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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达华被捅伤的背后,有一个庞大的沉默群体 2019-07-23 18:25

2019-7-24 10:00| 发布者: 来碗泪流满面| 查看: 158| 评论: 0

摘要: 近日,香港影星任达华在广州中山参加商业活动时,被人用刀捅伤腹部。尽管他受伤较轻,也大度表示“不再追究”,但大众对公共安全的忧虑,恐怕一时还难以散去。经过医学专家的初步诊断,袭击者陈某存在偏执型精神分裂 ...

近日,香港影星任达华在广州中山参加商业活动时,被人用刀捅伤腹部。尽管他受伤较轻,也大度表示“不再追究”,但大众对公共安全的忧虑,恐怕一时还难以散去。

经过医学专家的初步诊断,袭击者陈某存在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俗称“妄想症”。在作案时,陈某是否意识清醒,是否有自主管控能力,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还需要进一步调查了解。目前公众更关心的是,陈某是否知晓自己的病情,之前有没有得到相应的治疗?我们怎么才能确保,自己不会像任达华一样,突然被一个精神病人捅伤呢?

(任达华回港医治,图片来源:港媒)

1.

近年来,精神障碍患者伤人、砍人、杀人的事件屡见报端。这种集中曝光,容易给人“精神病人很危险”的印象。事实上,这些极端案例背后,更值得重视的是一个庞大群体的生存状态。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已超过1亿人,重性精神病患人数超过1600万。在重性精神障碍患者中,有暴力倾向的,只是少数,仅占8%至10%。

也就是说,能够暴力伤人的精神病人,只是极少部分。但如果他们得不到及时治疗、干预和妥善的监护,这一群体就会造成大问题,就如一颗定时炸弹,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伤及人命,危害公共安全。

问题就在于,在我国,很多精神病患者都是散落民间,长期得不到规范化的治疗。全国一亿精神病人中,接受治疗的人数只占全部病人的20%。2011年的数据显示,在1600万重症精神病人中,住院治疗的不超过12万。

另一组数据可以部分解释入院率极低的尴尬:全国精神科医师2万多名,每十万人对应2.1位精神病医师,每10万人口对应27.5张病床,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2018年7月26日,天津某医院精神科病房,护士长引领患者健身。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除了医院治疗外,国家也试图为精神病患者构造一个社区防治网络。《精神卫生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对在家居住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应当指导患者服药和开展康复训练等。

然而现实是,中国超过2000多个县市没有精神病专科医院,提供精神病患者的社区医疗服务就更别奢望了。

公共服务资源的短缺,让很多病人得不到正规的治疗和必要的支持,绝大部分的压力,下沉到了家庭。

但是大部分家庭并不具备照顾精神病人的能力,更没有办法提供他们康复所需的治疗手段和心理支持。病人前期发病有何症状,情绪是否出现异常,是否需要求医问诊,很多家庭都是一头雾水,往往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2012年,河南新乡发生过精神病人火烧著名景点的事。肇事者张某曾三次入住精神病院,出院后,由于社区康复机构不足、日常监管体系尚不健全,回到家庭又没有得到药物的继续治疗,再次出现幻觉,在当地知名景区黄帝故里纵火,烧毁了祈福树,造成了十多万的经济损失。

为了防止病人“作恶”,很多家庭索性把他们锁进铁笼,一锁就是几十年。这很不人道,却别无选择。

(2011年4月21日,安徽省天长市,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崇晓燕疑患精神病,被铁窗禁锢13年。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数据显示,一些发达国家的精神卫生投入占卫生总投入的比例达20%,而我国约为1%。这也意味着,精神疾病治疗的费用,绝大部分由个体家庭来承担。

若入院治疗,病人每月治疗费用为2000到4000元,病情严重的话,一年下来要二三十万。即使康复出院,也要长期服药。每月药费数百元到几千元不等,一吃就是好几十年。加上精神疾病很难治愈,很多病人都要经过发病、住院、缓解、吃药、复发的循环,长此以往,又有几个家庭,禁得起这样漫长反复的折腾呢?

2.

