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恩 游子泪

虎啸山林

父母恩 游子泪

                                           ----纪念父亲母亲诞辰九十周年

      我们敬爱的父亲母亲已先后于2009年和2013年不幸离开了我们，相去不远，音容犹在。父亲母亲在苦难中牵手，相依为命，相濡以沫，用一生的勤劳和付出给了我们天下第一亲情的家和无价的生命；用光彩的人生和崇高的品德影响并哺育我们长大成人。值此纪念双亲九十诞辰的日子，我们在沉痛中追思父母大人的恩德，缅怀二老的不凡历程，感念永恒的春晖温暖，传承老人家的殷切遗愿，用赤子之忱告慰老人的在天之灵，让子孙后代铭记先德，守望忠孝，不辱使命，奋发有为，继往开来，兴旺绵延。

      父亲唐守忠老大人诞生于农历1924年11月17日。曾祖辈曾为名门望族，显赫多时，清代嘉庆年代任贵州提督要职，获皇帝敕封御制金匾，仕途通达，家宅荣耀。因时势不与，至祖爷辈时，家道中落，日渐衰败，爷爷辈迫于生计开始变卖祖业。我父亲兄弟二人，父亲为弟。尚未成年即深陷贫困，饱受苦难。不仅无钱读书，生活都难以为继。为换取银圆活命，父亲小时被爷爷过继给别人。稍大时，正值民国时期，国家战乱不止，抓壮丁已是常事。有一次，本是伯父当兵，父亲尤重兄弟情义，主动代替兄长从军，后又担心家中困难，便寻找机会从部队偷偷跑回，代替别人抽丁，以换取生活费。日寇侵华一路南下打到东安，面对民族危亡，父亲又义勇保国，参加了当地抗日别动队。日军败退后，父亲本以为天下太平可以安心务农了，不料内战又起，父亲又被抓丁到国民党部队当炮灰。在极度抵触的情绪下，父亲乘部队被一次战役打散的机会回到湖南。路过衡阳时，身上仅存的几块卖命的银元被宪兵搜走，险些被当作逃兵枪毙，幸亏父亲机灵躲过一劫，恰遇东安戏班在衡阳卖艺演出结束，便随老乡一起回到家中。解放后，父亲参加了中国人民武警，积极为新生政权进行剿匪运动。后来，由于与当时领导工作上意见不合，父亲一时任性回家，一心安心田地。直到改革开放后，政府肯定了父亲的历史和工作经历，落实政策，以武警荣誉退伍。

      母亲刘甲英出生于农历1924年8月22日。外祖辈早年从江西吉安迁来，脉源为客家人，向以勤劳著称。基于勤俭厚道和诚信为善，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外祖父一家经艰苦打拼，挣得了东安县城主要街道过半的铺面。家业兴旺，诗礼传家，人才辈出。大舅黄埔军校毕业，二舅广西大学土木系本科毕业，三舅湖南大学毕业，书香门第，人人称羡。母亲降生后，外祖父祖母喜不自禁，请相命先生推算一生运数，说是母亲命中饱虎，衣食无忧，旺夫多子，一生享尽福荣。虽是吉言，未必全对。外祖父祖母信以为真，对母亲从小疼爱有加，善为家教；母亲更是聪慧懂事，不仅识文断字，走线绣花等女红出众，贤惠淑秀，远近有名。

      1945年，万恶的日军强盗败退到东安，外公早知日军无恶不作，便急忙安顿好商铺，就地埋藏好金银珠宝和细软贵重。为避鬼子凶焰，带领全家老少躲进了本县水岭深山。日军经过，把东安县城烧个精光，所藏家财全部被盗，不知下落。一场洗劫过后，家庭就此败落，外公老病气急，不久便撒手人世。外婆整整悲泣了一个多月，终于不堪打击，含悲下世。二十几岁的母亲就此一贫如洗，走投无路。相命先生多为口彩赚钱，终究祸福难料。艰难困苦，才是母亲的宿命。

