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区“十二时辰”：转向制度型开放

来碗泪流满面

近代以降，上海的每一个时辰，都牵动着国人的心。

在中国近代史上，上海曾是远东最大的贸易金融中心和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不过，自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的十余年中，上海在全国乃至在世界的地位急剧下降。1990年3月3月，邓小平结束上海之行回到北京后，语重心长地说：“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一个月后的4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浦东新区开发开放，成为上海重要的转捩点。

如今，上海的转捩点又来了。

日前，国务院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分为五大部分，提出了23条具体政策，规划了新片区从现在到2025年再到2035年对外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突显了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举措新作为。

表面上看，临港新片区是上海自贸区的扩围，实际上，这不仅仅是自贸区面积上的简单扩大，更是自贸区的升级版，承载了更高水平开放试验田的功能。

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鉴于此，十九大以来，为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也为了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加快了对外开放步伐。如前不久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大对外开放，加紧落实一系列重大开放举措。因此，《方案》的出台，是中国近期一系列重大开放举措的具体落实。

从国际上看，新加坡是国际上公认的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园区之一，众多的税收优惠政策、行之有效的监管体系、便捷的通关措施、发达的跨境金融服务等，是当地自贸区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吸引力的重要原因。这也是国际上其他相对成熟地区自贸区的通行做法。可以说，对标国际上公认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园区，要点在于通过制度型开放，实现更大力度赋权。对此，《方案》做出了若干有创新价值的探索。

纵观《方案》，临港新片区最明显的特点是“特”。新片区参照经济特区管理，建立以投资贸易自由化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如果说以往自贸试验区在制度设计上倾向于投资贸易便利化，那么新片区建设则更多体现了投资贸易自由化。比如《方案》提出，在适用自由贸易试验区各项开放创新措施的基础上，支持新片区以投资自由、贸易自由、资金自由、运输自由、人员从业自由等为重点，推进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从侧重投资贸易便利化到强调投资贸易自由化，无疑体现了更高水平开放的应有之义，即从政策性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因为，政策往往具有时效性的问题，而制度则具有长期稳定性，更有利于构造公平公正法治的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创新力。

临港新片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新”。这不但体现在“特”本身即具有的制度创新外，也聚焦落实在开放型产业体系上。《方案》提出“推动核心芯片、特色工艺、关键装备和基础材料等重点领域发展”“推动智能汽车、智能制造、智能机器人等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等，就是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在制度创新的支撑下，建立以关键核心技术为突破口的前沿产业集群，加快存量企业转型升级，整体提升区域产业能级，并推动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

可见，上海自贸区的扩围升级，是重大开放举措“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落实落地落细，通过实施具有较强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开放政策和制度，打造更高水平开放新高地，不仅有助于满足上海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更有助于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更高水平开放的试验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带动长三角乃至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