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布父亲是侵华日军，村上春树的反思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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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月刊杂志《文艺春秋》上发表了长达28页的随笔文章《弃猫，提起父亲时我要讲述的往事》，第一次对外公布了其父亲曾是“侵华日军”、曾杀害中国俘虏的残忍往事。在文章结尾处，近年来一有机会就站出来呼吁“日本应该为过去的侵略战争真诚道歉”的村上春树，如此写道：

“我们只是落向广袤大地的众多雨滴中那无名的一滴。即使是一滴雨水也有历史，也有继承那段历史的责任。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

亦即，每一个具体的侵略者，每一个侵略行为的具体支持者，都有他们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历史责任”需要背负。

村上春树的这种反思，较之那种将日本政府与日本国民截然两分、将侵华战争的责任全部推给“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的做法，可谓弥足珍贵。

图：村上春树刊文的杂志《文艺春秋》

“战争责任两分法”是现实政治需要的产物。

1945年日本战败后，新成立的东久迩内阁，其实是拒绝所谓“两分法”的，相反，他主张通过“一亿总忏悔”的方式，来反思日本的战败责任（不是“战争责任”）。

所谓“一亿总忏悔”，即日本战败的责任，需要由全体日本人，包括政府官员、军人和普通民众，一起来承担，一起来反省。具体见于东久迩1945年8月28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

“我国战败的原因是作战力量的迅速毁坏，……加之,惨绝人寰的原子弹爆炸事件以及苏联的参战,也构成了战败的原因。此外,过多的法律规则肆意泛溢,还有许多不适合我国国情的统治体制,虽然不能说全部,仅在某些部门实行,就已经彻底捆绑住了国民们的手脚，使得他们无所作为，我觉得这也是战争失败的重大原因之一。并且，我认为是不是政府、官吏以及军人们自己在不知下觉之中，把这次战争引向了失败的方向呢？……进而，我认为，国民道德的低下也是败因之一。也就是说，军人、官吏半公开地、普通民众则是秘密地介入黑市。事情到了如此地步，当然是由于政府的政策不行。但是，国民道义的荒废也是其原因之一。此时此际，我认为，军官民、全体国民都应该彻底地反省并仟悔。我相信，全国人民总忏悔是我国进行重建的第一步，也是国内团结的第一步。”（小森阳一/著、陈多友/译，《天皇的玉音放送》，北京三联书店，2004，第78~79页。）

按照东久迩的逻辑，政府官员、军人与普通民众，都是日本这架战争机器上的零件，输掉了战争，所有的零件都有责任。

因为美国的干预，东久迩内阁只维持了不足两个月。新成立的币原内阁于1945年11月做出了《关于战争责任的决议》，内称：“大东亚战争是鉴于帝国周边的情势，而不得已发生的。”

这种说辞，与裕仁天皇的《终战诏书》一脉相承——《诏书》815个字中，既无“投降”二字，也未承认日本“战败”，且将战争（指1941年开始的“已阅四载”的与英美间的战争）说成为了日本“自存”与东亚“安宁”而不得已之举，且对各国的抗日行为，使用了“频杀无辜，惨害所及”等字眼。

图：《大東亜戦争終結ノ詔書》手稿（可点击放大观看）

不过，币原内阁未再提所谓的“一亿总忏悔”。这个变化，与美国的干预有直接关系。

战后，美国驻军日本，一方面要压制日本国内美化侵略战争的声音，如币原内阁坚持使用“大东亚战争”一词，美国认为该词有“美化圣战”的意味，将之禁用；另一方面，为了驻军顺利，也有必要采取措施安抚日本国民，东久迩内阁的“一亿总忏悔”，号召全体日本国民起来为“日本战败”忏悔，显然是对美国驻军的一种威胁。

所以，从1945 年末开始，美国太平洋陆军总司令部，利用NHK广播连续播放长篇系列报导《真相是这样的》，并通过新闻媒体连载《太平洋战争史——不真实的军国日本的崩溃》 ，向全体日本民众宣传“太平洋战争史观”，以取代“大东亚战争史观”。

美国传播的“太平洋战争史观”，核心内容有五：

（1）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始于九一八事变，经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其侵略战争是连续性的。

