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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抢人”到封城:武汉病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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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2-13 10:39:2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01
“出事”前,原本是武汉的高光时刻。
两个多月前,军运会开幕。
很多人是看了气势恢宏开幕式画面,才知道有这样一个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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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相当硬气!为办这个没几个人知道的“世界级”运动会,号称投资1400亿,一口气建了35处、54个体育场馆和一系列形象工程。整个运动会的接待、安保等群众动员工作达到了奥运会水平。
两年多前,武汉打响了全国“抢人大战”第一枪。
2017年初,武汉推出“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百万校友资智回汉”计划,大幅放低落户标准,给大学毕业生买房八折优惠,以及“全员落户、全家随迁、全时办理”等优惠政策。
武汉十分霸气,“抢人大战”引发成都、西安、重庆、深圳等地加入,但武汉遥遥领先,据《武汉晚报》1月7日报道,武汉已经留下了109万大学生,比原计划提前了两年。
更早之前,武汉以“满城挖”闻名于世。
2013年,市长阮成发上任大干快上,8条地铁线同时施工,全市在建工地超过一万个。因此,阮成发被起了一个“满城挖”的外号。调离武汉后,这位市长曾回应这个“外号”时说:“大建设时期,也是出问题最多最困难的时期。我们很容易找到理由让一些建设工地不开工。但是,时隔3年、5年或者10年后,当我们回头看,我们不这样做,我们会对不住这座城市。”
最终,说对不起的是省长。1月26日,湖北省长王晓东在新闻发布会上表态:非常痛心、非常内疚,也非常自责。
出事前的两年,在一系列的操作下,原本房价不怎么涨的武汉,迅猛“补涨”。英国《经济学人》关注武汉现象:
“武汉是中国经济困境的一个缩影。政府债务飙升,市委书记因为热衷大型建设项目收获外号“满城挖”。由于吸引不到游客,曾被寄希望成为地标的一座电影主题公园关门大吉。要卖掉武汉所有的空置住房估计需要近十年。如今,这座拥有1100万人口的城市见证了中国的韧性,该市经济加速发展。仅过去两年就有五条地铁线开通或延长,高峰时段车厢里挤满了乘客。大笔投资流向半导体制造、生物技术研究和互联网安全公司。积压房产已近清空。”
武汉是中国大城市的新榜样,豪赌城市建设、人口红利、科技产业,GDP增幅大幅超过一线城市,总量超过天津,其代表的中国大城市发展模式,在经济上是重大的成功,领导政绩卓著,有房阶层和炒房客也因房价上涨满心欢喜。
可是,把一座城市当成一个公司来运营的时候,巨大的隐患出现了。
02
隐患写在政府工作报告里。
1月7日,当新冠状病毒暗中发作的时候,武汉正在召开的“两会”,市长作《2020政府工作报告》——相信每个中国城市的政府工作报告都长这样。
《武汉市2020政府工作报告》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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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提到投资、制造业等事关GDP的部分,洋洋洒洒上万字,放在最前面,且全都量化为数字目标(红线标注),令人信服。然而,事关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公共服务”却放在报告后面——这是所有工作报告的标准格式,涉及医疗卫生的内容只有43个字:
“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加强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和医疗救治能力。”
没有一个数字,一看就是复制粘贴的,全是正确的废话。
隐患在政府花钱的分配上。
通过政府工作报告可以看出,武汉在投资、制造业、科技产业、公园绿化上相当豪迈,在“公共服务”上自然捉襟见肘。
长期负债“满城挖”的武汉其实囊中羞涩。2013年,武汉市政府负债率超100%,被称为中国负债率最高城市,曾被财政部点名。2019年,武汉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00多亿,支出却高达1900多亿,负债率仍然高企。当然,这是中国城市的通病,跟武汉一样的比比皆是,比他欠债更多不还钱的也大有城在。像深圳这样不差钱,北京、上海这样负债率在合理区间的中国城市太少了。
彭博社最近制作了一个表,发现武汉近5年来在科技上的投入(蓝线)大增,公共卫生支出增幅(白线)却原地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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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召开两会的1月7日,宣布新一年度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时,正是隔离新型冠状病毒的最佳窗口期。然而,写在报告里的那43个不痛不痒的字,却把最后的希望隔离开了。
