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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中庸》重返《礼记》意义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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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1 16:53:4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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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石立善,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东方学者”特聘教授。文学博士(日本京都大学),《古典学集刊》主编。研究领域为:中国古典学、古代经学、日本汉学。编著《日本先秦两汉诸子研究文献汇编》(全30册,2017)、《日本<十三经注疏>文献集成》(2016至今)、《日本汉学珍稀文献集成·年号之部》(全5冊,2018)、《东アジアの宗教と文化》(2009),代表论文有《隋刘炫〈孝经述议〉引书考》、《德国柏林旧藏吐鲁番出土唐写本〈毛诗正义〉残叶考》、《吐鲁番出土儒家经籍残卷考异》、《敦煌写本S.6557中的“鬓局”》、《〈毛诗正义〉引郑玄〈诗谱·小大雅谱〉佚文错简之更定》、《〈中庸辑略〉版本源流考辨》、《〈禮序〉作者考》、《朱子门人丛考》、《日本古写本〈毛诗诂训传〉研究》、《日本幕末明治时代两部〈论语〉新疏的校勘学成就》、《江户日本刊刻中国儒家典籍丛考》等六十余篇。

【导 言】

历来研究《大学》与《中庸》,多关注这两篇脱离《礼记》作为四书独立之后的情况,却无人注意《大学》《中庸》在明清时代重返《礼记》的运动,这场运动的影响甚大,在思想史与学术史上的意义也非同寻常。

本文通过详细考察《大学》《中庸》在明清重返《礼记》的历程,指出:《大学》《中庸》重返《礼记》的运动,在经学史与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大学》《中庸》回归《礼记》,由明代祝允明、郝敬及清初王夫之提倡,在古学兴起的雍正、乾隆时代的官方修撰《礼记义疏》中,《大学》《中庸》正式重返《礼记》。

《大学》《中庸》重返《礼记》,其积极的一面是恢复了《礼记》的文本完整性,丰富了礼学研究的内涵,而消极意义则在于直接地削弱了《大学》《中庸》的权威性与特殊性,导致两者所具有的理学色彩的消退及经典地位的下降,有关两者的性质及研究也被经学化、礼学化了,导致《四书》的地位亦为之下降。《大学》、《中庸》重归《礼记》,有着汉宋学术之争的背景,也是清代学术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

资料图

学界关于《大学》、《中庸》的文本研究,一直集中两书的作者、成书年代以及历代《大学》改本、补传、朱子《章句》本与阳明古本之争、《中庸》经传分离的争辨等问题上,尤其集中在《大学》、《中庸》两篇脱离《礼记》作爲四书独立之后的情况。

然而,迄今无人关注《大学》、《中庸》在清代重返《礼记》的事实。笔者认为,明清时代《大学》、《中庸》重返《礼记》的重要性决不亚于上述问题,本文通过详细描述并考察这两篇重返《礼记》的历程与经典地位的变化及相关问题,试论其影响及经学史、思想史上的意义。

一、《大学》、《中庸》于元代脱离《礼记》及明代的状况

北宋二程表彰《大学》与《中庸》,朱子(1130—1200)继起爲撰《章句》,将此两篇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合并爲《四书》。程朱认爲,《礼记》一书杂出汉儒之手,《大学》、《中庸》是混入《礼记》的重要思想典籍。

《大学》与《中庸》脱离《礼记》而独立,同时也宣告此二篇脱离传统经学的范畴,成爲理学之宝典、道统之渊源。朱子殁后,《大学》与《中庸》在文本上,至南宋末尚未完全脱离《礼记》,如魏了翁(1178—1237)《礼记要义》[1]节编注疏,亦载录《中庸》(卷二十七)、《大学》(卷三十一),此书乃其《九经要义》之一,是从经学研究着眼的经文及郑注、孔疏的节录本,属于特例。

而衞湜辑编《礼记集说》[2]仍录《中庸》(卷一百二十三至一百三十六)与《大学》(一百四十九至一百五十三),并会聚郑玄《礼记注》、孔颖达《礼记正义》、陆德明《经典释文》及程朱爲首的两宋学者之学说。

其实,对于衞湜《礼记集说》处理《大学》、《中庸》诸家注解的态度,黄震(1213—1281)已提出质疑,云:

晦庵《章句》虽亦参错其间,意若反有未满于晦庵者。天台贾蒙又爲《集解》,杂列诸家,晦庵《章句》之说又特间见一二而已。[3]

衞湜《集说》采录诸家之说,而朱子《章句》仅爲其中之一家,黄震感觉到衞湜对《章句》怀有不满。至于天台人贾蒙编撰的《礼记集解》仍是杂列诸家之说,而所引朱子《章句》的学说只是零星一见而已。贾蒙的《礼记集解》久佚[4],从黄震的记载中可知,他也仅仅是将朱子《章句》作爲其所选取的二十六家说解之一而已,采录很少。

