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坎贝尔参与设计的“印太经济框架”在落实过程中肯定会出现不符合印太战略预期的结果。在坎贝尔构想的印太战略中,加强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南亚地区的经济关系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在美国保护主义力量影响巨大的政治背景下,拜登的“印太经济框架”已经不敢像2016年奥巴马的TPP那样奢谈降低关税与市场开放。这意味着美国无法将降低关税与市场开放纳入“印太经济框架”的执行议程中。而对于产业水平相对落后、希望寻找出口市场的东南亚和南亚国家来说,不包含关税与市场开放的“经济框架”对它们没有多大吸引力。因此,“印太经济框架”对于拉近美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经贸关系的实质意义不大。对于美国与东南亚、南亚的经济关系来说,“印太经济框架”执行下去很可能会让坎贝尔失望。 “亚洲沙皇”坎贝尔的影响力也许只局限于印太战略的政策设计环节,而在印太战略的政策执行方面,国务院、国防部、商务部、财政部和白宫其他官员则未必与坎贝尔真正“同心同德”。 比他小19岁的拉特纳在国防部领导“中国工作小组”(China Task Force)拟定反华战略时,在立场上比坎贝尔激进强硬很多,远没有坎贝尔那种略带绅士式的优雅竞争范儿; 左起:梅拉尼·哈特、埃利·拉特纳、伊丽莎白·罗森博格。图自《参考消息》 同样在拜登政府中领导气候问题的克里,则主张美国在其他对华政策领域采取更加温和的态度,以换取中国在气候治理方面更加积极的合作; 财政部长耶伦则对拜登政府不撤销特朗普时期对华关税的政策表示质疑。 这些都反映出,在全面推进印太战略与确定对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拜登政府内部在印太战略与对华政策的具体权衡方面存在微妙的分歧与隐秘的杂音。这些分歧与杂音,绝非身为国安委印太政策“协调人”的坎贝尔所能把控和协调的。 就此而言,坎贝尔的“得意”也许只是暂时的。随着拜登政府全面开展对新印太战略的落实推进,他的失意也许才刚刚开始。 作者丨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北大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副研究员 孙冰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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