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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如何在《史记》压轴为商人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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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11 10:49:3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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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平等

《货殖列传》摆在《史记》的压轴位置,是因为太史公要表达一个跟当时的传统、世俗智慧不太一样的判断,也就是商人、货殖不应该被放在最低的社会层级,被人看不起。商业贸易有其根本的价值和智慧。

《货殖列传》开头先引用老子的话:“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但是呢,“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在文帝、景帝到武帝前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道家,尤其是老子的道术,是汉代政治的最高指导原则。所以表面来看,可能会认为这句话是司马迁借用老子的权威,在展示什么叫作好的政治。好的政治就是无为,想尽办法让每个人都降低自己的欲望,这样人民就会非常好治理。不要知道太多,不要贪求太多,小国寡民,这是老子的政治主张。

但有趣的地方是,《货殖列传》引用了这一段话之后,立刻接的是“太史公曰”。这才是司马迁真正的姿态,事实上,他并不同意老子所说的话。

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挽能之荣使。

作为太史公,神农以前的材料不够用,所以我不知道。但是“《诗》《书》以下”,我们看到的状况是什么?我们看到,人各种感官的享受已经充分地发达,深入到了社会风俗,深入到了民心。换句话说,长久以来,人们就是以追求感官欲望不断得到满足的方式在过日子,这是历史的事实。

这个历史事实,不管用什么了不起的高论,说再多大道理,也不可能改变。因此,统治者真正的策略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我把这段话倒过来解释。太史公说,面对人已经拥有这些欲望与享受的习惯,最糟糕的一种方式是强制他不能拥有这种欲望;稍微高明一点的,是想方设法设立规则,要求人只能在规则中去满足自身欲望;再稍微高一点的是用教诲的手段,让他们放弃或至少节制对于欲望的追求;再高一等的,是让他们知道,在满足欲望与享受的过程中应该如何分配自己的能力,应该用什么方式让自己不受伤害;最上等的是,用人们原本拥有的欲望与享受的追求,因势利导,没有任何阻碍地将这种欲望与享受导向正确的方向。

到这里,如果追究司马迁的理论,其实还是“无为”。他要表达的是,面对不喜欢的状态或者事实,有资格、有权力的人如果真正理解“人”,最应该采取的方法是,让各种势力去建立自己的秩序。

所以,司马迁其实是以老子的道理反对老子的政治图像。这种批判是非常深刻的,意味着他指出了老子的内在矛盾:你不是告诉我们不要用强硬手段去阻止、主导或者规划吗?但你的政治理想却不可能以“无为”的方式来达成,因为你要强制人民放弃他们的欲望,是用“有为”的方式去抵制、防堵人民的欲望。这样怎么可能是对的呢?

由此,司马迁点出了撰写《货殖列传》的原因。在写《货殖列传》的时候,他要说的是更高一层的政治道理,也就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最根本的一件事情叫作“物之不齐”。“物之不齐”是庄子《齐物论》中表达出来的,每样东西都有内在的本性,任何人都不能用强迫的手段“齐物”,真正能够齐的是“物各付物”,每个人、事物、现象都有各自的规律以及原则。

“物之不齐”表现在哪里?例如说山西、山东、江南、江北都有各自的产物,而这些特产大家很喜欢,这里面就产生了一个根本的道理—应该有不同的行业参与其中,才能够让这个“物之不齐”的状况得到平衡。在这里,司马迁开创了一个在那个时代难得的“职业的平等功能论”。“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这四种职业并立:农夫去种田,才能够得到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作物,人们得以维持基本的生命;畜牧业者饲养动物,人才能够吃肉;工匠能够帮助人们得到许多生活上的必需品;商人能够让各处的“不齐之物”流通。更进一步说,有的人种田,有的人畜牧,有的人做工匠,有的人做商人,这是哪位了不起的圣人用他的规划刻意打造出来的吗?不是。这就又回到了无为的基本哲学,“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这是自然的现象,正因为每个人有不一样的欲望,有不同的享受和追求,因此会造成这种社会的不同分工。因为物之不齐,所以每样东西都有相对的贵与贱。在这里,《货殖列传》建立的另外一个重要概念是事物价值的相对性—任何一样东西,其实都没办法决定其绝对价值。这已经有了后来经济学的“价格”概念,而价格是由需求和供给两种元素在动态中决定的。