黄震的潜台词很清楚,衞湜、吴蒙的书对于朱子《章句》重视远远不够,《大学》、《中庸》的部份专尊朱子一家之说足矣,但他并未提出让《大学》、《中庸》完全脱离于《礼记》。黄震在《黄氏日钞·读礼记》中,《中庸》以朱子《章句》本爲主,略采诸家,间附己意;《大学》则先录《礼记》古本,再录朱子章句本,最后列董槐改本[5]。

衞湜、魏了翁、黄震等皆爲朱子学者,由此可知,在南宋朱子殁后,作爲《礼记》篇章的《大学》、《中庸》,与作爲四书的《大学》、《中庸》并行而不悖。

《大学》、《中庸》脱离于《礼记》,肇始于元代理学家吴澄(1249—1333)《礼记纂言》[6]。《礼记纂言》仿照朱子《仪礼经传通解》的体例,统合三礼,分别经传,归类“仪礼正经”、“逸经”、“仪礼传”,又以其余《礼记》三十六篇类别爲“通礼”、“丧礼”、“祭礼”、“通论”四类,而不载《大学》、《中庸》。吴澄在《序》中称:

《大学》、《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论语》、《孟子》并而爲《四书》,固不容复厠之礼篇。

经过程朱表彰的《大学》、《中庸》在并入《四书》后,地位骤然升高,事实已不容许再留在《礼记》这样的礼学典籍中。这是对理学新经典的尊重,也显现了吴澄对程朱的无比尊崇。

此后,《礼记》专书之注本遂由四十九篇变爲四十七篇,陈澔(1260—1341)《礼记集说》[7]乃其滥觞。陈澔是朱子的四传弟子,在撰于元代至治二年(1322)的《序》中谓:

《戴记》四十九篇,先儒表章《学》、《庸》,遂爲千万世道学之渊源。其四十七篇之文虽纯驳不同,然义之浅深同异,诚未易言也。

“先儒”无疑是指程朱,陈澔认爲《大学》、《中庸》已成爲千万世道学之渊源,地位崇高,与《礼记》中的其他礼篇不可同日而语,必须脱离《礼记》而独立。陈澔在书中仅存篇目“中庸第三十一”、“大学第四十二”,不录经文,并注云:

朱子《章句》。《大学》、《中庸》已列《四书》,故不具载。

吴澄、陈澔皆爲理学家,其言行出于必然。元仁宗皇庆、延祐年间恢复科举,《四书》成爲朝廷取士的必读教科书[8],进一步提升并确立了《大学》、《中庸》的权威性及程朱诸经注释的地位。

何异孙《十一经问对》则以《论语》、《孝经》、《孟子》、《大学》、《中庸》、《尚书》、《毛诗》、《周礼》、《仪礼》、《春秋》三传、《礼记》爲十一经。《大学》、《中庸》与诸经并列,在元代的地位之高可想而知。

陈氏之后,元明两代的《礼记》注本或礼书重编本等遂不载《大学》、《中庸》,俨然成爲惯例,而多仿陈书之体例,仅存篇目而已。明永乐年间,胡广(1369—1418)等奉敕撰《礼记大全》[9]所用蓝本爲陈澔《礼记集说》,并参用衞湜《集说》而成,《大全》自然遵守陈氏《集说》体例,不载《大学》、《中庸》。明人徐师曾(1517—1580)《礼记集注》卷二十五《中庸》存篇目,卷二十九则载录蔡清考定《大学》致知格物补传八十六字[10],汤道衡《礼记纂注》[11]从之。

贡汝成《三礼纂注》[12]之《礼记》部份分爲十二卷,存《礼运》、《礼器》、《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坊记》、《表记》、《缁衣》、《儒行》、《学记》、《乐记》十二篇,不载《大学》、《中庸》。黄干行《礼记日录》[13]仅存《大学》篇目,《中庸》篇目亦不载,汤三才《礼记新义》[14]、姚舜牧《礼记疑问》[15]、朱泰桢《礼记意评》[16]、朱朝瑛《读礼记略记》[17]等皆不载《大学》、《中庸》。

李经纶(1507—1557)《礼经类编》取《周礼》、《仪礼》、《礼记》合而汇之,以《曲礼》、《经礼》、《制礼》爲大纲,而各系以细目,三大纲后又有《三礼通传》,合并《礼运》、《礼器》、《坊记》、《表记》及《哀公问》等篇,又冠之以《大学》,终之以《中庸》。这应当是沿袭了《仪礼经传通解•学解》收录《大学》、《中庸》的做法。

明末刘宗周(1578—1645)《礼经考次》归类篇章,援引《大戴礼记》之《夏小正》与《武王践阼》入《礼记》,并以《孔子家语》补其阙,却不录《大学》、《中庸》[18]。在明代不仅是出于学者的《礼记》注本与重编本,甚至连坊刻白文本《礼记》也大都删《大学》、《中庸》而不载,唯独吴勉学刊刻的白文十三经本,将《大学》、《中庸》摘出而特置于《孝经》之后,可谓平衡权宜之计。

