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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斯大林说了句什么使毛泽东没把内心的话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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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9-11 17:27:3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原题:毛泽东与斯大林

毛泽东对斯大林评价甚高, 称他是 “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

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评价也不低。1949年毛泽东首次访苏, 苏联隆重欢迎,精心安排火车在正午12点到达车站。当天下午6时, 斯大林率全体政治局委员在克里姆林宫会议厅的门厅列队欢迎,这是很破格的。当时斯大林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端详了一阵说:“你很年轻,红光满面,容光焕发,很了不起! ”他对毛泽东赞不绝口:“伟大,真伟大! 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 我们祝愿你健康! ”又说:“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祝贺你们前进! ”

但是这两位伟人之间的相处并不融洽,在首次会谈中,毛泽东见到斯大林后想表明自己的心迹。他说:“我是长期受到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可是不等毛讲完,斯大林立即插话: “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斯大林的这句话使毛没有把内心的话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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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配合还是战术配合

实际上, 毛泽东和斯大林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如何处理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关系。斯大林在处理与兄弟党的关系时,更多地站在爱国主义立场上,表现了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 缺乏平等精神。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致电毛泽东,以商量的口吻询问中共能不能抽调若干旅或团摆在长城附近, 牵制日军。毛泽东回电斯大林如实地讲明我们的情况,说明我们的力量一集结,目标就大了,就会遭到袭击、围剿,会吃大亏。另外,我们武器很差,无法同日本进行大会战。

当德军打到莫斯科城下时,斯大林再次致电毛泽东,希望派一部分力量向长城内外方向发展。毛泽东没有给以肯定的回答, 只说部队调动有困难。

1942年7月德军向斯大林格勒进攻。虽然日本正忙着进行太平洋战争,但仍有不少日本要进攻苏联的传闻。斯大林无法判断这些传闻的真伪,一方面积极组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另一方面3次致电毛泽东。

在第一封电报中, 斯大林要求中共抽调八路军一两个师的兵力到内蒙古和外蒙古边境地区, 接受苏方提供的可装备一两个师的新式武器。

毛泽东研究后回电说:武器,我们自然是需要的。但调一两个师的兵力通过蒙古草原到达边境去接受武器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敌人有空军,而我们没有。这样,我们的部队在未到达目的地之前,就会被敌机消灭掉。这个方案恐怕难以实现。

过了一段时间,斯大林第二次来电说:可否分批派出较小型的游击部队到满蒙交界地区轮番接受较小批量的武器, 以加强抗敌力量。当时日本在这一带制造无人区,控制甚严。毛泽东也否定了第二个方案。

1943年初,斯大林第三次来电建议中共中央考虑调若干个师团部署在长城内外一线,虽不是为了进行大战役,但也能牵制日军力量,或增加它的后顾之忧。

斯大林是世界无产阶级导师, 他的建议遭到拒绝恐怕只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敢为之。所以,斯大林格勒战役后,苏联进入反攻,斯大林与毛泽东很少有电报往来。苏联从未向毛泽东透露雅尔塔协定的内容。

能不能胜利,敢不敢胜利

引起毛泽东不快的第二件事是抗日战争刚刚结束, 蒋介石要抢夺胜利果实。而斯大林却致电毛泽东说: 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否则,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毛泽东看后很生气地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 ”

为了回答斯大林,毛泽东在1946年4月写了《关于目前形势的几点估计》,这篇文章认为:目前人民民主力量超过了反动的力量,美、英、法同苏联不会破裂,迟早会妥协。毛泽东十分慎重,直到解放军打到外线,稳操胜券,才将此文于中央内部公布。由此可见当初斯大林的电报对毛泽东的压力有多大。

1948年在大决战前夕,苏联政府转来国民党政府给苏联的一封信,请求苏联居中调解国共之争,要求首先停止内战。苏联的这个举动客观上对即将面临决战的中国共产党泼了一瓢冷水,所以毛泽东写了1949年元旦社论,针锋相对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处理美、苏关系有本质的区别

苏联人对中国共产党和美国人的来往一直不放心。1944年7月美军向延安派了观察组, 随后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特使赫尔利到延安谈判。美国是反法西斯的,特别是在太平洋地区,对蒋介石政策影响最大。因而,中国共产党和美国建立了半官方的外交。

苏联人对此种关系以及双方的频繁往来十分关心, 同时又感到不安,有所疑虑。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宣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并派刘少奇到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中国革命进展情况及其政策,派江青以养病的名义到苏联。随后规定与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在方法、态度及时间上应有的区别。

毛泽东无时无刻不在维护民族尊严、独立与自主,从不听命外人的摆布。当他不能向斯大林直言时,就采用东方人的智慧和做法,以柔克刚,坚持由周恩来到莫斯科签订中苏条约。双方僵持了半个月,最后斯大林做出让步。他的让步是不情愿的。就在周恩来已到莫斯科开始谈判后, 斯大林还给毛泽东打电话做最后一次努力。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回答:“我没有什么新的意见,一切由周恩来商谈办理。”

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在接见米高扬时一吐积郁,讲了自己对共产国际、对苏共及对斯大林的意见。他最大的意见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老子党”“儿子党”的做法,认为“一方发号施令, 另一方得俯首贴耳, 唯命是从”,“往往危言耸听, 借以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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