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罗伊案”时代的世界：美国堕胎权之争是否影响其他国家？

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以下简称“罗伊案”）的判决肯定了美国女性拥有宪法规定的堕胎权。然而，近半个世纪后，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这项判决。自此，判定堕胎是否合法的权力下放到各州，成千上百万的美国女性可能将失去合法堕胎的机会。

在“罗伊案”被正式推翻前，美国《外交事务》杂志6月16日刊文分析，美国堕胎权之争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并得出结论——美国并没有显著逆转全球堕胎政策自由化的趋势。以下为分析内容：

堕胎权支持者抗议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伊案”

推翻“罗伊案”这一决定的影响将波及到其他国家，尤其是如果司法裁决授权未来的美国政府在海外推动对堕胎的限制的话。但重要的是，不要夸大美国对全球堕胎政策的影响。

1973年的判例是堕胎合法化的一大里程碑，并成为全世界堕胎倡导者的榜样。不过，此后的50年里，美国在堕胎问题上向国际社会传递的信息一直是语焉不详的。美国法律实现堕胎在国内合法化，但随后的立法又为美国政府在海外限制堕胎提供了工具。

诚然，美国的政策（说得难听是蓄意阻挠，说得好听是反复无常）在阻止达成堕胎自由化的国际协定方面发挥了作用，但为女性敞开合法堕胎的大门已逐渐成为全球趋势。无论美国“罗伊案”的命运如何，其他国家都将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决定本国的堕胎政策。

2020年12月，阿根廷女性庆祝堕胎合法化法案的通过

自由化浪潮形成

在19世纪早期，诸如法国和英国等国家最先制定了禁止堕胎的政策，并通过宣布本国法律也适用于其殖民地，使此类政策在世界各地被复制。但不久之后，推动政策朝相反方向发展的力量出现了。

在20世纪初的欧洲，社会主义政党要求堕胎禁令对包括贫困妇女在内的群体设置例外规定。

1920年，苏联政府成为了第一个实现堕胎合法化的政府，尽管在此后数十年间，这一政策周期性地被撤销和恢复。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随着堕胎率上升，“在有限的情况下允许堕胎”的观点在整个欧洲获得了更广泛的公众支持。

1940年，苏联的宣传画报上写着“孩子是苏联家庭的欢乐，是我们国家的未来”

到20世纪60年代晚期，世界各国都在朝着堕胎政策自由化发展。1967年，英国通过了《堕胎法》；1969年，新加坡批准了《堕胎法》；1971年，印度制定了医疗终止妊娠法案；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对“罗伊案”作出判决。

20世纪60、70年代的堕胎自由化浪潮与同期全球对女性权利问题的关注度上升相吻合。在此期间，平等的就业机会、家庭暴力的刑事犯罪化以及财产和继承法中的非歧视原则等议题均得到更广泛的关注。联合国宣布1975年至1984年为“女性的十年”，并于1979年通过了一项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妇女权利条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签署了这项公约。

但需要注意的是，1979年的条约中没有提及堕胎，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以及随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也没有将堕胎视为妇女权利进步的组成部分。1994年，在开罗举行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上，天主教会与以天主教和穆斯林为主的国家代表们结成了战略联盟，以阻止妇女权利组织在会议文件中增加有关堕胎的内容。

1979年12月，联合国大会第34/180号决议通过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对“罗伊案”的反击

长期以来，美国在就堕胎问题达成强有力的全球共识方面，一直扮演着一位有效的搅局者。“罗伊案”的裁决立即在美国国内的反堕胎运动中遭到强烈抵制，并成功地对美国的外交政策造成影响。

研究人员记录了在最高法院作出裁决之前的几年里，共和党如何利用反对堕胎，以吸引天主教选民离开民主党，并动员社会中的保守派投票。在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赢得连任后不久，共和党人获得了他们的第一次立法胜利。在“罗伊案”裁决的同一年，即197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外援助法》中的《赫尔姆斯修订条例》（Helms Amendment），禁止美国援助金被用以支付堕胎费用。

1973年1月，民众聚集在明尼苏达州议会大厦外，抗议最高法院对“罗伊案”的裁决

十年后的1984年，罗纳德·里根总统派遣代表团，出席在墨西哥城举行的第二届国际人口会议，并宣布了一项以《赫尔姆斯修订条例》为基础的新政策，即“墨西哥城政策”（Mexico City Policy）。这一政策削减了美国联邦政府对支持堕胎的海外非政府组织的所有计划生育援助。

198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坎普-卡斯滕修订条例》（Kemp-Kasten Amendment），对美国向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捐款也施加了类似的限制。总之，这些政策导致美国可用于支持海外综合性生殖健康服务的援助资金大幅减少。这些政策适用于所有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但在实践中，最贫穷的国家受到的影响最大，因为这些国家往往依赖由外国资助的非政府组织提供医疗服务。

美国的海外堕胎政策存在道德和实践问题。这些政策代表着一种帝国主义的伪善，建立了一种等级制度——在美国合法的程序对生活在其他国家的女性来说是受限制的。

此外，研究还一再发现，“墨西哥城政策”反而提高了堕胎率，尤其是在大量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中。这一结果看似有违常理，但下述的解释是合乎逻辑的：当这项政策被执行时，提供生殖健康服务的非政府组织失去了资金，导致对受援助国家的避孕用具的供应量减少，而避孕用具使用率的降低则意味着更多的怀孕和更多的堕胎。

