严的幻觉,难以自拔。

呼唤“简单”有悖常识

语言单一化的风险在于,它不仅摧毁了人的审美能力,而且压缩了认知空间,使人异化为“单向度的人”。简化汉语教学原本就是工程主义的产物,以这样的语言思考和写作,便会在不经意间,接受工程主义的逻辑,把“有用”“力量”看得高于一切。

工程主义试图将复杂的世界简单化,以为一切问题都可以用工程手段解决,但事实是,许多困难原本就是工程带来的,靠下一次工程,根本无法消除它。

工程主义在行为和结果间,建立了一个虚假的关联,以“付出行动-必然结果”为号召,最大化地调用社会资源。工程主义发明了一整套动员技术,包括:将准备改造的对象妖魔化,称它为腐朽的、僵死的、恶毒的;以非黑即白的逻辑消除中间地带,视不积极配合为错误;将可能性解释为必然性;承诺美好明天,并用自己的逻辑证明它存在;占据道德制高点等。

正是在工程主义的蛊惑下,出现了“我们要保存国粹,首先要国粹能保存我们”“汉字不灭,中华必亡”等声音,可从结果看,砍掉了子曰诗云,砍掉了仁义礼智信,科学精神就真的提升了吗?

问题的关键在于,科学承认复杂性,工程主义只相信简单。

生命而演化总是从简单到复杂,很难想象,在已经成为复杂的人类后,竟会转头去讴歌简单,去礼赞“越简单的词,越有力量”。越简单的东西,往往越早被淘汰。

所以在高喊“我更想听”前,不妨自问:今天写下的 “铿锵有力”的文字,有多少能传到一千年后?没有主动传播,“风月同天”却做到了,这难道不值得反思?

网友在“风月同天”说法下的留言

“风月同天”代表一种斯文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写道:“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换言之,我们今天所奋斗的一切,不是为了神祗,不是为了别人的议论,更不是为了什么灿烂的大词,而是为了人自己。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高速发展后,更应思考,怎样才能让发展不偏离它原本的目的。

古往今来,富裕与强盛的时代有很多,却总是过眼云烟,因为富裕与强盛只有转化为斯文资本,才能真正传递下去。后人不可能置身于唐代的辉煌、宋代的繁华,但唐诗宋词却时时给人以温暖,至今滋养着灵魂。

点赞“风月同天”,因为它提醒了人们,还有一种斯文值得追寻。那就是:用更慈悲的眼光,去看身边的陌生人;用更温和的声音,彼此沟通;更多倾听,而不是总想说服对方;在表达关切的同时,也能保持冷静;努力激活一个个的“我”,而不是大而无当的“我们”。

“言而无文,其行不远。”在文明的基本问题上,无需太多争议,因为不论相隔多久,人心终会向往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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