司马迁基本上也是这样认为的。“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事物会在动态的状况当中改变自身的价值,这就像是“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这不是任何人可以控制的,也不需要什么了不起的智慧才能够看清楚,它就是一套非常自然的规律。

农、虞、工、商是人民衣食生活的基本依赖,让这四种行业充分发挥作用,人民就过得好,如果不能让它们发挥作用,人民就过得贫穷。因此,货殖或者其背后的一套道理是:“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从个人或者集体的角度,如何让人们得到丰厚的生活,在什么样情况下会衰败贫困,是有自然的原理和规则的,重点在于如何掌握这种自然的原理和规则。

富国与富家

再后面的一段,司马迁就从历史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明证”—“上则富国,下则富家”,也就是说,富国与富家在道理上基本是贯通的。在此,司马迁举了越王勾践的例子。

越王勾践败于吴,被困于会稽之上,但是他用了两个重要的人:范蠡、计然。计然说:“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意思就是,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一方面照顾到经济,一方面照顾到军事,那么国君所需的东西也就齐备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在经济上有所安排呢?很简单,你看一下基本的规律,基本的“物之理”。一般来说,在农业上“丰收”与“干旱”参半。如果十二年当中有六年基本上是丰收的,另外一半就是没有办法丰收的。而且,每十二年大概就会出现一次大饥荒,有时候是水灾,有时候是旱灾,所以必须要从“或然率”上去做准备。在干旱的时候,反而必须准备船只,遇到了水灾的时候,反而要准备车。因为干旱结束后必有大水,大水结束后必有干旱。

另一个关键的原则在于“物价”,而受物价影响最大的是农作物。计然同样给出了一个公式。谷价如果低到二十钱一斗,则“谷贱伤农”。可是谷价高就好吗?如果谷价高到九十钱,那些必须买食物的升斗小民就倒霉了。所以必须控制物价。不过,控制物价不是说任何时候粮食只能够卖四十五钱,而是要给出一个基本范围—“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要让谷价维持在这个范围内,才能够“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末”就是一般的升斗小民—在一定物价范围之内,事物才会有正常的流通,这就叫作“治国之道”。

春秋末战国初,各国的货币形态开始慢慢成熟。范蠡、计然的一个基本原则和理想是,一国之中应该做到“务完物,无息币”。在这个经济体系里做到货币流通,货币越是流通,就越能促成物物之间的交易,使得缺乏物资的地方得到物资,生产过剩的地方把多余的物资送出去。货物交易中,有一些非常根本的道理,例如说,最关键的货物是粮食,可是粮食是会腐坏的,无法长期囤积,要去衡量有余与不足。如果用一种清醒的、冷静的眼光去衡量有余和不足,也就能够预测所有价值的变动。用今天的经济学原理来解释,如果有某类产品,其价值非常高,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入生产,就产生了供给上的增加。供给到了一定的程度,价格势必下跌。倒过来,如果某种产品的价格太低,没有人愿意生产,供给少到一定程度,价格也就上去了。每样东西都有相对的价格,现在贵重得不得了的东西,也可能有一天低贱如粪土。倒过来,现在非常低贱的东西,如果不仔细看它的变化,总有一天也会变得像珠玉一样珍贵。如果能够让钱币“行如流水”,久而久之,国家必然能够累积财富,进而变得强大。

越王勾践采纳了范蠡、计然的建议,果然在十年当中累积了庞大的财富。然后他“厚赂战士”,为越国打仗的人可以得到非常丰厚的待遇。有这么丰厚的待遇,这些士兵打起仗来比谁都英勇,因此本来比较弱小、地理条件糟糕的越国,反而战胜了吴。越王勾践达到了报仇的目的,甚至更进一步“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在会稽之耻雪耻之后,越王勾践报完仇,范蠡感叹道:“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于是范蠡离开了政治圈,“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他到了齐,改名“鸱夷子皮”。

为什么要去齐国?《货殖列传》中有一个背景,那就是在所有货殖的发展上面,齐国是最早而且效果最显著的国家。《货殖列传》中有这么一段话:

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澙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

换句话说,太公望绕过了一般的生活,把自己的经济予以专业化,累积了财富,从而吸引人民来到齐。到后来,齐不但解决了人口不够的问题,社会组织和文明程度都有很大发展。“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齐国越来越强大,变成东方的一个重要中心。