除了精神病人难以得到正规、持续的治疗外,对这一群体管理的失控,也是我们社会面临的一大隐忧。

2013年的《精神卫生法》规定,要对重症精神病人进行筛查,社区、精神病院应该为患者提供药物治疗。

对于精神病人的管理,我国也实行“家庭为主,政府为辅”的方针,按照部分地区的试点和先进经验,理想状态下的操作应该是这样的:

由有关部门对精神障碍患者进行摸排走访,建立病情档案,按照病情的严重程度,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

对于重症患者,确实需要住院治疗的,经过家属申请和基层两级政府签章证明,由民警、监护人、政府工作人员共同送往医院治疗;治疗费用除了医保报销外,由政府财政资金支持。

对于中度、轻度患者,由政府聘请精神专科医生,或依靠社区医疗,开展上门送医服务,随时掌控病情。若有暴力伤人行为,立即采取预防措施管理。

如果按照这一套流程操作,应该能有效降低精神病患者肇事伤人的机率。但一落到地方的实际运作上,推动缓慢,困难重重。

首先,需要一个政府部门来牵头。虽然法律上规定,对于精神病患者的救助管理,公安、民政、卫生、残联、综治办等部门都有责任,但是大家都来管的后果,就是大家都不管。因为没有一个部门愿意真正负责,大家各自为政,信息不能共享,因而很难摸清这个庞大群体的状况,更别谈后续的管理和救助了。

就算有部门愿意牵头负责,经费的来源也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无论是将精神病患者送往医院治疗,还是聘请医生上门服务,都离不开地方财政的支持。法律虽然规定政府有筛查、救助精神病患的责任,但是具体该如何收治、费用如何承担,无明确的说法,很多地方政府也就睁一只闭一只眼,不去碰这个烫手山芋。

(2015年,承德一名精神障碍男子连续点了4起火,造成包括轿车、自行车、电动车等在内的经济损失高达几十万元。图片来源:燕赵都市报)

3.

这些年来,国家也试图解决这个问题。2016年6月8日,国务院法制办就《强制医疗所条例(送审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明确规定,对有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的经费,由地方财政承担。但该方案起草3年,至今没有下文。

不过,就算有财政上的支持,强制医疗该如何推行,现实中依然有很多争议。《精神卫生法》规定,对于发生危害他人行为,或有危害他人安全危险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有关部门有权利也有义务强制送治。但这一规定颇为含糊,导致实践中要么没人管,要么这一条款就被部分人滥用,制造一起起令人唏嘘的“被精神病事件”。

而刑法上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前置条件则非常严格,一般要满足三点:

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已经实施过暴力行为;并且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

即使满足这三个条件,法律也要先“责令家属和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必要时,才由政府“强制医疗”。但“必要时”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客观上为有关部门推诿责任制造了空间。

(2014年6月10日,湖南岳阳,平江县的湖南省强制医疗所病室内的精神病人。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基于种种难以厘清的状况,很多基层民警处理相关案件时难免畏手畏脚。若精神病人的行为,没有达到刑事立案标准,比如发生轻微伤人或破坏公共财物等,一般联系家人,或交由民政、街办等部门处理。

曾有媒体报道,云南省昆明市的精神障碍患者吴某,6年来一直扬言要到幼儿园砍人,派出所每天派民警跟着,以防吴某肇祸。对于这类情况,当地派出所很是头疼,“是不是要一直等到吴某行凶了,才能把他送去强制医疗?”

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可能真没有更好的办法。对精神病人的照顾和管理,更多还是依赖于家庭和监护人的力量。

幸运的是,一些地方开始有意识地为家庭减轻负担,提供支持。在上海,由政府财政出钱,为病人指定有效监护人,给监护人提供专项补贴,并与他们签订看护管理协议,明确其监护责任及相关措施;同时加强相关培训指导,定期对监护人考核,保证家庭看护管理期间,能按照培训内容给予病人全面的照顾和管理,及时发现萌芽,不使病人出现逃跑、肇祸、肇事、危害社会的情况。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的雷正龙副局长也表示,未来将加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登记报告率、治疗率、规范管理率。

一个理想的图景是,精神病患者能够得到有效的治疗,出院后有专业的社工、医护人员的跟进,加上家人悉心的照顾,社区的帮扶支持,让他们一点点康复。希望有一天,这些备受精神疾病折磨的人,不再是社会的隐忧,而能真正回归家庭,融入社会,过上体面、从容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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