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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2月29日上午7时,张学良宣布易帜,东北归服南京政府,同日,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成为名符其实的东北最高掌权者。仅仅十一天后,张学良秘密下达命令,枪杀了位高权重的杨宇霆、常荫槐,这便是著名的杨、常事件。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威胁他权力的有二个势力:一派是以张作相、张景惠等为代表的老派;另一派是以杨宇霆、常荫槐为代表的士官派;。杨宇霆是清朝秀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出任三、四方面军的军团长,为人精明干练,才略过人,是张作霖的重要智囊之一。
杨宇霆对张学良很不尊重,常常直呼其名。东北举行易帜典礼那天,张学良与东北政务委员会合影,杨宇霆拒不参加,使张学良很难堪。杨宇霆父亲寿辰,张学良前去祝寿,宾客盈门,他却遭到冷遇,使张学良很没有面子。引起张学良对杨宇霆不满意和不信任,但是,遇事还是征求他的意见,原拟要杨担任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为杨拒绝;张又安排杨出任黑龙江省长,让王树常和他商量,并要刘鸣九去劝驾,杨也拒绝;要杨出洋考察,杨也不干。杨不把张放在眼里,张心里很难受、很别扭。
杨宇霆的挚友常荫槐,是吉林梨树县人,当时任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副委员长,黑龙江省主席及东北政务委员,他干练多才,敢做敢当,执法严,对东北铁路建设及维护路权与日本人做斗争都是有功劳的。他在黑龙江省特设山林警卫队,扩编武装约2万人,曾得到杨的支持,张学良对这些情况是知道的,对常荫槐也有戒心,常荫槐也骄横,轻视张学良,背后散布张学良的坏话,制造接替张学良非杨莫属的流言。常荫槐在公开和私下动不动就说:“小六子少不更事,懂得什么?”他把其主管的铁路当成私有财产,对张学良的指令,符合自己心愿的就听,不符合的就不听。常荫槐经常对左右说:“所有车辆都归我管,他(指张学良)管不了我。”
杨常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杨宇霆、常荫槐主张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由常荫槐任督办这件事。1929年1月10日下午,杨、常见张学良,要张在拟好的签名上批准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那几天,日本也多次对张学良施加压力,要求增加修筑铁路的问题。杨、常提出新建这个公署,要把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的管辖权都归于他们,张学良认为这涉及到外交问题,说要请示国民政府,杨、常仍催逼张签字批准,张学良推说晚上再商量。
张学良对杨、常的蛮横霸道,无法无天,逼迫自己签字,是难以忍受的。他想除掉杨宇霆,也有些犹豫,心态也很复杂,也不敢向别人透露,只好和夫人于凤至商量,于凤至说此事太大,她也不好决断,张于是用银元卜卦,六次都如所说,这才下了杀杨的决心。在杨、常来请示的下午,张学良与王以哲、刘多荃、警务处长高纪毅、副官谭海商量并决定晚上动手,当时,王部守卫沈阳,刘是张的卫队长,高曾受到杨宇霆的排挤。晚上七点,杨、常如约而来,坐在老虎厅内,高、谭率6名卫士进来,宣布两人罪状,杨、常随即分别被两名卫士抱住,各由一名卫士从头顶开枪击毙。张学良要杀的本来是杨宇霆一个人,常荫槐碰巧遇上,连带被杀。
张学良于第二天上午召集张作相、翟文选、王树翰、郑谦、臧式毅、孙传芳等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进府,宣布杨常已被杀。众听此言,惊愕不已。张让秘书长郑谦草拟电稿,郑“提起笔来只是摇头沉吟,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改刘鸣九执笔,终拟出电稿。事后陆续发布了《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布告》《张学良致中央政府通电》《张学良致三省父老电》《追述杨常伏法经过详情》《杨常伏法之判决书》等。
判决书等文件对外宣传杨常的罪状是:“暗结党羽,图谋内乱,勾结共产,颠覆国府,阻挠和议,把持庶政,侵款渎职”。“于本月十一日召集会议,并邀彼二人列席,当众按状考问,皆已俯首服罪”“审讯历四小时之久,咸认为私运军队,勾结党徒,图危国家,均属确凿有据”,已构成“内乱罪”和“叛乱罪”“遂依法判决,立地执行枪决”。为此,还专门举行记者招待会,张学良亲自与记者谈话,说“处决杨常,确实经过相当之法律手续”。
杨、常毕竟对奉系做出过贡献,为了团体利益,积极出谋划策,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张学良分别以一万元巨款抚恤杨、常家属,并写信抚慰杨夫人。
张学良用了简单粗暴的方法杀头,他内心感到痛苦。当晚,张学良瘫倒在床,因为他知道杨、常罪不该杀,而且都是人才。从此,张学良稳稳掌握了东北军政大权,独断专行。然而,直至西安事变,张学良身边再没有像杨宇霆那样能给他全面策划的人物,以至于在紧急时期,东北军缺乏核心和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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