后来有一段时间,“齐中衰”,然后遇到了管仲。管仲在这里设立了轻重九府,开始发展货币经济,掌管各种货物的流通,辅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当中的第一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不只帮助了齐桓公,自己也得到了很多利益,虽然在身份上他只是一个大夫,可是累积的财富多过当时的许多国君。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到了齐威宣王的时候,经济基础打牢,齐国就发展出封建上复杂而优雅的“礼”。因此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说,“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他对于经济的成就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只要富起来,对君子、贵族,也就是那些地位高的人有好处,能够让这些人得以深化自己的人生;对小人也有好处,让一般的升斗百姓也能够发展自己的能力。这是自然的,并非任何人所能控制。金钱是人取得尊严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所以俗谚讲:“‘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这都是财富所产生的正面效果。司马迁不愿意依循原来的基本看法,把财富看作毒蛇猛兽,应该被节制甚至被排除。

在这个背景下,范蠡要将这些生财之计用在自己身上,所以才先到了齐。过了一阵子,他又离开齐到了陶—也就是今天的南阳—在那里又换了一个名字,叫作朱公。

陶在“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这里是水陆码头,一个交通枢纽,各地货物都会来到这里。所以范蠡就在这里“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范蠡用这种方式成为了典范,因此后来中国讲到有钱人,一般都称其为“陶朱公”,指的就是范蠡。范蠡是用了计然的策略致富,而计然的策略是为越王勾践规划的。换句话说,在司马迁的眼中,货殖有一种特性,不管是经营自己的人生,还是要经营一个社会、国家,是一套共通的道理。

史家:独立思考者

讲完计然、范蠡之后,司马迁接下来讲的是一个特别的人—子贡。子贡的其他事迹写在《仲尼弟子列传》当中,所以这里讲得非常简短。司马迁一定要在《货殖列传》里面提一下子贡,也是为了破除当时普遍认为的儒家的基本态度。

子贡作为孔子身边最重要的弟子之一,在孔子死后结庐守丧,守得最久,对孔子极其敬重。然而作为儒家,作为孔子弟子,怎么可以做生意,怎么可以去逐利呢?在《仲尼弟子列传》当中也许不会问这个问题,但是到了《货殖列传》,司马迁事实上就在回答这个问题。

简单地说,居丧是需要物质条件的。子贡是孔子弟子当中最有钱的一个,他的经济基础可以让他无所事事,只在那边守丧。子贡是孔子的弟子,他离开孔子之后曾经在卫担任一阵公职,后来在曹、鲁之间做生意,所以他在七十子中是最有钱的。同样是孔子的弟子,原宪是连糟糠都不见得可以随时吃到、吃饱的,更不要说他的居所永远都在穷巷里了。

反观子贡,一出门就是一大车队随行的派头。因为他有这样的财货,所以无论走到哪个国家,国君都非常尊重他,需要用对待另一位国君的礼节去招待子贡。而且,能够让孔子名扬天下最关键的人物、最关键的支持力量,也是子贡,所以司马迁说,“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孔子本来就非常了不起,因为有子贡这种“得势者”,能够让孔子的光亮传播得更远,得到更高的地位。

用这种方式,司马迁在他的列传最后一篇再度表现出一个史学家的追求—成一家之言。《货殖列传》是一个独立思考者的示范。在那个时候只有几家的思想和立场,儒家、道家又是主流当中的主流,但是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一开头就挑战了老子。从他的角度看,老子也不是每句话都是真理。相反,老子自己的道理中也可能存在矛盾,是需要读者去认真检验的。后面,当他在讲子贡的时候,也是在破除人们对儒家的许多刻板印象。

如果继续追溯下去,司马迁还在《太史公自序》里面引用了父亲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更进一步地说,司马迁的立场叫作“史家的立场”,是一个更高、更超越的立场,不依循任何一家,用来自历史的累积去评断各家的主张。从历史的角度,必须要观察、记录不同的现象,在观察与记录的过程当中,也就不得不承认人的现象的多元性。在这样的情形底下,跟随任何一套理论都不会是史家的立场和态度。一个史家,非得是一个独立思考者不可——正是在独立思考当中,诞生了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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