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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儒家如何以寺庙推行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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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7-8 09:38:2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岳飞庙(资料图)

大陆的岳飞庙不少,但近年风华褪尽,跟台湾是不能比的。

全台湾祀岳王的,共七座庙宇,但每年岳王诞辰及春秋二祭,行三献释奠大礼、跳佾舞的,只有宜兰县碧霞宫一处。故这一座岳王庙实可说是中华第一庙。且因其祭仪系由清朝仰山书院山长传授,所以又跟孔庙祭典关系密切。

一、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据其印制的《简介》说该宫:(1)又名岳武穆王庙,清光绪廿一年(1895)日人据台之初,兰民因不满异族统治,矢志还我河山。(2)在进士杨士芳及陈祖畴乡绅倡议下,筹建三年,于公元一八九九年仲秋落成。祈奉民族英雄岳武穆王。为掩蔽日人耳目,取“碧血丹心望晓霞”之意,定名为碧霞宫,盼望早日复见光明。(3)本宫采取志愿的门生制度,敬拜岳武穆王为恩主,学习祂忠孝节义的情操,讲求的是奉献精神以报答社会国家。(4)每位门生入堂之前,都需经过严格的品德审核,俟朔望日扶鸾禀告,依神谕分派予“鸾”:扶鸾问乩;(5)“讲”:宣讲善书;“经”以宗教科仪课予诵经礼忏法会。(6)或由全体门生与社会善士捐款,或举办赈济等不同方面的修为,祈求风调雨顺、庇佑国泰民安。

第一段说该宫兴建是为了拜岳飞,以谋光复。第二段说该宫为进士杨士芳及陈祖畴乡绅倡议筹建。

岳飞(资料图)

这两人都是台湾鸾堂的重要人物。陈祖畴家中设有坎兴鸾堂。同是宜兰的士绅杨士芳,则为清同治年间的进士,钦点浙江省即用知县,光绪间任仰山书院山长,热衷于宣讲劝善及鸾堂活动。光绪廿一年,他与贡生黄友璋、李绍宗等人共组“劝善局”,专门宣讲圣谕,教化百姓,后担任碧霞宫“总理堂讲事”一职,并曾捐钱助印唤醒堂著作的鸾书《渡世慈帆》。

另在北港(石碇)福善堂的鸾书《醒世新编》中谈到:“台疆各鸾堂,皆吕翁大发婆心,启人觉路。乙酉秋下凡,设玉清。偶逢姑苏施济堂、彭达新临艋,登玉清请示飞鸾。吕翁谕该蚁上兰邦,唤醒迷途,得遇杨士芳为堂主,先设集鸾堂”,可见于光绪十一年左右,就有了以杨士芳为堂主的鸾堂:集鸾堂。

为什么这几位鸾堂的主事者会倡议兴建碧霞宫呢?道理非常简单,碧霞宫本身就是鸾堂。《简介》第四段说碧霞宫“朔望日扶鸾禀告,依神谕分派予鸾,扶鸾问乩”,就是这个道理。

扶乩、扶鸾,是古老的方术,魏晋即已非常盛行。但鸾堂的出现及流行,是很晚的事。清中叶时,大陆各地已有鸾堂出现,至道光庚子年(1840),由于“救劫论”的宗教思想出现,使得鸾堂蓬勃发展,鸾书大量问世,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宗教热潮。这股热潮持续不断,以致梁启超已有“乩坛盈城”称之。

在这些鸾堂圣神所降的鸾文中,大概都是说:为了解消清末的大劫,唯一的办法只有透过行善来挽回天心。此一论述,随鸾堂运动的开展而深入人心,也使得传统上以慈善救济为主要工作的善堂纷纷与鸾堂相结合。鸾堂的宗教势力遂越来越大。许多民间教派也接受了这种方术,用来作为人神沟通的宗教仪式。

台湾鸾堂也就在这一波热潮中兴盛起来。依宋光宇的研究,鸾堂可分为几个系统:阳明机所服务的鸾堂自成一个系统,可称为“北派”,包括宜兰头围唤醒堂、淡水行忠堂、三芝智成堂、台北觉修宫等。而“中派”以草屯惠德宫为起源,先分出鸾友杂志社(后来成立武庙明正堂)和圣贤堂等等;台南、高雄地区鸾堂系统不甚清楚,而澎湖的鸾堂则自成一个系统。