像爲科举而设的徐养相《礼记辑览》[19]、杨鼎熙《礼记敬业》[20],像家塾讲章一类的戈九畴《杭郡新刊礼记要旨》[21]、马时敏《礼记中说》[22]、童维巖《礼记新裁》[23]、杨梧《礼记说义集订》[24],爲乡塾课蒙而作的陈鸿恩《礼记手说》[25]、许兆金《说礼约》[26]以及注音本的王觉《礼记明音》[27]皆不录《大学》、《中庸》的内容,其实况可想而知。

卢翰《掌中宇宙》卷八《崇道篇》“十三经条”则以《中庸》、《大学》、《易》、《书》、《诗》、《春秋》、《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礼记》、《周礼》、《仪礼》作爲十三经。

万历年间,吴勉学刊刻十三经白文本,《礼记》仅存《大学》、《中庸》篇目,却在《尔雅》后列出朱子章句本《大学》、《中庸》之白文,与十三经对等并列,事实上已形成了“十五经”。可以说,《大学》、《中庸》的经典地位在明代达到了顶峰。

但是,恰恰在这一时代,有人开始提出异议。祝允明(1460—1527)率先发难:

自宋以来始有“四书”之目,本朝因之,非敢妄议。愚谓《大学》、《中庸》终是《礼记》之一篇,《孟子》之言羽翼孔氏,然终是子部儒家之一编耳,古人多有删驳,国初亦尝欲废罢,故愚以爲宜以《学》、《庸》还之礼家,《论语》并引《孝经》同升以爲一经。[28]

祝允明认爲《大学》、《中庸》应当归还《礼记》,《孟子》则归入子部儒家类,《论语》与《孝经》合并升爲一经,即废除《大学》、《中庸》及《孟子》的经典地位,而以《论语孝经》取代之。祝氏之言,看似轻描淡写,其实另有目的,因爲废除《大学》、《中庸》、《孟子》,就等于废除“四书”及程朱的四书学体系!

祝氏的反对仅见于言,付诸实际行动的则是百余年后的郝敬(1558—1639)。郝敬在《礼记通解》[29]书首所附《读礼记》中云:

先儒以《大学》、《中庸》两篇爲道学之要,别爲二书。夫礼与道,非二物也。道者,礼之匡郭,道无垠堮,礼有范围,故德莫大于仁,而教莫先于礼。圣教约礼爲要,复礼爲仁,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此道之至极而礼之大全也,故曰:“即事之治谓之礼。”[30]冠、昏、丧、祭,礼之小数耳。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世儒见不越凡民,执小数,遗大体,守糟魄而忘菁华,如《曲礼》、《王制》、《玉藻》、《杂记》则以爲礼,如《大学》、《中庸》则以爲道,过爲分疏,支离割裂,非先圣所以教人博文约礼之意。自二篇孤行,则道爲空虚而无实地;四十七篇别列,则礼似枯瘁而无根柢,所当亟还旧观者也。

郝敬强烈批判程朱擡高《大学》、《中庸》之举,认爲礼与道爲一,《大学》、《中庸》与其他四十七篇相辅相成,不可割裂,应当亟还《礼记》一书之旧观。郝书反对宋儒以《礼记》作爲《仪礼》、《周礼》之传,过于重视《大学》、《中庸》,视之爲“圣人约礼之教”、“先圣传心要典”。郝敬在爲唐自明《大学原本阐义》撰写的序文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世儒疑其肤浅,别收戴圣《礼记》《中庸》、《大学》二篇,补凑爲《四书》,専讲性命、明德,以爲理学。

夫理者里也,一事一物之里,而道者蹈也,天下古今共由之路,理隐而道显,理虚而道实,圣人言道不言理,道逹于天下,即理行乎其中矣。二篇在礼,则爲根蒂,礼失此二篇,则成枯槁,二篇离礼,则堕空虗。道与礼,礼与性命,非二也。”郝氏《礼记通解》卷十八、十九收录《中庸》,卷二十一收录《大学》,以大篇幅重点加以疏解。

郝氏认爲《中庸》之朱子《章句》大爲分晓,而郑注、孔疏则孟浪无足观[31],其分章则依据朱子之说,略加改订爲三十章;至于《大学》,则不从朱子经传之分,采用古本解之。郝敬将《大学》、《中庸》恢复到《礼记》里的做法,打破了三百多年来《礼记》著作不录《大学》、《中庸》的惯例,此举乃思想史上的一个偶发性的重要事件。

二、《大学》、《中庸》于清代重返《礼记》及思想界的动向

时至清代,学界对于《大学》、《中庸》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最先做出举动的是王船山(1619—1692),其《礼记章句》采录《中庸》、《大学》,先录朱子《章句》,再以《衍》自出己意。船山于篇首云:

凡此二篇,今既专行,爲学者之通习,而必归之于《记》中者,盖欲使五经之各爲全书,以见圣道之大,抑以知凡戴氏所纂四十九篇,皆《大学》、《中庸》大用之所流行,而不可以精粗异视也。[32]

