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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父亲是侵华日军,村上春树的反思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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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15 10:00:0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近日,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月刊杂志《文艺春秋》上发表了长达28页的随笔文章《弃猫,提起父亲时我要讲述的往事》,第一次对外公布了其父亲曾是“侵华日军”、曾杀害中国俘虏的残忍往事。在文章结尾处,近年来一有机会就站出来呼吁“日本应该为过去的侵略战争真诚道歉”的村上春树,如此写道:
“我们只是落向广袤大地的众多雨滴中那无名的一滴。即使是一滴雨水也有历史,也有继承那段历史的责任。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
亦即,每一个具体的侵略者,每一个侵略行为的具体支持者,都有他们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历史责任”需要背负。
村上春树的这种反思,较之那种将日本政府与日本国民截然两分、将侵华战争的责任全部推给“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的做法,可谓弥足珍贵。
图:村上春树刊文的杂志《文艺春秋》

“战争责任两分法”是现实政治需要的产物。
1945年日本战败后,新成立的东久迩内阁,其实是拒绝所谓“两分法”的,相反,他主张通过“一亿总忏悔”的方式,来反思日本的战败责任(不是“战争责任”)。
所谓“一亿总忏悔”,即日本战败的责任,需要由全体日本人,包括政府官员、军人和普通民众,一起来承担,一起来反省。具体见于东久迩1945年8月28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
“我国战败的原因是作战力量的迅速毁坏,……加之,惨绝人寰的原子弹爆炸事件以及苏联的参战,也构成了战败的原因。此外,过多的法律规则肆意泛溢,还有许多不适合我国国情的统治体制,虽然不能说全部,仅在某些部门实行,就已经彻底捆绑住了国民们的手脚,使得他们无所作为,我觉得这也是战争失败的重大原因之一。并且,我认为是不是政府、官吏以及军人们自己在不知下觉之中,把这次战争引向了失败的方向呢?……进而,我认为,国民道德的低下也是败因之一。也就是说,军人、官吏半公开地、普通民众则是秘密地介入黑市。事情到了如此地步,当然是由于政府的政策不行。但是,国民道义的荒废也是其原因之一。此时此际,我认为,军官民、全体国民都应该彻底地反省并仟悔。我相信,全国人民总忏悔是我国进行重建的第一步,也是国内团结的第一步。”(小森阳一/著、陈多友/译,《天皇的玉音放送》,北京三联书店,2004,第78~79页。)
按照东久迩的逻辑,政府官员、军人与普通民众,都是日本这架战争机器上的零件,输掉了战争,所有的零件都有责任。
因为美国的干预,东久迩内阁只维持了不足两个月。新成立的币原内阁于1945年11月做出了《关于战争责任的决议》,内称:“大东亚战争是鉴于帝国周边的情势,而不得已发生的。”
这种说辞,与裕仁天皇的《终战诏书》一脉相承——《诏书》815个字中,既无“投降”二字,也未承认日本“战败”,且将战争(指1941年开始的“已阅四载”的与英美间的战争)说成为了日本“自存”与东亚“安宁”而不得已之举,且对各国的抗日行为,使用了“频杀无辜,惨害所及”等字眼。
图:《大東亜戦争終結ノ詔書》手稿(可点击放大观看)

不过,币原内阁未再提所谓的“一亿总忏悔”。这个变化,与美国的干预有直接关系。
战后,美国驻军日本,一方面要压制日本国内美化侵略战争的声音,如币原内阁坚持使用“大东亚战争”一词,美国认为该词有“美化圣战”的意味,将之禁用;另一方面,为了驻军顺利,也有必要采取措施安抚日本国民,东久迩内阁的“一亿总忏悔”,号召全体日本国民起来为“日本战败”忏悔,显然是对美国驻军的一种威胁。
所以,从1945 年末开始,美国太平洋陆军总司令部,利用NHK广播连续播放长篇系列报导《真相是这样的》,并通过新闻媒体连载《太平洋战争史——不真实的军国日本的崩溃》 ,向全体日本民众宣传“太平洋战争史观”,以取代“大东亚战争史观”。
美国传播的“太平洋战争史观”,核心内容有五:
(1)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始于九一八事变,经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其侵略战争是连续性的。
(2)日本侵略的主要对象是中国。
(3)美国为战胜日本做出了最大贡献。
(4)以军部为中心的军国主义者,是侵略战争的主要责任者,天皇、宫中派(天皇身边的重臣) 、财界、舆论界等属于稳健派,是军国主义的对立势力。
(5)日本军国主义者隐瞒事实,欺瞒民众,日本国民是军国主义的牺牲品。