王见川认为台湾的鸾堂至少可分成三个系统:一是由宜兰唤醒堂分香而出的新竹宣化堂、淡水行忠堂系统,二是新竹复善堂系统,三是澎湖一新社系统。王志宇则发现台中地区的鸾堂也自成系统,包括有清末至今的彰化三兴堂系统和台中圣贤堂系统。总之是数量繁多,系统复杂的。

宜兰地区除了杨士芳的集鸾堂和陈祖畴的坎兴鸾堂之外,著名的还有新民堂、鉴民堂、未信斋等。

这些鸾堂,又跟书院书房关系密切。例如:“新民堂”是李望洋、蒋国荣等人于光绪十六年创立。李望洋于同治十年中举人,分发至甘肃省任知县职,光绪十七年带官回职,兼任宜兰厅仰山书院山长。“醒世堂”创建时间不详,但最晚自光绪十六年即在扶鸾济世。该堂创始者有柯锡畴、胡鸿洲、蓝瞻淇等。杨士芳、李望洋等人皆曾到堂请训。“鉴民堂”创立于光绪十四、十五年。该堂是陈氏家族所创,原先附设于家族的书房“登瀛馆”中(又称登瀛书院、登瀛堂书院)。登瀛书院原是陈抡元及其兄陈添寿于光绪三、四年间所筹设。该书院曾经延聘张镜光等知名学者为师,分科文武,教授诸生。这个由家族书房所发展出的鸾堂总共扶鸾著作出三本鸾书,分别是光绪十六年的《化兰全书》(又称《兰书善录》);光绪十七年的《奇梦新篇》;明治卅八年(1905)的《龙凤图全集》。其中《化兰全书》是现今所见台湾最早的鸾书,杨士芳曾参与校正。

杨士芳与李望洋显然是关键人物。两人先后中举,联名共同倡修文庙,捐修仰山书院、五夫子祠,晚年主讲于仰山书院,可说是一位典型的儒士,但又都热衷鸾堂。李望洋倡建“新民堂”,还充任该堂鸾生,其职务是“校正兼总理”。

按当时《大清律例》,扶鸾活动仍属非法活动,李望洋虽无官职在籍,但到底还曾任官,却公然从事非法活动。甚而当时的知宜兰县事萧赞廷还无所避讳地为新民堂著作的鸾书《警世盘铭》写序,可见当时扶鸾之盛了。

二、

为什么这些儒生那么热衷于扶鸾事业呢?道理仍然很简单,因为鸾堂本来就是儒教。

早在明治四十四年(1911),由日本“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所编写的《台湾私法》一书中,就将“儒教”列为各宗教之首,并定义云:“儒教是孔子及孟子所祖述的古代圣王教义,内容包括宗教、道德、政治,三者浑然融合成为一大体系。”儒教所遵奉的经典包括诗经、书经、易经、春秋、礼记、周礼、仪礼;儒教最重要的人物是天子,他不仅是政治的中心,也是道德与宗教的中心。天子一方面以治国安民为奉事神明的要道,一方面以祭祀神祇及教导道德为统率国民的要义。

其后不少人均用过这个定义去观察台湾社会,如昭和初年(1925)增田福太郎在访问过宜兰勉民堂、木栅指南宫后,在其著作《台湾本岛人の宗教》一书中,即反对丸井圭治郎对鸾堂的分类,而认为鸾堂乃盛行于儒流好学之士的结社,并径称之为“儒教”。

确实,清末及日据时期鸾堂的主事者与鸾书所呈现的价值观、宗教性格,均与民间教派不同。他们非但不是小传统,反而是地方的精英分子、士绅文人藉“神道设教”以教化俗民的方式。因此大部分学者都倾向将鸾堂视为“儒教”。亦即儒家思想藉宗教方式表达的一种型态。

要如此看,才能了解彼时孔庙、书院、汉文书房、鸾堂往往彼此相关,而绅士文人儒生也往往与鸾生身分互通的现象。

像宜兰进士杨士芳就与唤醒堂关系密切,曾替该堂所著鸾书《渡世慈航》写序,自称“鸾下”,又捐钱助印该书;也在明治三十五年(1902)三月担任宜兰孔圣庙主祭。当时参与祭孔活动者还有庄赞勋、李吉西、陈祖畴、庄及锋等,他们均频繁出入鸾堂。