从“抢人”到“封城”的神转换,武汉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藏着答案。
03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2020鼠年春节前,以抢夺百万人口自豪的武汉,却面临无数人的“逃亡”,昨天,武汉市长说:“目前有500多万人离开武汉,还有900万留在城里。”
武汉关上了大门,数十座中国城市陆续关上了大门。武汉事件,冠绝古今中外,偶然处有必然。
武汉事件的背后,是中国大城市急剧发展带来的隐患和矛盾。40年来,中国经济奇迹的最大特征是城市化和工业化,以“卖地+房地产开发+大建设”为核心的城市化,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可是到今天,它积极的一面日渐消退,负面影响越来越重。中国GDP增幅从高速变为中速、低速,是一个规律,如果一个城市的市长仍然奉行功利主义,把刺激经济作为头等大事甚至是唯一的大事,是一种对市民的不负责任,也不符合中央制定的的长期发展战略。
早在去年6月,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混乱的肮脏,已被投诉,但却无人问津。如果这是一个世界500强企业投资的事,估计立马就给办妥了。把公共服务放在与投资同等重要的时候,就不会再出现恶性传染病这样的公共危机事件。
歧视公共服务,GDP至上思维,是中国城市的通病。不独武汉,中国城市的“优等生”深圳,在中小学和高中的学位供给上,长期严重不足,2019年只有44%的中考录取率,导致全民焦虑。在引发一波又一波舆论的强烈关注后,深圳才开始大规模的高中和中小学建设。不过,深圳对GDP的反应能力却是神速的,当2019年三季度GDP增速下滑,深圳大规模挖马路、举办全球招商大会……武汉肺炎事件后,深圳网友最焦急的是,假如深圳不幸中招,人口比武汉多1000万,面积只有武汉1/4的深圳,其薄弱的医疗条件恐怕更难支撑。
近5年来,中国人口和资源向大城市的集中,仍在发挥效力。诚然,世界经济和城市发展规律表明,即便房价高、交通堵塞等大城市病始终难解,但大城市是最有效率、最多元丰富,甚至也是最环保的,因而是最受人喜爱的。
但是,在地球上,有纽约、伦敦、东京这样的大城市,也有孟买、加尔各答、墨西哥城、雅加达这样的大城市。前者描绘着商业机会、科技创新这样美好的画面,后者则刻画出贫民窟、贫富差距、环境卫生糟糕的场景。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的中国,人口超过1000万的10座中国城市,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成为纽约还是加尔各答?
我们慢一点,又何妨?
04
世界一流的城市的魅力,不光有资金的高效周转,还有多元的生活方式和信息和内容的充分流动。然而,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刻,武汉的信息发生了扭曲。
病毒传染爆发的时刻,1月19日,武汉媒体《楚天都市报》头条竟然鼓吹4万余家庭共吃团圆饭,没有疫情的任何消息。有心人统计,从1月7日到1月20日,武汉第一大报《长江日报》头版没有发过一次有关肺炎的消息。有人说,纸媒老百姓不看,只有公务员和国企才订阅,这样就更加不好了,总不能允许他们只祸害公务员吧?
早在1月1日,武汉警方便在第一时间“处理”了8个造谣者,虽然,胡锡进微博把这个事圆了个场,但当时毕竟在媒体公开把这8个人称为造谣者,可以说是间接保卫了病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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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传统媒体受到新媒体病毒式袭击、颠覆,体制僵化、创新无力。看起来,新媒体崛起了,网红不断、热闹非凡。但大家都知道,想写点好文章是如履薄冰的。他们和8个“造谣者”面对的是——各地方政府都掌握媒体生杀大权,删文、关号挥挥手就行了,不需要任何程序。
还不如前些年纸媒红火的时候呢,毕竟纸媒是有行政级别的,不是谁想处理就能处理的。
于是,一个城市的信息和内容,基本上处于不对等、不对称状态。然后,我们每天接触的内容,充斥着伪新闻和鸡血文章,还有抖音上那些恶俗的饮食男女。长此以往,我们的大脑中将充斥新型信息病毒,被传染和传染别人……
这不是我们需要的城市。
武汉“抢人”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越来越多的人,需要更多更好的城市服务?而不仅仅是为GDP服务?武汉“满城挖”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过度的投资挤占了公共服务的投入,让这座城市越来越美,越来越危险?武汉“处理”造谣者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是在堵塞一个城市信息血液的流动。
武汉病了,但别让野生动物背锅,这不完全是嘴巴的责任,病在头脑,需要反思的是中国大城市的运营方式——别再把城市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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