其中(4)(5)两条,即是典型的“战争责任两分法”。
这种两分法,也见于1949年7月斯大林关于对日政策的谈话:
“现在美国正在争取日本,……日本人民是好的,对日本人的仇恨情绪不应成为你们争取日本的障碍。”
其后,“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遂被塑造成了截然对立的两个抽象概念,“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成了一种常用话术。
NHK下属的广播文化研究所,在2000年上半年以《日本人的战争》为题,进行过一次舆论调查。
调查的第1题是“说到战争你首先想到的是哪一场战争”,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者占了73%。
调查的第2题是“战争的印象”。有约70%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悲惨”和“原子弹爆炸”。
关于普通日本国民有没有战争责任问题,有一半左右的被访者认为“当时的国民是政府、军部发动战争的受害者,他们没有责任”,勉强认为“从结果上看当时的国民与政府、军部合作,从这个意义而言是加害者,有责任”者不到30%。
当年的日本政府有没有“隐瞒事实,欺瞒民众”,向他们灌输错误的信息与理念?当然是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侵略战争的具体参加者与支持者,就没有了任何战争责任。日本导演伊丹万作曾有这样一段反思:
“许多人都说在战争中受了骗,可是,在我接触的范围内没有一个人说自己骗过人……无计划、疯狂的战争的必然结果,是使国民陷入不共同吃苦就不能生存的境地,尽管如此,诸位不还是相信只有自己没有骗人吗?……被欺骗也是一种罪,从古至今这也不是值得吹嘘之事。……而那些若无其事口口声声称‘我被骗了’的国民,恐怕今后也会再次上当受骗。不,现在他们就肯定已经开始被其它的谎言骗得团团转了。”(《战争负责人的问题》)
“被欺骗也是一种罪”的说法,或许有些过于苛刻。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被欺骗者,往往也会反过来影响(甚至绑架)骗人者,给骗人者制造障碍,将事情推向更极端的地步。
白鸟敏夫(曾任外务省情报部长)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一段供词,可谓体现了上述情形的典型案例。白鸟说道:
“1931年9月18日的满洲事变,……政府决定了不扩大并迅速地实现现地解决事件的方针,并随即将此公布于众。我主管的情报部奉外相之命,全力开展了支持和平解决事件的舆论动员。但连过去一般情况下被认为是同情外务省的报纸,此次亦与伦敦裁军会议时迥然不同,未与我们保持步调一致。……由于报纸及舆论站到了强力政策的一边,所以外务大臣及其部下深感运用外务传统极为困难。”
民众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狂热,是日本政府多年洗脑宣传所培育的结果。到了1931年,当日本政府试图“和平解决”九.一八事变、希望媒体给予支持时,他们发现媒体已经倒向了狂热的民众,成了政府推行所谓“务实政策”的严重阻碍。
九·一八事变后,原本主张裁军的《朝日新闻》主动放弃了裁军的立场,转而支持军部。该社记者森恭三如此解释这种立场的骤变:
“满洲事变爆发时,大阪朝日新闻社内的空气是对关东军持批判态度的,但不知不觉就减弱了,我们下边的人不知报社方针是否改变了,报纸已开始对潮流妥协。”(《我的朝日新闻社史》)
所谓“报纸已开始对潮流妥协”,实际上就是向狂热的民众妥协。
当时,日本报业已实现市场化。如何争取读者,成了报纸首要关心的问题。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民众的战争狂热空前高涨,在铺天盖地的“惩膺支那”呼声中,报业众人使尽浑身解数,以争取读者扩大销售量。因为迎合了读者的情绪与主张,许多报纸销量猛增。从事变爆发到次年2月底,《东京朝日》的发行增加了20万份,《大阪朝日》增加了27万份。为避免“洗脑者反遭被洗脑者绑架”这样的现象重演,稍后,日本政府加强了对报界的管控。
简言之,许多参与或支持了侵略战争的普通民众,确实是受了当局的信息欺骗与洗脑宣传,确属“军国主义的牺牲品”。但“牺牲品”这个身份,并不能抹煞他们同时也是“加害者”,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历史责任需要反思,需要忏悔。
被欺骗,不意味着无辜。对参与侵华战争者如此,对参与制造其他灾难事件者,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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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来说几句吧!人生苦短何必为这小事儿记仇呢?开朗就好、想开一些、看开一些。其乐乐不如众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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