三、

以上是解释《简介》的第四段:鸾。可是,除了鸾之外,还有“讲”与“经”,这就是第五段。

讲是指宣讲。清代的宣讲制度始于顺治九年钦颁的《六谕卧碑文》(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弟、各安生理、勿作非为),分行八旗及直隶各省。十六年议准设立乡约,通令各省地方官员及父老子弟实行讲宣。康熙九年又颁布《圣谕》十六条,廿五年议准上谕十六条,令直省督府转行提、镇等官,晓谕各该营武将兵丁,并颁发土司各方,通行讲读。雍正二年再钦定《圣谕广训》十六章,刊刻颁行府州县乡村,使生童诵读,每月朔望时刻,由地方官聚集公所,逐条宣讲大意。

台湾的宣讲则始于康熙六十年朱一贵事件之后。但这种官式宣讲,到清末已徒具形式,日渐没落。儒生乃转用此一制度形式,将它变成讲自己要讲的东西。

他们所讲,大体仍是劝善,但把劝善与行善结合起来,于是讲堂同时也就成了善社,也称为善堂。

其宣讲的内容除了圣谕之外,更加上大量具有因果报应故事的善书,期以故事性、趣味性、通俗性的内容来吸引群众听讲。陈志豪曾说道:

今我诸同人鼓舞,“同善社”开堂宣讲,论说前因,劝迷途之返首;陈明果报,使孽恶之回头。说尽前朝圣训,不外五常八则之修。演说历代善书,何异五风十行之戒。欲止人心,以息邪说,端弊俗而挽颓风。弊俗不能自端,赖宣讲以端之;颓风不易于挽,惟宣讲可挽之。潜移默化,百昧无非,一明同向善心,十听岂无一得?设使听者能于百言之中,采择其一言;百人之内,实行者一人,互相劝戒,家喻户晓,则风俗之进步,虽僻厅乡隅,亦可成邹鲁之风(宣讲要旨,台湾日日新报,大正15年11月8日)。

讲善的宗旨,大抵如此。碧霞宫本身也设有一个劝善局。该局创立于明治廿八年农历四月廿四日,由宜兰进士杨士芳等人主持,在每月朔望之日,选择适当地点,如城隍庙、天后宫等地定期宣讲,董事有庄赞勋、吕子香、游登三、蔡振芳,讲生有李克联、游栋梁、江大川、张耿光、黄如金、吕桂芬等人。

讲生除了每月十六、廿九二日休讲外,无论有无听众,皆须风雨无阻到场宣讲;宣讲完毕,讲生还要在日志上记明自己的姓名及讲题,以供神明鉴赏。宣讲台,正面置岳武穆王的神位,讲堂两侧则挂上“宣明贤传圣经声声入耳”与“讲劝善男信女个个欢心”的对联,后面则张贴有康熙的圣谕十六条。

当时宜兰头围庄另有一个宣讲坛。为卢廷翰所倡设,由他聘请名望缙绅,各处开台,宣讲善书。

明治卅八年,卢氏过世后,宣讲为之中挫,后经卢氏族人卢陈定整顿,重兴宣讲。并邀请碧霞宫劝善局宣讲生吕桂芳、张镜光、黄如金、陈登第、游联甲、江大川等人助讲,于大正十一年四月十五日奉行。

卢家特请鼓乐六十阵、诗意装忠孝节义十二阁,并恭请太上感应牌位置杨旺店内开讲,听众有一千二百余人,成为当时一大盛事。可见劝善社之间,彼此也是声气相通,互相支持的。

劝善社所讲的内容,除了传统伦理道德外,也会针对时弊。例如水灾、恶疫、鼠疫流行,便教人重视公共卫生、宣讲卫生纲领、卫生学要目。人民嗜食鸦片、便劝善禁烟。经济不景气,物价腾贵、便劝人节约消费等等。据说功效宏大,故南樵《说宣讲坛设置》一文云:

将各处所设善坛,依处而请当局者,每夜派该厅卫生课职员,以及防疫卫生中最老手者,有高木友之;亦或将医学校,有心得于卫生上之卒业生等,分配各坛,说明卫生宗旨。外则将卫生上之书,虽有百种,先就卫生纲领、卫生学要目、卫生学讲本、卫生新书等,一一细详讲明。在上果有婆心,而在下谅能振动也,闻之若得了解。后则深知百斯笃之害无穷,总能自行清洁,严防其菌之发生。倘个个如是,比之警官监督,一一周到(明治四十年五月十三日,台湾日日新报)。