      1950年，是新社会开始的第二年。父亲与母亲在相识相知中走到了一起，开始了近六十年的不弃不离，成就了荣辱与共白头偕老的感情佳话。父母婚后相继生育了我们兄妹6人，三个兄长，我最小出生于1962年大饥荒的最后一年。由于物质匮乏，营养奇缺，瘦得仅剩一副皮包骨，饿得气息奄奄。打针时，护士连皮都揪不起。当时当护士的干姨妈对我已失去信心，对母亲说：“姐姐，小华肯定不行了，丢了算了！”母亲坚决不从，在放声大哭中把我紧紧抱在怀里，以与儿子同生共死的决心将我抚养大。父亲回乡后，一面在田地里刨食，一面靠磨豆腐、酿酒挣些小钱。在父母齐心合力的打拼下，家庭生活逐渐稳定并且还应付得过去。做开了小生意，家里每日客人不断，帮助乡邻也就成了常事。一次，同村一个遭天杀的乡邻结婚手头缺钱，向我父亲说起，父亲一向热心助人，便对那人说：“我也是等米下锅，并不富裕。你办酒收了礼金，请你下午还我。”谁知那人事后赖账，晚饭后不见还钱。为第二天凑钱买大豆，便登门讨债，并就对方失信说了几句。不料好心助人却招来对方怨恨，就此两家交恶，为我家文革中落难埋下了祸根。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革让全国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我们一家也不幸跌进了苦难的深渊。一些一惯游手好闲的乡痞地霸借文革之机组织所谓群众造反行动，他们抓住父亲一些客观历史经历不放，无限上纲上线，栽赃诬陷，把父亲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中美特务、四类分子、二十一种人”等帽子，任意批斗游街和毒打，我五、六岁那年，父亲被那伙人打得躺在村头的樟树下，无法行动，我看在眼里，心中除了伤心和害怕，还有仇恨和感恩。一些好心人不怕受株连按农村传统的民间跌打药方，去抓一些小青蛙用童子尿调制喂给父亲吃，用作活血化瘀，救治父亲。据说这次批斗会上，父亲被一帮黑心打手群殴后，那个曾经借钱不还的无赖不知哪来的疯狂，居然持枪猛然推子弹上膛，要当众枪杀父亲，幸亏被别人阻拦。半个小时后，那人余气不消，又将父亲强行押上街头示众，因身体被打残难以行走，仍被人架着游街。在好几年的时间里，父亲成了固定的批斗对象，多少次被打得痛不欲生，多少回全家哭得死去活来。每当被暴打回家后，记得都是母亲叫我守在父亲身边，唯恐父亲自寻短见。最让我不堪回首的是，父亲遭罪，全家连坐。清白无辜的母亲在那帮人道灭绝的暴徒手里也成了替罪羊，可怜母亲被殴打后，全家被重压在恐怖中的黑暗中，生怕母亲以死抗争发生家破人亡的不测。为防止意外，我与母亲形影不离，不知有多少夜里，我在母亲不停的叹息和泪花里拉着她的手不知不觉睡去，一场噩梦惊醒，还看见母亲油灯下垂泪。文革要彻底消灭所谓资本主义的苗，豆腐酒坊早已被勒令停业，不然的话，母亲晚上都因忙碌很少安歇。这样，家里政治上不见天日，经济上几乎断了生路。在学校同龄人当中，我只有经常受欺凌嘲笑的份额，我难以忍受侮辱，于1974年被迫辍学。这是一种痛苦的选择，因为我对读书从小就有强烈愿望，也是父母对我寄予的最大希望。我向父母诉说在学校受到的委屈，父母总是放下自己心中的苦楚极力安慰我，鼓励我不要灰心丧气，一定要坚持学习，坚持忍耐。然而终因学校那些红色后代同学对我的欺侮不断升级，我反复向父母哭诉，加之当时读书唯成分论，最多让你读完小学，此时我已是小学五年级第一期，只好无奈地就此休学。