船山的《大学衍》与《中庸衍》极力反驳阳明之说,可谓朱子《章句》之传疏,但其必归《大学》、《中庸》于原书,与郝敬的意图略有不同,其意在恢复《礼记》经文全貌,以显现其书所昭示的儒家之道的整体性。但由于船山著作迟至清代后期纔行于世[33],故其态度与做法在当时并未产生影响。

船山所谓“不可以精粗异视”,即不可将《礼记》中的篇章区分爲精粗高低,此言当有所指。如清初尊朱的学者俞长城就曾提出,要将《礼记》从五经中废黜,他认爲《礼记》出自汉儒,其书之精粹在《大学》、《中庸》,今二篇已入《四书》,其余四十七篇特其粗者[34]。

值得注意的是,清初有不少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呼吁让《大学》、《中庸》回归于《礼记》,刘宗周的弟子陈确(1604—1677)云:“驳归《戴记》,犹是以《大学》还《大学》,未失六经之一也。而遽例以废经,尤失情实。”尽管陈确没有撰写关于《礼记》的专门著作,也曾指斥《大学》非圣经、背离孔子之道,爲伪书、爲禅学,但仍然主张将其回归《礼记》之中[35]。相比之下,其同门黄宗炎(1616—1686)《周易象辞》卷四[36]的批评更爲有力而彻底:

割礼传之《大学》、《中庸》两篇而孤行之,盖由视礼爲麤迹,而别求性与天道不可闻之微,以爲上达,至使“慎独”、“未发”纷纷聚讼,岂知“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恐非麤迹所能臻者!《大学》之修、齐、治、平,《中庸》直至参赞、位育、无声无臭,亦只形容礼之至极尔。今欲割去本原,别寻妙几,何其不入于释氏也!

黄宗炎批评宋儒视礼爲麤迹,去本别寻,误入于禅佛。朱彝尊(1629—1709)的态度虽然相对温和,但仍对《大学》、《中庸》脱离《礼记》表示出了不满:“朱子分爲经传,出于独见。自《章句》盛行,而永乐中纂修《礼记大全》,并《中庸》、《大学》文删去之,于是诵习《章句》者,不复知有《戴记》之旧。[37]”

狂批朱子《四书章句》的毛奇龄(1623—1716)亦认爲:朱子的“改本虽存,犹属私藏,不过如二程所改之仅存于《二程全书》之中,不必强世之皆爲遵之。而元、明两代则直主朱子改本,而用以取士,且复勒之令甲,勅使共遵,一如汉代今学之所爲‘设科射策,劝以利禄’者,而于是朱子有《大学》,五经无《大学》矣![38]”

朱子之改本(《章句》)仅爲一家之言,而元、明以来则以朱子的本子用于科举取士,却令五经之《礼记》因此失去《大学》。李塨对经书的定义提出了全新的看法,他也认爲《大学》、《中庸》应当归入《礼记》[39]。钱曾(1629—1701)就批评元人何异孙《十一经问对》将《大学》、《中庸》两篇与《礼记》通列爲三经的做法[40]。

几乎在同一时期,日本儒学家也提出了极为相似的看法,伊藤仁斋(1627—1705)否定《礼记》作为经书的权威性,为秦人坑燔之余而成于汉人附会之手,《大学》绝非程朱所谓“孔氏之遗书”,乃未知孔孟血脉而熟读《诗》、《书》的战国齐鲁诸儒之作,后朱子妄分经传,为害道之尤[41],故而伊藤据郑玄之古本,重作《大学》定本[42];另一方面他还否定《中庸》的未发已发之说,视为《论语》之衍义[43]。

如此,伊藤从根本上颠覆了宋儒及道学之理论根基,罢黜《大学》、《中庸》,而独尊《论语》、《孟子》。一海之隔,而观点暗合如出一辙,足见质疑《大学》、《中庸》两篇的权威地位乃时代大势之所趋。

清初另一部收归《大学》、《中庸》入《礼记》的著作,乃徐世沐(1635—1717)《礼记惜阴录》。《礼记惜阴录》成书于徐氏晚年七十四岁即1708年,其书不传,今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44]可略窥其书之特色:

是书合《曲礼》、《檀弓》、《杂记》各爲一篇,删古本上下之目,《大学》、《中庸》二篇则仍从古本全录,以成完书。毎篇之首,各注其大意,每篇之末,各评其得失。所注多袭陈澔之文,而简畧弥甚。

徐世沐注文多袭陈澔《礼记集说》,馆臣在文末又评其书爲“讲学家之谈经类,以训诂爲末务”,可知徐氏是一位理学家,但其书却摒弃《礼记集说》以来仅存《大学》、《中庸》篇目的惯例,收录两篇古本全文。此举虽然是爲了恢复《礼记》的全貌,却又不采朱子《章句》,其意图与郝敬、王船山是否相同,实在是耐人寻味。

康熙初年的张怡《三礼合纂》仿《仪礼经传通解》,首《通礼》,次《祭礼》,次《王朝之礼》,次《丧礼》,其《通礼》则将《大学》、《中庸》置于卷首,《大学》弃朱子改本,而从王守仁所解古本[45]。