以上是“讲”。“经”则是指儒道佛经典,以及各种善书,其中最特别的便是扶鸾所得的鸾书。鸾书均是在扶乩时人神合作中形成的,其形式往往包括圣训以及功过格。

四、

目前所知台湾最早出现的鸾书是于光绪十六年,由宜兰鉴民堂所著作的《兰书善录》。碧霞宫也有不少鸾书,于一八九六年所出的《治世金针》中,功过格所含盖的对象包括有四民类(士、农、工、商,官史类)、官宰、训导、募客、书役,道士、僧人、卜士、堪舆师、星相家、医家、媒人、产婆,以及婢奴类等,大抵已含括了社会各阶层。

其功过的论断是以能否恪尽职务、谨守身分本位为考虑。诸如农夫宝惜五谷种子、爱养耕牛,一百二十功;但若耕种失时、轻弃五谷,则一日三过。又商贾正直公平,斗秤尺寸一样,不欺童叟,一日三功;若尺寸不公,欺童骗叟,则一次二过。其他惩恶劝善事项也有具体的功过可资算计。

碧霞宫即依据这些善书鸾经教化民众,并举行诵经礼忏法会,扶乩请神活动。

好了,现在要回头来解释第三段「本官采取志愿门生制度,拜岳武穆王为恩主」。

恩主宫信仰,是随清末鸾堂运动而形成的,奉关圣帝君、孚佑真君、司命真君为三恩主。以关圣帝君为奉旨飞鸾宣化汇造善录校正事,司命真君为奉旨开堂济世汇造善录校正事,孚佑真君为奉旨纯理鸾务兼造善录校正事。

后来又出现五恩主。即豁落灵官王天君及岳武穆王,职司导化兼办。在台湾,明治三十四(1901)年三芝智成堂、昭和十一(1936)年斗六南感化堂都已在其鸾书中列明了他们是五恩主信仰,但碧霞宫显然更早,而且以岳飞为主神,情形非常特殊。过去曾有不少鸾书(尤其是信仰五恩主的阳明机系统)认为碧霞宫源于新民堂。其实新民堂的主神是雷部李恩主,与碧霞宫并不相同。

我在二〇〇三年去碧霞宫作田野调查时,庙方表示,该庙第一代董事长陈祖畴是亲自去杭州岳王庙分香迎回神像,奉为开基主神,且为全台独一专祀岳王的庙宇。之前曾于1897年在坎兴街建碧霞宫鸾堂,祀奉岳王,并扶鸾造出《治世金针正一妙法敦伦经》。其信徒不像一般寺庙称为信徒,而是叫做“门生”,亦即自认为是学习岳王忠义精神的门人云云。

我则认为奉祀岳王系宗教感应,门生制度则仍与其为孔孟之学的学生有关。碧霞宫的创建者本来就都是儒生,他们与主神的关系也像老师与弟子门生。该宫长期由廪生吕桂芬、秀才张镜光及张黄曾、方坤邕、林向荣等在庙隅开班讲授四书五经。迄今学子参加联考也仍习惯去碧霞宫参拜,以求金榜题名。在在显示碧霞宫虽祀奉岳王,但与杭州等地岳庙颇不相同,其儒家之背景与性格,与台湾其他地方的恩主公信仰也不一样。

五、

因此,该宫固然也强调它们有捐款赈济等传统寺庙功能,但更突出者,却在日据时代所具有的汉文化保存意义。

日本在台,一方面普及日语,一方面进行同化教育。原有的府、县儒学等官学全遭废绝,书院亦多荒废,或转以其他形式存在;唯许多培养学生基础汉学知识的书房仍然遍存于乡镇各地。起初其数量与学生人数比日本公学校还多,形成日本同化教育的最大障碍。

总督府遂采渐进的方式,逐步以法令约束,进而改变书房教授的学科与教材,最终则禁绝之。1898年《公学校规则》规定,汉文只在读书、习字、作文等课程中教授,教材有三字经、孝经、四书等,并延聘一些书房教师及学者担任教席。1903年修改公学校规则,汉文独立为一科,上课时数五小时,教学时必须用日语解释。1921年总督府公布《书房义塾教科书管理法》,规定各书房教科书的采用需经各厅长的批准。1922年公布〈新台湾教育令〉,汉文被改为选修科,此时许多公学校趁机废除汉文科,许多书房皆遭取缔或禁止。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公学校正式废除汉文科,书房教育全遭废绝。