（2）日本侵略的主要对象是中国。

（3）美国为战胜日本做出了最大贡献。

（4）以军部为中心的军国主义者，是侵略战争的主要责任者，天皇、宫中派(天皇身边的重臣) 、财界、舆论界等属于稳健派，是军国主义的对立势力。

（5）日本军国主义者隐瞒事实，欺瞒民众，日本国民是军国主义的牺牲品。

其中（4）（5）两条，即是典型的“战争责任两分法”。

这种两分法，也见于1949年7月斯大林关于对日政策的谈话：

“现在美国正在争取日本，……日本人民是好的，对日本人的仇恨情绪不应成为你们争取日本的障碍。”

其后，“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遂被塑造成了截然对立的两个抽象概念，“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成了一种常用话术。

NHK下属的广播文化研究所，在2000年上半年以《日本人的战争》为题，进行过一次舆论调查。

调查的第1题是“说到战争你首先想到的是哪一场战争”，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者占了73%。

调查的第2题是“战争的印象”。有约70%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悲惨”和“原子弹爆炸”。

关于普通日本国民有没有战争责任问题，有一半左右的被访者认为“当时的国民是政府、军部发动战争的受害者，他们没有责任”，勉强认为“从结果上看当时的国民与政府、军部合作，从这个意义而言是加害者，有责任”者不到30%。

当年的日本政府有没有“隐瞒事实，欺瞒民众”，向他们灌输错误的信息与理念？当然是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侵略战争的具体参加者与支持者，就没有了任何战争责任。日本导演伊丹万作曾有这样一段反思：

“许多人都说在战争中受了骗，可是，在我接触的范围内没有一个人说自己骗过人……无计划、疯狂的战争的必然结果，是使国民陷入不共同吃苦就不能生存的境地，尽管如此，诸位不还是相信只有自己没有骗人吗?……被欺骗也是一种罪，从古至今这也不是值得吹嘘之事。……而那些若无其事口口声声称‘我被骗了’的国民，恐怕今后也会再次上当受骗。不，现在他们就肯定已经开始被其它的谎言骗得团团转了。”（《战争负责人的问题》）

“被欺骗也是一种罪”的说法，或许有些过于苛刻。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被欺骗者，往往也会反过来影响（甚至绑架）骗人者，给骗人者制造障碍，将事情推向更极端的地步。

白鸟敏夫（曾任外务省情报部长）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一段供词，可谓体现了上述情形的典型案例。白鸟说道：

“1931年9月18日的满洲事变，……政府决定了不扩大并迅速地实现现地解决事件的方针，并随即将此公布于众。我主管的情报部奉外相之命，全力开展了支持和平解决事件的舆论动员。但连过去一般情况下被认为是同情外务省的报纸，此次亦与伦敦裁军会议时迥然不同，未与我们保持步调一致。……由于报纸及舆论站到了强力政策的一边，所以外务大臣及其部下深感运用外务传统极为困难。”

民众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狂热，是日本政府多年洗脑宣传所培育的结果。到了1931年，当日本政府试图“和平解决”九.一八事变、希望媒体给予支持时，他们发现媒体已经倒向了狂热的民众，成了政府推行所谓“务实政策”的严重阻碍。

九·一八事变后，原本主张裁军的《朝日新闻》主动放弃了裁军的立场，转而支持军部。该社记者森恭三如此解释这种立场的骤变：

“满洲事变爆发时，大阪朝日新闻社内的空气是对关东军持批判态度的，但不知不觉就减弱了，我们下边的人不知报社方针是否改变了，报纸已开始对潮流妥协。”（《我的朝日新闻社史》）

所谓“报纸已开始对潮流妥协”，实际上就是向狂热的民众妥协。

当时，日本报业已实现市场化。如何争取读者，成了报纸首要关心的问题。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民众的战争狂热空前高涨，在铺天盖地的“惩膺支那”呼声中，报业众人使尽浑身解数，以争取读者扩大销售量。因为迎合了读者的情绪与主张，许多报纸销量猛增。从事变爆发到次年2月底，《东京朝日》的发行增加了20万份，《大阪朝日》增加了27万份。为避免“洗脑者反遭被洗脑者绑架”这样的现象重演，稍后，日本政府加强了对报界的管控。

简言之，许多参与或支持了侵略战争的普通民众，确实是受了当局的信息欺骗与洗脑宣传，确属“军国主义的牺牲品”。但“牺牲品”这个身份，并不能抹煞他们同时也是“加害者”，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历史责任需要反思，需要忏悔。

被欺骗，不意味着无辜。对参与侵华战争者如此，对参与制造其他灾难事件者，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