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发的性侵案也要有防有治

来碗泪流满面

2018年1月20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救援队长性侵两姐妹致一死一重伤案作出终审判决，改判被告人聂李强犯故意杀人罪，缓期两年执行(1月22日《华商报》)。一个应急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的队长，本应是危急时刻伸出援手的英雄，却摇身一变成了强奸杀人犯。无独有偶，近日，发生在云南镇雄的初三女生赤身吊死在小树林一案告破，犯罪嫌疑人竟是一个手艺精湛、已做爷爷的石匠。这两起案件都是犯罪人路遇被害人偶发的。(1月22日云南网)

强奸罪历来都是我国法律打击的重点。《元史·刑法志》规定：“强奸有夫妇人者死；无夫者杖一百七；未成者减一等。妇人不坐。”而在南宋的《庆元条法事类》中还第一次出现了中国法律史上与奸淫幼女有关的律令：“诸强奸者，女十岁以下虽和也同，流三千里，配远恶州；未成，配五百里。折伤者，绞。”我国现行《刑法》对于强奸犯罪规定了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特别是对于强奸“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严加处罚。

尽管刑罚设置已十分严厉，但恶性强奸案数量并未明显降低。特别是在这种偶发的性侵案中，被害人与施暴者的关系陌生，容易出现残暴、极端的情况，给被害人及其家属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

虽然偶发的性侵案件所占比例并不高，但是其侦查难度、防治方法却比普通的性侵案更加困难。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偶发的强奸案更容易被视为“低风险”犯罪。无论刑罚是否苛严，法律的威慑力最终来源于每一次的犯罪行为是否能够被发现和受到处罚。也就是“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刑罚的严酷，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很多时候，正是遇到极端的环境条件，蠢蠢欲动的犯罪人会产生被害人不敢报案，乃至杀人灭口后案子破不了的罪恶心理，犯罪由此生成。

事实证明，这些偶发性犯罪的犯罪人常常会选择在隐蔽的场所和时间下手，大大减小了被害人获得救助的可能性，犯罪成功的几率更大。作案场所包括僻静无人处、不良场所以及一些较为私密的位置。比如，阴暗的角落、野外荒郊、单院独屋、沟渠涵洞、大桥下面、汽车里面、暗巷或僻道以及公园的僻静角落。由于鲜有行人经过，警察或治安巡逻人员常常忽略这种地带，即使发生犯罪要想求得救援也很困难。加上这些区域人烟稀少或过于私密，摄像监控等设备不会覆盖，难以留下犯罪证据。即使被发现，犯罪分子也可迅速逃离现场。作案时间选择夜间的概率是最大的，陕西和云南的这两起案件均为夜间作案。夜间能见度低、过往行人少，容易掩盖行为人的丑恶行径。可以说，外在的环境条件容易激发犯罪人的色胆，以及其潜在的卑劣动机。

从被害人方面来看，在这些时间地点遇害，被害人容易产生恐惧感，基本无力反抗。即使是被侵害后，由于被害人对侵害者不熟悉，包括对其体貌特征、身份状况、家庭背景都知之甚少。被害人仅能通过在肢体接触中留意到犯罪分子留下的些许印象和犯罪地周边的状况，有时甚至吓晕了什么都记不起来。这对于破案也十分不利。倘若遇到云南镇雄这类案件，被害人被犯罪分子残忍杀害或重伤至无法表述被害过程的，其侦破难度更是可想而知。

毫无疑问，强奸犯罪如果得不到及时制裁也是对罪犯的放纵。实际上，长期以来，强奸案的报案率一直偏低，因为女性迫于世俗的眼光和舆论压力，担心说出来会对自己造成不良社会评价。美国有医学院统计，直至今日，在所有涉及人身侵害类型的暴力犯罪中，强奸仍然是报案最少的。正是由于被害人不敢报案、不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犯罪人罪行暴露、受到惩罚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而且有关研究表明，强奸犯罪也是最容易再犯的犯罪之一，只要没有被抓获，40 .7%的犯罪人可能连续实施两次以上的强奸行为。对强奸犯罪的改造也很困难，被抓获的强奸犯罪在出狱后再犯的可能性也较大。

为了突破和防治偶发性的性侵案，势必针对上述难点做到有的放矢。

刑罚终有极限，单纯的加重处罚对犯罪的治理也是有限的，迅速及时的侦破机制是打击和预防犯罪最有效的方式。近些年公安机关创新了不少侦查犯罪的方法，特别是视频监控、D N A技术等为破案和防治犯罪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并形成对犯罪的有力威慑。而在一些比较隐秘的地段场所，如学校与偏僻的乡村之间，不能实现网络监控全覆盖，就只能通过提高人为的警惕性，如学校和家长联手群防群治，减少犯罪发生的几率。其次，要提高被害人(特别是未成年女性)防范被害以及被害后积极报案的法律意识，这都需要学校和家庭加强这方面的教育，亦需要社会的宽容和帮助。最后，鉴于性侵案的犯罪人再犯可能性大，除了加大刑法打击外，如何创新处罚方法，抑制其再犯的欲望，亟待进一步研究。

近年来，有的地方开始试行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从业禁止及信息公开制度。偶发的性侵案也要有防有治，我们绝不能将偶发性侵害视为复杂而不能解决的老大难问题，任由其继续偶发和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