在这个大时代背景下,碧霞宫的宣讲活动和汉文教习、四书研读,意义自可想见。

碧霞宫还有一个特别之处,那就是它的祭祀。它像孔庙祭典一般,采用佾舞。唯武佾依唐代武佾舞制,配合整套三献礼。由杨士芳传授,再经徐桂台、方坤邕、张茂坤、林登莲等相继修订整理,形成现在的仪制。遗留下来的三献礼规范及专用神器、纪录等尚有一百多项,台湾光复后,各地祭祀或其他寺庙要举行三献礼,也常至碧霞宫洽请指导。每年岳王诞辰时举行祭典,亦为宜兰一大盛会。

综合以上说明,我们可以发现,碧霞宫的社会功能非常明显,团结民族感情、申张忠孝精神、宣讲善德、鼓励善行、提倡儒学、发扬传统道德、教化民众、救赈济灾、以及传承中华文化等等都是。其“门生”现今喜以“岳家军”自称,亦令人印象深刻。其佾舞,显然是仿拟孔庙的祭仪,鸾堂又是与儒家关系密切的劝善组织。因此,它属于儒家之一支,决无疑义。

六、

明清以来,中国普遍流行的三教混和、神佛不分宗教型式,可能其中存在着一个真正的内核、一个深藏于其中的脉络,那就是儒家的人伦教化。教忠教孝、教仁教义、劝人守礼行善。这些民间宗教或寺庙,教相纷杂,各拥仙佛以设神道,但骨子里,其实讲的多只是儒家那一套。

这些都可以视为儒家宗教化的事例。可惜以往研究儒学的人,对此可说甚少了解;即使做民间宗教的研究,亦未注意及此。

儒学在中国社会中发展,过去一直以为是靠学术性组织和国家政治教育体制,故研究者眼光只集中在学者、学派、科举官僚系统、国家政策、国家祭典、教育体系上。殊不知儒家思想之所以能普遍浸润到民间具体的生活中,达到百姓日用而不自知的地步,并不只靠着这些。

国家政治教育体制,固然在实现儒家思想时,效力宏大;但广大平民,不参与政治,又未入学受教的老百姓,其儒家教养由何而来?这些人及其生活世界,也是学者与学派触及不到的领域。因此,儒学在中国社会中之所以可以推广普及,成为人民生活的具体伦理与价值观,仰赖的,还另有一套社会性组织和一套宗教性组织。

社会性组织,是宗族和乡约。宋代以后,宗族的血缘性组织,经范仲淹、欧阳修、苏洵、程伊川等人倡议改造后,已成功地转化为儒学伦理的社会性组织。以宗祠、族谱、宗族规矩整饬族人,相约过着一种儒家式的生活。南宋吕大临朱熹发展乡约,则由一族拓及一乡,形成乡社伦理共同体。这样的宗族与乡社,遍及中国社会,才能使儒家教化普遍且深入村社乡里。

宗教性组织,就是明清继而发展起来的儒教型态民间宗教。这些宗教,在宗教形式上都是模仿佛道教而来的,或者说,系有鉴于佛道教在社会上影响力深远,故亦利用此一形式来推展儒家之教化。其宗教组织、仪式、术法部分,颇有取于佛教道教,甚或藉助某些地方祠拜或国家祀神,而遂与佛道教不同,也不特别严格说自己是什么教。但杂取各式宗教成分之后,这些宗教组织所欲传欲教示其信众的,却明显地是一套儒家式的伦理观人生观。

民国以来,社会结构因现代化而遽变,儒学的社会性组织逐渐瓦解。废科举、立学堂之后,儒学与国家政治教育体系的关系也切断了。学术性社群,奉行着新的思潮与教育养成制度,儒学事实上连学术性组织都少、小、贫弱无力,在整个学术社群中位居边缘位置。在这个时候,社会上仅存且仍活力畅旺的,其实就是这些儒学的宗教性组织。

可惜知识分子看不起这类组织,也不了解它们。对于明清之儒教团体,诋为“邪教”;对新的儒教倡议,如康有为等人的主张,则以儒家非宗教为说,斥其不经。以致儒学部分,固然生机日蹙,在现代化社会政经体制中步履蹇困;儒教部分,亦毫无进展,仅存的一些儒家宗教化的讨论,又只存在于孔庙的历史与典制考证中。这不可哀吗?本文略述台湾宜兰儒教寺庙之例,以与世参,心中实在是大有感触的。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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