进入乾隆朝,官方编纂的《礼记》著作对《大学》、《中庸》的处理做出了重大举措。由张廷玉等奉敕编纂的康熙帝讲筵记录《日讲礼记解义》[46],仍然谨守陈澔《礼记集说》以来的惯例,仅存《大学》(卷六十二)、《中庸》(卷五十六)篇目,注云“朱子《章句》”。

然而不久之后,成书于乾隆十三年(1748)的官修《钦定礼记义疏》[47](李绂领纂,共八十二卷)却将《大学》、《中庸》二篇重归之《礼记》,《大学》、《中庸》皆用古本原文,经文之后依序排列郑注、孔疏、朱子《章句》。《钦定礼记义疏》书首《凡例》云:

《中庸》、《大学》二篇,自宋大儒编爲《四书》,其后俗本《礼记》遂有止载其目而不列其文者,兹仍曲台之旧,以尊全经,以存古本,兼辑朱注,以示准绳,而《正义》等条,概置勿用。

这是自元代陈澔《礼记集说》四百年来,官方的《礼记》注本首次恢复《大学》、《中庸》。这一举措的目的甚爲明确:尊重《礼记》一书的完整性,保存古本的形态。不仅如此,《钦定礼记义疏》还爲收录《大学》、《中庸》二篇而特别设立了与本书其他四十七篇不同的体例:

案《戴记》四十九篇,其四十七篇并用《正义》等六条编纂之例,独《大学》、《中庸》二篇不拘诸例,但全录注疏于前,编次朱注于后者,一以示不遗古本之源,一以示特尊朱子之义。全录注疏古本,方识郑、孔羽翼圣籍之功,方见朱子之精心邃密,而注疏之是非得失,读者自一目了然,故不拘诸例。[48]

这项特设的体例,既体现了三礼馆臣在处理上的谨慎态度,也显示了《大学》、《中庸》地位的特殊。《礼记义疏》一面不遗古本之源,一面特尊朱子之义,此乃两全其美的折中之举——爲了让《大学》、《中庸》重返《礼记》,《义疏》编者在理由说明上确实花费了不少心思与辞墨。

《大学》、《中庸》作爲《四书》行世已久,影响深远,故恢复二篇入《礼记》自然要慎之又慎。《义疏》收录汉唐以来诸家学说,惟说之是者从之,至于义理之指归,则一奉程朱之说爲圭臬。《四库总目提要》对《义疏》恢复《大学》、《中庸》之举,评价甚高:

其《中庸》、《大学》二篇,陈澔《集说》以朱子编入《四书》,遂删除不载,殊爲妄削古经,今仍录全文,以存旧本。惟章句改从朱子,不立异同,以消门户之争。盖言各有当,义各有取,不拘守于一端,而后见衡鉴之至精也。[49]

馆臣严厉批评陈澔《集说》删削古经,割裂《大学》、《中庸》之举,其称扬《礼记义疏》之词虽略有谀美之嫌,但对恢复《大学》、《中庸》做出了积极的正面评价。陈澔《集说》在明清两代被奉爲科举教材之一,要推翻其说、其影响,非官方而不能爲。

我们还发现馆臣在《四库提要》论述“礼记类”书籍时,尤其对其书是否收录《大学》、《中庸》及所收爲古本还是朱子《章句》加以特别关注。无疑,这如实反映了清代中期官方对《大学》、《中庸》与《礼记》的两者关系的敏感。

乾隆元年(1736)六月诏开三礼馆,聚集人才,全祖望、吴廷华、惠士奇等硕儒皆应招入馆,开始了一项费时十三年的大型国家事业,系统地整理阐释三礼学,这项事业在继承前代重视程朱理学的同时,还开启了经学研究的新风气,而《礼记义疏》恢复《大学》、《中庸》的特别处理,无疑广受瞩目。

参与过《三礼义疏》编纂工作的杭世骏(1696—1772),后来以一人之力纂集大型汇编《续礼记集说》[50],其书采录《中庸》(卷八十六至八十九)、《大学》(卷九十七)古本,以郑玄、孔颖达之说爲主,又引清人毛奇龄、姚际恒、毛远宗等人之说,其思路是与《礼记义疏》一脉相承的。

《礼记义疏》恢复《大学》、《中庸》的举措,其实在目录学上也有一定的依据,因爲历来在两篇的性质归属上并无定论。西汉刘向《别录》属《大学》、《中庸》爲“通论”[51]。关于《中庸》的著作,《汉书•艺文志》将《中庸说》归入“礼类”,《隋书•经籍志》及《旧唐书•经籍志》因之[52]。

宋元时代,《大学》、《中庸》在目录书籍分类中多被归入到“礼类”或“礼记”中,如郑樵(1104—1160)《通志•艺文略》经类,以《论语》自爲一门,《大学》、《中庸》入“礼记”,《孟子》则入“子类”,《郡斋读书志》卷一上、《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卷二皆划入“礼类”。元代《四书》学制度化之后,元修《宋史•艺文志》、马端临《文献通考》[53]亦承袭宋代的分类,归《大学》、《中庸》于“礼类”。

