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首都经贸大学吴康副教授关于城市发展的研究中,义乌、东莞等赫然出现在结构性危机收缩城市行列。在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及国内劳动成本上升的影响下,“世界工厂”义乌走到十字路口。 按照最新的城市规划,义乌计划于2020年至2022年整治低效工业区2万亩,被划入“有机更新”范围的工业用地占总面积的一半,周边县市的土地价格顺势上涨。 从鸡毛换糖到世界商都,义乌模式正悄然改变。部分小商品企业已搬离,去东阳、浦江等地重新建厂,另一些工厂老板选择停止经营,等待明确的消息。 在义乌的数个工业区内,随处可见大片裸露而金贵的土地。 图、文|吕萌 编辑|高心碧
李美娟轻轻地推开了厂房的大门,摘下墨镜向厂子里环视。9月20日从厂区搬离之后,这是她第一次回来,目的是注销使用了20年的营业执照。 搬走前一天,李美娟曾将厂房仔细打扫过一遍,如今只剩下裸露的墙体和框架。院子里零零散散地堆放着从房顶拆下的木质房梁,四周落满了玻璃碎片。
义乌义亭镇黄林山工业区拆迁的消息,是6月18日在企业主群上传开的。此次拆除旧厂房涉及到的黄林山工业区(一期)有机更新区块约430亩,涉及38宗工业企业用地和18宗国有出让商住用地。6月30日即开始资产评估,相关企业限于三个月内搬离。 “没有预兆,也没人找我们谈过话。”李美娟回忆说。
李美娟今年69岁,身型瘦小,10个手指关节都已变形,无法伸直,那是23年来捆扎面粉留下的痕迹。1997年,她和丈夫张军在金华租用了一间小作坊,白手起家。2001年,二人在黄林山工业区买下了4亩地,每亩售价14万,产权50年。 在李美娟的记忆里,当年厂区是一片黄土坡,他们向亲戚借钱,在荒地上建厂盖房,自己铺设水电,门前有一条深沟,他们用石块一点点填平。近些年,因靠近轻轨站和主干道,这里成了办厂的热门地段。
按照义乌市出台的《低效工业用地清理整治工作实施方案》,2万亩工业用地已被划入整治范围,该计划将于三年内完成。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浙江制定亩产效益评价政策,是为了盘活原有土地存量,解决正经经营的企业拿不到地的问题。2014年起,义乌开始推行“亩均论英雄”改革,按亩产效益划分企业类别,并成为此次整治的重要参考标准。
7月5日,《义乌市城市大提升行动方案》出台,要求“加快主城区15个区块有机更新”。这一消息让还未划入拆迁范围的中小企业前途未卜。 当月,赤岸镇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曾口头通知拆迁将于年底进行,这令张保国颇为焦虑。2015年,他花2000万元拍卖了一间厂房,做印染工业。他原本打算今年翻修厂房,扩大生产规模,听到消息后,一切都暂停了。
作为全球经济的“晴雨表”,义乌总能最先感受到经济放缓的寒意。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大量的义乌小商品制造企业倒闭和内迁。2020年疫情过后,全球多国贸易港口停运,订单取消、货物积压,义乌再次损失惨重。 义乌的外贸比重过大,市场外向度超过65%,这一把双刃剑,给城市带来发展机遇,也增加了经济波动的风险。2007年后,义乌流动人口不断流失,企图以舍弃低端产业、牺牲部分经济增速为代价,倒逼产业升级,大量中小企业主被卷入其中。
改革开放以来,从“鸡毛换糖”到“前店后厂”,完整的小商品产业链与大市场的结合是“义乌模式”的发展基础。面对整治规划,大多数中小企业仍将搬迁到东阳、浦江等相邻地区。
“85后”企业主方细泉17岁来到义乌做裁缝工,积累了多年打工经验后,他在廿三里下朱宅工业区开办了一家笔袋厂,厂房是租来的,每年32万。这里曾是义务小商品市场最早的起源地。
最近几月,方细泉只要有时间就去东阳看厂房,此前,每平方米月租八九块钱的厂房,现在价格翻了两三倍。除此之外,重新寻找合作厂家、招聘工人,也不容易。
李美娟和丈夫一直住在工厂里。厂区拆迁后,他们搬回了畈田朱村,四十多年了,她第一次回到这间结婚时住过的老房子。 李美娟坐在村头,同村的人夸她年轻,看着不像70岁。可她觉得自己一下子就老了,事业没了,力气也没了。 在李美娟的手机里,所有关于厂房的照片都被删除了,只留下一张,拍的是工厂门口的一小片荷花池,她自己种的。每到夏天,她喜欢站在厂子二楼卧室的窗口,闻一闻荷花香。
(文中李美娟、张保国为化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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