      放下书本告别学校，12岁的我成了修地球的童工，我因营养缺乏发育不良的身子在深过大腿的水田里干一整天，可得2分，而与我同龄的“社员”却有4分，低人一等的还有父亲，干一天只有8分，其他成年全劳力则记10分。全家人只有低头忍受当时世道下的人身歧视。那些年，尽管是抓革命促生产，尽管有“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高高飘扬，农村里的社员生活还上不了温饱线。我一家人人是劳力，个个都出工，为“农业学大寨”努力改造做贡献，到年终结算时，反而倒欠生产队几十元。欠账实际是已转为见收户所得，于是在年关时，总有人几乎是破门而入来家讨债，急得父亲手足无措，极尽屈辱哀声求情宽容些时日。只记得那是永远还不清政治账和经济账的岁月，那是我经历过终生难忘的寒冬。

      1975年冬，家里主要劳力受队里调遣在水岭修水库时，弄回一些被冰雪压断的树杆，父亲和兄长们忙活了好久，做了一些矮凳小桌，突来一场割资本主义尾巴或是那些遭天杀的大队干部无钱开支，他们举着“打击投机倒把，狠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旗号，对父亲宣布罚款150元！那时150元相当于现在的数万元！足以让一个家庭倾家荡产。当时一个地主成分的“异己分子”被处罚金100元，第二天悬梁自尽，一死还不能了之，被宣布“死有余辜”。（这种罚款全公社只有茶沅大队这样做）父亲知道无处说理，连忙贱价处理了全部新家具，加上借贷才凑足了100来元。也许是出了人命，遭天杀的大队干部才发善心，将150元调整为将近150元。当时父亲也是急得想上吊，被伯父劝住。

       1976年，随着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的覆灭，第二年全国恢复了高考制度。读书的梦想又在我心中复活，不幸人生终于盼来了希望的曙光。在县文化局当科长的远房叔叔动员下我重新回到了学校，由于辍学时间已有3年，先前的知识早已荒疏，学习起来有明显的难度，特别是年龄的差异，让我与小几岁的同学坐在一起很不自在。在一些同学眼里甚至把我看成是死不上进的留级生，于是动摇了读书的决心，产生了逃离学校的想法。知子莫过娘，母亲早就体会到我的感受，理解我的想法，但坚决不允许我再度中断学业。母亲多次把我叫到身边，痛诉家史的悲欢，讲解读书的重要，还用孟母断机杼一样的严厉和岳母刺字般的厚望，要求我一定要把书读好，读出出息来，读出志气来，读出成就来，读出光彩来！只要你读好书，父母再吃苦受累当牛做马也情愿。从此，我一心向学，不错过每次学习机会。母亲更是关怀备至，有求必应。读书多年，我基本上告别了农事家务，即连衣服都劳父母动手。寄宿学校，父母最放不下的是我的营养，每次回家，都免不了特别照顾，杀鸡大补。大凡学习需要，只要提出，父母总是毫不犹豫设法满足，毫无保留地为我付出。

      有了读书的机会，依然免不了艰难曲折。长期的阶级斗争社会加上现代的色彩，政治上不公正待遇让全家饱受磨难留下的阴影，一直如鬼魅缠身。在学校，有人仍然对学生分门别类，我时时感受到他们戴着有色眼镜并用过时和成见否认自己。1983年为争取高考，我经预考已获得的参考资格却被一中学校无情取消。当时主要还是对自己的家庭出身心有余悸，加上与生俱来的自尊心，筛选过后不敢去查看分数，错过了事关命运的机会。为了那考出去谋求新天地的理想，我不甘屈服，辗转到二中复读。1985年，九嶷山学院到东安招生，就这样，我就近来到该校求学，终于完成了高等层次学业。在十几年求学的历程中，是父母的大爱和无私、宽容和激励，让我战胜了自卑和彷徨、怯弱和迷茫，让我有了人生的坚强和力量。