进入明代,目录学典籍方始设立“四书类”,如《文渊阁书目》等皆归《大学》、《中庸》于“四书类”,清初所修《明史•艺文志》亦沿用前代惯例。但明清著述也有归入“礼类”的,如《授经图义例》卷二十将《大学》、《中庸》列入“诸儒著述附歴代三礼传注”类,《万卷堂书目》卷一归于“礼类”,《经义考》[54]则归入“礼记类”,倪灿(1627—1688)《补辽金元艺文志》则归入“三礼类”。

《千顷堂书目》著录有明一代书籍,亦将训释《大学》、《中庸》之著作皆归入“礼类”,四库馆臣对此则提出了异议,并将二书的相关著作移入《四库全书》经部“四书类”,其理由是:“以所解者《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学问各有渊源,不必强合也[55]。”

意谓朱子创立的《四书》体系的《大学》、《中庸》,与《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乃两套学术系统,可并存同行。又,《续通志》[56]、《皇明通志》[57]亦列入“四书类”,《清通志》[58]则遵从《钦定续通志》之例。然而,同时代的《皇朝文献通考》[59]却因爲《礼记义疏》的出现,并据《文献通考》的分类,重归《大学》、《中庸》著作于“礼类”之中,其书云:

按《大学》、《中庸》二篇本《戴记》旧文,自陈澔《集说》以朱子编入《四书》,遂删除不载,伏读《钦定四库全书》虽列入“四书类”中,而《钦定礼记义疏》则备录全文,以复古今之旧。今谨遵编次,凡《大学》、《中庸》之单行者,仍入“礼类”,且以从马氏旧例焉。

可见《大学》、《中庸》在目录典籍中的归类,明代以后一直摇摆不定,存在着矛盾。可以说,《礼记义疏》恢复《大学》、《中庸》之举,引起了目录书籍在分类上的新的分歧[60]。

一些学者对官方的举措做出了反应,如李惇(1734—1784)认爲:

《大学》、《中庸》二篇,程朱自《戴记》取出,以配孔孟之书。《大学》改正尤多,如临淮入汾阳军,一号令之,壁垒皆变[61]。数百年来,遵而从之,无可议矣。但《戴记》中犹当载其元文,使学者知二书本来面目,并知程朱改订之苦心。今惟注疏本尚载元文,而不能家有其书,坊刻读本止存其目,学者有老死而不见元文者,窃谓急宜补刊,庶得“先河后海”之义。[62]

李惇的看法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因爲注疏本虽保存了《大学》、《中庸》古本古注的原貌,然世间所通行的《礼记》读本仅存目而已[63],故亟需补入两篇。古学兴起,汉学家热衷考据考古,对于古经古书及金石研究的热忱高涨,而古书辑佚工作之兴盛,是时代之必然。

对于本未亡佚,却被人爲地割裂出原书的《大学》、《中庸》,使其重归《礼记》也是理所当然的。恢复经书古本原貌,对于汉学家来说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他们的目的不仅仅限于此。汪中(1744—1794)《大学平议》云:

《大学》其文平正无疵,与《坊记》、《表记》、《缁衣》伯仲,爲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于孔氏爲支流余裔,师师相传,不言出自曾子。……诚知其爲儒家之绪言,记礼者之通论,孔门设教,初未尝以爲“至德要道”。……宋儒既藉《大学》以行其说,虑其孤立无辅,则牵引《中庸》以配之。[64]

汪中力驳理学家将《大学》作爲道德形上学的经典,主张此篇与其他一些《礼记》篇章的性质无异,故而应当将之归爲“记礼通论”即礼学篇章之一,他从《大学》的作者与主旨两方面来完全否定其书具有的哲学性质与崇高地位,试图彻底推翻《大学》。

这番露骨至极的反宋学的言论,表明了汉学家力图将《大学》、《中庸》归之《礼记》的真正目的。《大学》、《中庸》重返《礼记》,必将导致两者作爲理学经典的色彩的消退及经典地位的下降。“四书”的形式将不复存在,而程朱以来理学家们苦心构筑的思想体系亦随之瓦解。

方东树(1772—1851)《汉学商兑》(卷下)[65]还指出汪中甚至认爲不应立有《四书》之名,有人还屏弃朱子《集注》而禁止子弟不许诵读,可见连《四书》是否成立,《集注》是否要读,都成了汉宋学术之争的一个焦点问题。如凌廷堪(1757—1809)云:

《大学》、《中庸》,《小戴》之篇也,《论语》、《孟子》,传记之类也,而谓圣人之道在是焉,别取而注之,命以“四书”之名,加诸六经之上,其于汉唐诸儒之说视之若弁髦,弃之若土苴,天下靡然而从之,较汉魏之尊传注,隋唐之信义疏,殆又甚焉![66]

