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雷德·戴蒙德：如果日本领导人到南京下跪，中国人或相信他的诚意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然而从日本右翼对电影《南京照相馆》的诋毁，到日本首相石破茂悬而未决的“8·15讲话”，日本社会和国家层面对这段历史依旧躲躲闪闪，甚至拒不承认，更遑论反思和道歉了。

但历史不会被忘记，正义终将被伸张。美国学者、演化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在其著作《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中信出版社）“日本：前路何方”一章中，就曾深刻指出日本对其二战侵略罪行缺乏真诚道歉与历史清算。希望日本领导者能够正视历史，真诚道歉，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构建未来和平与友好的基石。

【文/ 贾雷德·戴蒙德】

除了移民问题，另一个被日本忽略的严峻问题是，日本在二战时对中国和朝鲜半岛民众的所作所为对今天的中日关系和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关系造成的影响。

二战之前以及二战期间，日本对待其他亚洲地区民众，尤其是中国和朝鲜半岛民众十分残忍。日本于1941年12月7日“正式”宣战，然而早从1937年起，日本就已不宣而战，对中国发动了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日本军队杀害了无数中国人，而且使用的方式极其残忍，例如：声称为了磨炼日本士兵的意志，日军将中国战俘绑成一排供他们做刺刀练习；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间，日军在南京屠杀了几十万中国平民；在1942年4月，出于对杜立特空袭行动的报复，日军杀害了更多人。

尽管现在日本人普遍不承认这些杀戮，但有当年中国人、外国观察者以及日本士兵自己拍的照片为证，这些罪行都被一一记录了下来。（在史咏和尹集钧编著的《南京大屠杀：历史照片中的见证》一书中，你可以看到超过400幅当时的照片。）

侵华日军士兵堀越文夫的相册（郊外被日军杀害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尸体）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在长达35年的占领期间，日本强制朝鲜半岛上的学校以日语代替朝鲜语，并强迫大量的当地女性和其他国家的女性成为日本军妓院中的性奴隶，而大量的当地男性则被迫成为日军的苦役。

因此，今天的中国和朝鲜半岛民众普遍对日本抱有憎恶情绪。在中国和朝鲜半岛民众看来，日本至今仍未充分承认自己在战争时期犯下的暴行，没有道歉，也未表达悔意。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1倍，韩国和朝鲜的人口加在一起也超过了日本的一半人口。中国、朝鲜和韩国都拥有配备精良的军队，可在日本，由于1947年宪法的规定和当前日本民众普遍存在的反战情绪，日本的军事实力实在是微不足道。朝鲜之所以向日本发射导弹，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炮火可到达日本境内。然而，日本还与中国及韩国因为杳无人踪的小岛而发生领土纷争，这些岛屿只因其附近海域的渔业、油气和矿产资源而受到重视。在我看来，结合上述事实，日本为自己埋下了巨大的长期隐患。

在担任新加坡总理的几十年间，敏锐的人民观察者李光耀先生对日本、中国、朝鲜和韩国领导者多有了解，他从亚洲的角度出发，这样去评价日本人对于二战的看法：“日本人不像德国人，他们并未得到精神上的净化，还没能将自己思想中的毒素清除干净。

日本人没有告诉下一代自己过去犯了什么错。桥本龙太郎（日本前首相）曾于1997年9月到访北京，在出席纪念二战胜利52周年的活动时，他表达了自己‘最深的遗憾’以及‘深切的哀悼’。然而，他并未道歉，而中国和朝鲜半岛人民最希望日本领导者做的事就是道歉。

我确实无法理解，为什么日本人无论如何都不愿承认过往，郑重道歉，再重新出发。出于某些原因，他们就是不想道歉。道歉意味着承认自己做错了事，遗憾或者哀悼不过是对当前主观情绪的表达。

日本人不承认发生了‘南京大屠杀’；他们不承认在前线战场，来自朝鲜半岛、菲律宾、荷兰等地的女性被掳走或被强迫成为日本士兵的‘慰安妇’（性奴隶的一种委婉说法）；他们也不承认自己曾在中国的东三省地区用活生生的中国人、朝鲜半岛人、蒙古人、俄罗斯人还有来自其他地方的囚犯做残忍的活体实验。

这块字迹墙是1997年在拆除白下区常府街现八一医院宿舍旧房上的一间阁楼墙上时发现的，该场所曾为日军在南京建立的一处慰安所旧址。上面的日文字迹大意为“凯旋而来的士兵为何进不了这间屋子 步兵一四五联队池田部队”。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针对以上每件事，都是直到人们从日本人自己的记录中找出了无可辩驳的确凿证据，他们方才不情不愿地承认发生过这些事情。以上种种加剧了人们对日本未来意图的怀疑。日本人现在的态度预示了他们将来的行为。只有当他们对自己的过往感到羞愧时，他们未来重蹈覆辙的概率才会变小。”

每一年，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教的本科生中都会有来自日本的学生，他们会跟我谈论自己在日本接受的教育以及到加利福尼亚求学的经历。他们告诉我，日本学校的历史课不怎么讲二战史（“因为在日本几千年的浩瀚历史中，二战只占寥寥几年”），极少谈及（或闭口不谈）日本作为侵略国的角色，却着重强调日本是受害者（两颗原子弹导致大约12万日本人丧生），而不承认日本应对数千万外国人，还有几百万日本士兵和平民的丧生负责，还怪罪美国有意诱导日本成为这场战争的发动者。（平心而论，各国教科书对二战的描述也都是为自己的立场服务。）

当我的那些日本学生加入洛杉矶的亚洲学生社团，在那里认识了来自韩国和中国的学生，并且有生以来第一次听闻日本那些至今仍能引起别国学生反感的战争罪行时，他们被震惊了。

与此同时，我的部分日本学生，还有一些日本人指出日本政治家已多次道歉，并问道：“日本难道道歉得还不够吗？”答案很简单：不够，因为这些道歉的言辞听上去不够真诚，没有可信度，而且言语中充满了推卸责任和否认自身错误的意味。

要详细地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可以比较日本和德国在面对各自近代历史的遗留问题时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做法，问问为什么德国的做法能够有效地安抚先前的敌人，而日本的做法却并未让中国和朝鲜半岛这两个主要地区的受害民众感到信服。

本书的第六章讲述了德国领导者以多种方式表达哀悼并承认德国的责任，而且德国学生在学校里被教育要直面自己祖国的过往。如果日本人能像德国人那么做，中国和朝鲜半岛民众也许会相信日本的诚意。比方说，日本领导者可以访问南京，当众下跪，为日本在战争期间对南京民众的屠杀行径恳求原谅；日本可以在国内设立各式各样的战争博物馆和纪念碑，并在战俘营旧址上陈列关于日本战时暴行的照片及详细解说；日本的学龄儿童在郊游的时候可以被带去参观那些战俘营旧址，以及在日本境外的战争遗址，比如南京、山打根、巴丹和塞班；还有，日本可以多花些力气去描述日本战争暴行下的别国受害者，而不是反复强调自己才是战争的受害者。

所有这些场景都没有在日本发生，也难以想象会在日本发生，然而类似的做法在德国被广泛实行。在日本做到这些事情之前，中国和朝鲜半岛民众将仍然无法接受日本人照本宣科式的道歉。而且，只要中国和朝鲜半岛还是全副武装，而日本依旧缺乏保卫自己的军事实力，那么，日本的头上便始终悬着达摩克利斯之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