      让我们最为感念并受益一生的是父母的美德。母亲一生洁身自好，自强不息，为人朴实真诚，克己为人，从不与人结怨记仇，只记别人的好处。当父亲因事与别人争吵时，母亲总是劝导父亲息事宁人；我们与人发生口角时，母亲无一不是先理解对方并严厉批评我们；当儿子与媳妇有不愉快时，母亲总是先责备儿子，并找机会安慰媳妇。老人家讲究干净卫生，经历了各种苦难，对一些人情世相的看待十分理性。无论是来自恶意的挖苦嘲讽还是时势造成的误会，她都会报以从容淡定。母亲曾经穿得干干净净上街卖青菜，街上人见了她那气质和打扮，怀疑地问：你城里人也有青菜卖？母亲只是微微一笑，让人感到城乡一家人的温暖。

      从九嶷山学院毕业后，我在肇庆工作，逢年回家，母亲总是叫我们早点回去上班。“我这么多儿子在身边，会照顾我的，你要以工作为重。”

      1993年，在广东生活好一点，我给母亲买齐了金银首饰。1994年我为父母盖了房子，家中应有尽有。每年我都从美国买了一些生命保健品回来，只想为父母健康长寿尽一份游子之心。父母从来心地善良，无论生活条件怎样，都不忘助人为乐，接济别人，同时十分热心社会公益事业。2007年，父母将我给他们养老治病的一万元捐出用于村里修路，感动了很多人。

      由于文革，父亲身体被摧残，2000年时，得了肺气肿，每年家庭开支几十万元，尽管我不富裕，只要父亲开口，我都按时寄回。2009年7月底，父亲发烧住院，因为医生和亲人忽略，父亲于8月5日，离我们而去，当时，我脑海一片空白，母亲哭得几次昏死过去，我有泪不敢流，所有的开支我一人承担。送走了父亲，母亲因悲痛过度，心脏每分钟不足30下跳动，紧急送到地区附属医院，安装起搏器，花去了8万元。回到深圳，电话那头每天是母亲的悲哀哭声，电话这头是我的痛苦声。每天下班去应酬时，边开车边问家人家里情况，母子连心，我唯有在车内泣血般地大放悲声。母亲哭了几个月身体垮了，一下子老了十多岁。因母亲高血压、心肌梗塞、脑血栓、心脏病，装上起搏器后，两年内少住了一些院，从去年开始，病情恶化。8月份后，开始住院，春节把母亲接回。刚好了几天，母亲把他身上的首饰取下，“把这些留给我孙女蓉蓉，这钱给她留学用。”我坚持不接，无奈母亲坚持，我只好含泪收下。清明节头天再把母亲接回。基本上不进食，一切靠药物。第二天，母亲起床，连水也不喝，只好把母亲往医院送，母亲临走说了一句：“你把家看好。”当时我大哭了一场。此后，母亲病危，亲人要我把母亲接回，我坚决不同意。5月3号，给母亲插管喂流质食，能说话了，我非常高兴，两天后又不能说话并全身浮肿。因我在长沙给朋友办事，未能给母亲送终，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我们敬爱的父母在苦难中出生，在忧患里成人，在逆境里抗争，在坚忍中自强，用正直、忠厚、诚义、善良、勤劳、节俭、和奉献作为一生坚守的人生信仰，用自己无愧的一生书写了平凡与伟大、朴实与高尚，同时分别以八十五、九十高龄应验了“仁者寿”的箴言，为我们诠释并留下了宝贵的做人真理、难得的精神财富，赢得了子孙后代和社会永远的尊敬和怀念。生离死别，天人永隔。但是父母的血肉之情永远温暖着我们，父母的养育之恩永远沐浴着我们，父母的品德风范永远感动着我们，父母的教诲永远激励着我们！为了继承父母的遗志和美德，为了传递爱心济困助学，为了以最好的方式纪念父亲母亲，我将政府征地补偿给父母的八万元，再独资投入三至四十万元建立“忠英勤学基金”，每年以所得利息支持鼓励一些家遭不幸、经济困难的优秀学生孕梦圆梦，完成大学学业，让我们中华优良传统、朴素而崇高的父母情怀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