汪中与凌廷堪的态度,与明人祝允明意欲取消《四书》的看法不谋而合。清代经学的变化与特征,一言以蔽之,即五经的地位上升,而《四书》地位的相对下降。贬低《大学》、《中庸》的学术价值,使两篇重归之《礼记》,亦昭示着四书地位的下落。

梁章巨《退庵随笔》卷十五云:

朱子之《章句集注》,积平生之力爲之,垂没之日,犹改定《大学•诚意章》注,凡以明圣学也。元延祐中用以取士,而阐明理道之书遂渐爲弋取功名之路,至《大全》出而捷径开,入比盛而俗学炽,驯至高头讲章行,非惟孔、曾、思、孟之本旨亡,并朱子之《四书》亦亡矣!

其言绝非危言耸听,朱子的《四书章句》自元代延祐年间成爲科举取士的科目以来,在明代就已发生质变,沦爲俗学,成爲读书人猎取功名的手段,而《四书大全》的出现则将四书学本身导向了生死存亡的关口。以致于明清两代很多有识之士都对《四书》抱有深深的厌恶之感,即不反程朱,而反理学、反四书。这是《大学》、《中庸》重返《礼记》呼声高涨的背景之一。

那么,主张汉宋调和的学者对此又持有何态度呢?如翁方纲(1733—1818)在《礼记附记》于《大学》、《中庸》着墨最多[67],还批评陈皓《集说》不应当删省《中庸》,谓“奚若存《章句》于《礼》注疏后,使学者备研核之爲得欤![68]”主张载录《中庸》、《大学》经文,并将朱子《章句》排列在注疏之后,可谓调停折中之论。

同时,一些成于理学家之手的《礼记》类编本也都开始收录《大学》、《中庸》。王心敬(1656—1738年)《礼记汇编》取《礼记》四十九篇,以己意重新排纂,分爲三编。上编首孔子论礼之言,曰《圣贤训拾遗》;次以《大学》、《中庸》;又次以《曾子拾遗》、《诸子拾遗》;又次以《乐记》。中编括《记》中礼之大体,曰《诸儒纪要》;次以《月令》;又次以《王制》;又次以《嘉言善行》。

下编聚列《记》中琐节末事及附会不经之条,曰《纪录杂闻》,以《大学》爲“斯礼之包络”,《中庸》爲“斯礼之根柢”。任启运(1670—1744)《礼记章句》类编全书,则以《大学》、《中庸》冠首,作爲全书之“统宗”。乾嘉以来,汉学家出于汉宋之争,凡所著述直以《大学》、《中庸》归之《礼记》,却不称《四书》[69]。

需要指出的是,《大学》、《中庸》重返《礼记》的道路并不平坦,清初以来一些学者仍然遵循旧例,在训解《礼记》的著作中不收录《大学》与《中庸》,如万斯大(1633—1683)《礼记偶笺》[70]、李光坡(1651—1723)《礼记述注》[71]、张沐《礼记说略》[72]、姜兆锡《1666—1745》《礼记章句》[73]仅存篇目,不解《大学》、《中庸》。

方苞(1668—1749)《礼记析疑》、吴廷华(1682—1759)《礼记疑义》皆不录或不释《大学》、《中庸》,又如礼学家江永(1681—1762)《礼记训义择言》不收录《大学》、《中庸》,其另一部著作《礼书纲目》[74]也仅列《大学》、《中庸》爲“通礼”第十七、十八,存目并注云:“自有朱子《章句》,今止存其篇目”、“自有朱子《章句》,今亦但存其篇目。”

郝懿行(1757—1825)《礼记笺》亦存《大学》、《中庸》篇目而不解之。李调元(1734—1803)《礼记补注》[75]谓“原本有《中庸三十一》章,今取入《四书》篇内”、“此篇上有《大学第四十二》,今入《四书》,不载。”刘沅(1767—1855)《礼记恒解》卷三十一《中庸》、卷四十二《大学》仅存目,云:“今仍《四书》之旧,另有论注,兹不复赘。”

潘相《礼记厘编》[76]是一部《礼记》类编本,其书分十类,《大学》、《中庸》与《学记》、《文王世子》、《经解》等三篇被编入爲“大学之方类”,但《大学》、《中庸》不录经文,仅各录朱子《章句》篇题下所载二程之语而已。上述大多数人的意图不得而知,但这些遵循旧例的做法也从侧面反应了朱子《章句》及陈澔《集说》的影响之大,在一些学者心中不可动摇。

实际上,如何处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关系,在朱子学者之间也存在分歧。如清代具有代表性的两部《礼记》新疏的处理方法正相反,孙希旦(1737—1784)《礼记集解》重视礼义、礼制及义理,其书沿袭陈皓《集说》之旧,仅存《大学》、《中庸》之篇目而不录正文[77],而时代稍晚的朱彬(1753—1843)《礼记训纂》重视训诂、校勘及名物,采录《中庸》正文,并录古本《大学》正文,继之以朱子所考定《大学》(不录《补传》)[78]。孙、朱二人皆爲笃实的朱子学者,而做法却大相径庭,颇耐人寻味。

