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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7月6日，也就是黄埔军校正式开学仅20天，孙中山根据苏联顾问鲍罗庭的建议，成立了军校特别党部，作为军校最高领导机构。这是孙中山实行“以党治国，以党治军”，避免将来“枪指挥党”的重要举措。 他规定，特别党部必须经过选举产生。第一届特别党部执行委员会选举的结果是，蒋介石、严风仪、金佛庄、陈复、李之龙5人当选为执行委员。除了蒋介石之外，其余四人都是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国民党员，也就是“跨党”人士。 蒋介石对这一结果不无忧虑。他费尽心力取得校长一职，雄心勃勃打算以此“登高望远海，立马定中原”，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不想才几天功夫，自己在军校党部仅仅做了一名普通执委，从理论上讲已无任何特权，黄埔军校的将来就不好掌控了。 随后，军校要成立各区队的党小组和学生队分部，并选举干部。蒋介石决定在这里投石问路。 他很快以校长、军校特别党部执委兼监察委员的名义，不经选举便直接下文指定各党小组长，还规定党小组长每周直接向校长书面报告党内活动及工作情况。 文件下发后，刚刚入校的第一期学生、中共党员宣侠父便敏锐地看出其中不谐的端倪，提出了抗议。 宣侠父是浙江诸暨人，算是蒋介石的小老乡。他曾公费进入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求学，1923年在杭州加入中共组织，不久受中共派遣考入黄埔军校。 宣侠父是帝国大学的高材生，诗文均佳，善于辞令，因此非一般走投无路，报考黄埔仅仅以求饭碗得一温饱的青年可比。他遇事看人，从不人云亦云，很有一番独到的见解。 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上，蒋介石以校长身份给学生训话完毕后，多数人高山仰止，一脸钦敬。宣侠父却对身边的同学说：“蒋介石像个新军阀。” 这话不几天就传到了蒋介石耳朵里，他找来宣侠父，一面以校长之尊予以居高临下的诘责，一面又亲热地套浙江老乡近乎，打算予以拉拢，收归己用。 宣侠父见过大世面，不卑不亢地解释说：“一切不问，要求下级绝对服从，就是变相的军阀。” 他的解释有合理的一面，可谓“冠冕堂皇”，令蒋介石也无言以对。蒋介石又是新官上任，羽翼未丰，不好与学生辈过于计较，只得说“下不为例”，不了了之。 蒋介石指定各党小组长，宣侠父也是其中之一，再次表达了他的拉拢之意，宣侠父却毫不领情。他给特别党部写了一份报告，毫不客气地把矛头直指蒋介石，说“由校长指定党小组的小组长，不符合党的组织法”；“党部各级组织干部应民主选举，并进行监督”。 宣侠父认为，蒋介石此举，是企图以军权代替党权，违背了孙中山“以党治军”的原则，把党的基层组织变相地化作手中的工具，成为强权下监督同志的特务机构。 他最后要求，军校特别党部应组织基层分部的选举，并监督进行。 如果照宣侠父的思路走下去，黄埔军校也就永远成不了蒋介石个人的“一亩三分地”，国民党与中国的历史也将改写，后来汪精卫的国民党最高领导人地位也无人可以动摇。 这对国民党有利却限制了蒋介石个人的权力，蒋介石自然不能容忍。他看了报告后，恨不能立即开除宣侠父。但考虑如果处理不当会影响大局，他便以老乡和校长的双重身份，再次召见宣侠父。 一个是准备建设“自留地”的校长，一个是见多识广，谈锋甚健的大才，两人很快话不投机。 蒋介石问宣侠父，是否为个人意见。宣侠父说，是“报告是我执笔，但这是大家的想法”。 蒋介石认为宣侠父也是指定的党小组长，不该提意见，说：“你不是也在其中吗？” 宣侠父则说：“对被指定的人选，我没有意见，但产生的方法违背了党的民主制度精神。”他还坚持认为：“暗中汇报是把党的基层组织变相地化作了私人手里的工具，成为强权下监视同志的特务机构。” 宣侠父“油盐”不进，谈话陷入僵局后，蒋介石十分恼火，命令宣侠父3天之内写出悔过书，否则将开除出校。随后，他将宣侠父关进了禁闭室。 这几天里，由总教官何应钦领衔的上尉以上的教职员，一齐请求蒋介石从轻处理宣侠父，免予开除学籍。军校党代表廖仲恺也赶来劝宣侠父委曲求全，写一份悔过书。 但蒋介石与宣侠父双方都寸步不让，宣侠父对廖仲恺说：“个人事业前途事小，建立民主革命风气，防止独断专行的独裁作风事大。” 3天后，一字未写的宣侠父愤然离开了军校，远赴北京。临走时，他给同学慷慨留言：“大璞未完总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
宣侠父 他到北京后找到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李大钊，随后以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被派遣到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任宣传处长，深受冯玉祥器重，后来担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中将军衔。 但蒋介石一直记恨这位最早挑战自己的权威，差点坏了自己“好事”的学生。 1938年7月，宣侠父被调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后，在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即八路军）的高级参谋任上，遭到蒋介石派遣的军统特务绑架杀害，尸体掩藏于西安郊外的枯井中，年仅39岁。 1945年，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为宣侠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以纪念这位才华横溢、“牛气”逼人的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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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11 10:2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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