实际上，“墨西哥城政策”所提供的是对反堕胎者的象征性支持。在依赖美国援助的国家中，这一政策对本国的生殖权利倡导运动产生了“寒蝉效应”，即对人们倡导堕胎权起到了阻吓作用。在凡妮莎·里奥斯（Vanessa Rios）为2019年国际妇女健康联盟的一项研究进行的采访中，肯尼亚、尼泊尔、尼日利亚和南非的健康组织的代表透露了，他们对与涉及堕胎的团体进行合作或以任何方式与后者有联系的恐惧。他们甚至害怕在自己的组织内谈论堕胎问题。

但“墨西哥城政策”在赋权反堕胎运动的同时，其有效性也受到了美国两党政治的限制：自1984年以来，每一位民主党总统都在自己的任期内废除了这项政策。虽然此前削减的、美国对海外组织的援助资金得以恢复，但民主党政府通常没有施行破坏受援地区的反堕胎网络或支持当地的生殖权利宣传等相关政策。

在前总统特朗普治下，美国寻求在海外进一步限制堕胎。2017年，美国政府扩大了“墨西哥城政策”，使其不仅适用于华盛顿每年为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分配的6亿美元左右的援助，而且适用于每年大约70亿美元的总体国际健康援助。里奥斯进行的采访表明，其中一些资金被转移至国外的反堕胎团体，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等国的保守派政客和组织在美国政策发生变化后，变得更加直言不讳。

2017年1月，特朗普就职美国总统后签署行政令，恢复“墨西哥城政策”

2020年，美国政府在时任国务卿蓬佩奥的领导下，与巴西、埃及、匈牙利、印度尼西亚和乌干达共同发起了《关于促进妇女健康和加强家庭的日内瓦共识宣言》。尽管宣言没有对34个签署国施加任何具体措施上的约束，但它展现了参与国对阻止堕胎的共同承诺。其中一些宣言参与国的专制独裁倾向令人震惊。例如，2020年，波兰宪法法院的决定限制了堕胎程序的合法情况，几乎完全禁止了女性堕胎行为。

（注：2020年10月22日，波兰宪法法院作出裁决，因胎儿严重畸形而堕胎是违宪行为，而此前波兰98％的合法堕胎是在胎儿存在严重且不可逆转的问题的情况下进行的。法院裁决后不久进行的一项SW Research民意调查显示，超过70%的波兰人反对进一步限制该国堕胎权的决定。）

学者们指出，全世界民主的倒退可能导致生殖权利进一步被侵蚀。

不可否认的趋势

迄今为止，美国间歇性的限制措施并未能扭转全球堕胎自由化的趋势。虽然一些国际机构仍然回避解决堕胎问题，但是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成为堕胎自由化的一位日益响亮的倡导者。该组织于2003年发布了一份报告，为实施安全堕胎提供技术和政策指导，并于2012年更新了这份报告。

2019年，世卫组织将用于药物流产的米非司酮和米索前列醇列入其“基本药物清单”，这份清单概述了国家卫生保健系统的最低要求，并确定了优先情况中最安全和最有效的药物。

许多国家也有放宽堕胎限制的趋势，尽管是以不平衡和碎片化的方式。富裕国家往往有自由的堕胎法，而不太富裕的国家则有从完全禁止到无限制允许堕胎的法律。自1994年以来，超过50个国家扩大了堕胎的法律依据。只有4个国家——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波兰——使本国的堕胎法愈发严格。

2020年10月，波兰民众抗议宪法法院几乎全面禁止堕胎的裁决

多种因素促成了这一趋势。其一，世卫组织将堕胎定性为孕妇健康问题，而非道德和文化问题，这有助于减少堕胎的争议性。此外，医生拥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的国家也通过给予医生更多对医疗程序的自由决定权，从而推动了堕胎合法化。

然而，即使在这些情况下，许多女性可能仍然无法进行合法堕胎。例如，在乌拉圭，一项放宽堕胎政策的新法案仍然要求孕妇与一个医疗专业人员小组会面，后者将决定是否允许前者堕胎，并且医生有权拒绝执行。这种改革似乎更多是为了保护医生免受刑事起诉，而不是为了保护孕妇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在严重依赖外国资金的贝宁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堕胎的渠道反而有所扩大。2019年，贝宁大约三分之一的双边外援来自美国，但该国政府仍然在2021年10月改革了堕胎法，目的是改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

贝宁卫生部长在支持立法时指出，不安全的堕胎造成该国高达20%的孕妇死亡。当堕胎被定义为犯罪时，在接受了不安全的堕胎后需要治疗的病人可能会害怕去医院；即使她们去了，往往也会遇到在堕胎护理方面只受过极少培训的工作人员。

美国的“墨西哥城政策”进一步减少了安全堕胎服务的可得性，但贝宁的改革表明，一些依赖援助的国家愿意冒着在下一届共和党政府上台后失去美国资金的风险，以获取放宽堕胎法带来的对健康的益处。

在“罗伊案”之后的50年间，大多数国家的堕胎政策更多地取决于健康问题、与天主教会的联盟，或者医学专家的政治影响力，而不是美国的国内政治风向。在今后数年中，推动堕胎自由化的因素将继续发挥作用。推翻“罗伊案”可能会使未来的美国政府更大胆、更积极地推动国内外的堕胎限制措施，但这种“倒退”并不足以扭转全球堕胎自由化浪潮缓慢上升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