当时,宋学方面有人对归《大学》、《中庸》于《礼记》的风潮,做出了有力的回应。冉觐祖(1637—1718)《礼记详说》凡一百七十八卷,是继南宋卫湜《礼记集说》以来的大型注释书,冉氏于卷首《礼记总论》反驳明人郝敬谓先儒割裂《大学》、《中庸》于《礼记》之说,云:

京山立说,多与朱子背驰,谓先儒以《学》、《庸》二篇别爲二书,支离割裂,当亟还旧观,责先儒以割裂《礼记》而不自知,其致毁谤《四书》。《礼记》四十九篇,真赝纯驳,杂然并收,先儒择其精者,令幼学急读之,及能治全经,则二篇固在,又何病乎割裂也![79]

《礼记详说》书首附陈澔《礼记集说序》,理学色彩极爲明显,书中不录《大学》、《中庸》,仅于卷一百五十五、一百六十九存目而已。冉觐祖的看法接近宋儒,即区分《礼记》各篇的性质,评判其价值,择其精要者爲我所用,故而《大学》、《中庸》即使独立亦未尝不可。

冉氏还回击了诋毁《四书》的声音,故其回应对象应该不仅仅是郝敬一人,而是当时汹涌的风潮。在否定《大学》、《中庸》的背后,汉学家们的矛头所指乃四书学体系,四书学体系正是程朱理学的理论基盘,否定与摧毁四书学体系即意味着程朱理学体系的瓦解。

《大学》、《中庸》回归《礼记》的声音,直至清末仍然不衰,俞樾(1821—1907)《取士议》[80]云:“第二场试经义五道,仍如今制,以《易》、《诗》、《书》、《春秋》、《礼记》岀题,《大学》、《中庸》归并在《礼记》中,不必别岀试文。”在这篇讨论科举考试科目与内容的文章中,俞樾认为《大学》、《中庸》可以归并入《礼记》之中,不必单独别岀试文。

然俞氏弟子章太炎(1869—1936)的态度则更为激烈:“现在只看二程自二程,《大学》自《大学》,自然应该改还古本,又何必用朱子《章句》呢?”“若说实话,《大学》、《中庸》,只是《礼记》中间的两篇,也只是寻常话,并没有甚么高深玄妙的道理,又不能当作切实的修身书,只要还归《礼记》,也不必单行了。”[81]

章氏的这番话若放在学术史上可谓是惊世骇俗,然自激荡求变的清末民初时代观之,竟是打破一切偶像与传统权威的常识了。章氏的这一论调传存至今,宣告了程朱理学的彻底没落与衰微。

结语

孔门之《大学》、《中庸》本单篇别行,在西汉由戴圣编入《礼记》,成爲礼学通论,在宋代经二程、朱子彰显而独立,与《论语》、《孟子》形成四书,遂成爲理学经典,最后在清代又重新返回《礼记》。——我们可以从《大学》、《中庸》的归属变迁中,理清与把握儒学发展的一条主要脉络。

让《大学》、《中庸》重返《礼记》,由明代祝允明、郝敬首倡,清初王船山等亦持此论调,其正式重返《礼记》则是在古学兴起的雍正、乾隆时代,此时的思想界提倡尊经崇古,回归原典。《大学》、《中庸》重返《礼记》,积极的意义是恢复了《礼记》的文本完整性,再现古本之原貌,丰富了礼学研究的内涵,而消极的意义呢?

晚清的朱子学者郭嵩焘(1818—1891年)即指出:“雍、干之交,朴学日昌,博闻彊力,实事求是,凡言性理者屏不得与于学,于是风气又一变矣!乃至并《大学》、《中庸》之书蔑视之,以爲《礼运》、《学记》之支言绪论。[82]”这一指摘非常锐利,令《大学》、《中庸》重返《礼记》的结果,致使此二篇与其他四十七篇降爲一个等级,直接地削弱了其权威性与特殊性,导致《大学》、《中庸》所具有的理学色彩全面消退,经典地位大幅下降,其性质及研究也被经学化、礼学化了,导致“四书”的地位亦爲之下降。

《大学》、《中庸》重归《礼记》,可谓是清代学术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汉学家对于程朱理学的一个反动。 围绕着此事的各种著述、议论及反应,也映射出了清代学术与思想的纠葛与复杂。可是,事实上《大学》、《中庸》重返《礼记》之后,汉学家们大都采取敬而远之的回避态度,并未撰作出一部在思想上能够超越朱子《章句》的注本与解释,或以《章句》爲主疏解之,或是增录郑注、孔疏,仅供读书人参考而已。

至清末爲止,科举考试所用的及世上通行的《大学》、《中庸》的本子仍旧是朱子《章句》本,读书人无不诵习之。这场思想运动的结果,由于没有出现一个权威的注本(包括《礼记》在内),《大学》、《中庸》仅仅是在形式上重返《礼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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