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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库守护者陈为人在病逝前，得到了中央的指示：转移文库，并寻找安排好下一任文库保管员。 彼时的上海滩危机四伏，国民党军警、特务在暗处伺机行动，白色恐怖围网伸开。守护作为“一号机密”的中央文库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 然而敌人意料之外的是，这两万封机密文件，竟然会藏在一家不起眼的面粉铺内！这么多文件是如何被转移到这里的？这个“土里土气”的面粉铺老板究竟是何来历？ 秘密存放地#4 法租界的一处小楼 保管者：徐强
徐强 徐强（1901-1989），浙江金华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年后，他奉命来到上海。徐强在上海的闸北、青浦、浦东做情报工作。 接手中央文库时，他是中共中央上海情报科的负责人，也是中央军委在上海的领导者。 中央文库里的两万多份文书档案，有党中央自成立起的各种会议记录与决议案；也有上情下达的指示、下情上传的报告；甚至，这里还存有毛泽东、周恩来的手稿，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及苏区和红军的军事文件。 
法租界小楼 常年从事情报工作的徐强和李云夫妇，当然知道这些文件的分量，他们也很想精心地守护这些文件。 然而，即便有着家庭式的外壳，徐强和李云各自身兼数职，这些事务要与外界频繁的沟通，而且不能保证始终在一个封闭的环境工作。 这样的现实，并不符合中央文库的隐蔽式的管理要求。 秘密存放地#5 顺昌里7号花园洋房、顺昌里16号 保管者：周天宝 1937年，法租界顺昌里，上海滩的政要显贵，云集于此。这其中，就有招商局大员的花园洋房。顺昌里的弄堂之后，是杜月笙和张啸林的公馆；不远处，是嵩山路巡捕房。 中央文库的两万多份机密文件，在这里找到了合适的落脚之处，也找到合适的保管人。
周天宝 周天宝的家族就是在上海招商局里居住。据说顺昌里整条弄堂都是他家的财产，而周天宝就是这家族的“少爷”。 1937年入秋后的一天，一辆黄包车停到了周家门前，一位年轻的太太领着孩子从车上走了下来，细声喊着佣人将随车的四个皮箱搬了进去。 韩慧如带着陈为人的第二个儿子，把精简后的中央文库带到了周天宝的姨妈家里。 利用周天宝姨父招商局大员的公职身份，中央文库的安全有了保障，文库被搜查的风险也降低了很多。把文档放在这里让人放心。 在法租界的这幢花园洋房里，中央文库平安度过了上海沦陷后的最初两年。 
1940年初夏的一天，周天宝有些坐不住了。附近的电影胶片厂着火，殃及了顺昌里7号，焚毁了房屋的一角。 周天宝心里非常清楚，这场火灾很有可能引来租界巡捕房的巡查。万一连累到7号房屋二楼的中央文库，后果不堪设想！ 周天宝迅速行动，把几大箱机密文件，搬到了顺昌里16号，自己的家中。 然而，中央文库搬到顺昌里16号不久，曾经住在周天宝家中的一位中共党员，突然被捕了。 按照中央文库的安全保障准则，一旦文库工作人员的身边出现有人被捕，不管他是否叛变，文库都必须马上换地方，换保管人员。 秘密存放地#6 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 保管者：刘钊 1940年早春的一天，在中央特科上海警备站工作的地下党员刘钊，接到任务，接替周天宝，成为新一任中央文库的保管员。
刘钊 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三年前，中央文库曾经从里转移，文库的第二任保管者陈为人也曾经在这里去世。这里后来成为了上海地下党的秘密工作点。 刘钊来到上海后，这里也是他工作的起点。
中央文库遗址 和兴坊 1940年的上海滩，无论是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日军驻上海宪兵司令部和汪伪上海警察局的公开告示，告示的内容直白而血腥——“有藏匿共产党文献史料不缴者，格杀勿论。” 与此同时，特高科、督察处、侦缉队等日伪特务机关，也频频派出特务，开始了四处的活动。 随着战时局面的发展，中央文库潜在的风险，一天天地逼近了。 接到转移中央文库的任务后，刘钊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运输，才不会被怀疑和跟踪？ 白天，刘钊将家里的棉袍拿去当铺换钱，晚上，刘钊用换来的钱租了一辆“老虎车”，和两个女儿一起，开始一趟又一趟地运送。
刘钊二女儿 利人 就这样，一个中年男人和两个小女儿，花了整整五个晚上，终于把中央文库安全转移到自己的家中。 刘钊的女儿回忆，当天气好的时候，父亲会把箱子打开在太阳下照一照，她还帮父亲把烟叶撕碎洒在文件里面，防潮防霉。 在刘钊的细心保管下，四箱文件，在那个三层小阁楼的楼梯隔墙里，度过了七八个月的时日。 之后，刘钊接到了离开上海的工作调令。 秘密存放地#7 康脑脱路生生里小弄 保管者：缪谷稔 这时，刘钊第一时间想到的继任保管者，就是曾经和他一起工作过的缪谷稔。 多年以来，缪谷稔曾经以上海市商会职员、市商校教员等多种身份为掩护，参与过不少中央特科领导的情报工作。
缪谷稔 接到任务后，缪谷稔选择了在生生里小弄租下一套房子，看护中央文库。 每天，他身着长衫，手捧帐本，俨然是一位有老道的帐房先生。“帐房先生”伪装的缪谷稔，每天的日常，依然是小心翼翼地保管和整理文件。 在这一工作中，缪谷稔发现了前任守护者陈为人手书的《开箱必读》，其上详细列出了中央文库的全部目录。 这个目录，让缪谷稔深受鼓舞和启发，他开始继续陈为人未完成的工作：将每一捆、每一张文件，根据内容分门别类，有序记录，以备后人查询时更加方便快捷。中央文库，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迁移之外，也一天一天地变得秩序井然。 1941年，36岁的缪谷稔从刘钊手里接到保管文库的任务后，经常装扮成帐房先生往返于生生里小弄的亭子间“上下班”。 最近一段日子，他总能看到日本宪兵巡逻队的身影，房东说他们甚至还突击搜查民房。
生生里小弄 从房东的神情中，缪谷稔知道，藏匿着中央文库的英租界，已经不再是个安全之地。缪谷稔通过中共中央上海特科联络员小郑，向上级吴成方汇报了自己的担忧。 搬到哪里？ 他想到了自己租住的家：新闸路金家巷嘉运坊的那三层阁楼。 秘密存放地#8 新闸路金家巷嘉运坊 保管者：缪谷稔 两万多份秘密文件，由原本的4大箱拆分、整理、打包后，装进了三只木箱和四只藤条箱。缪谷稔扮作商人模样，雇了一辆黄包车，连续几天，在康脑脱路生生里与新闸路嘉运坊之间来回穿梭。 放到自己家里时候，他的爱人问箱子哪里来的？ 缪谷稔就讲这一句话：是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国宝，一定要保管好。
缪谷稔 第二天，缪谷稔就让妻子陈丽文辞掉了缫丝厂的工作，即便这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为了文库的安全，他需要屏蔽掉任何走漏风声的可能性。 妻子陈丽文看着缪谷稔每天窝在三层阁楼里，虽然帮不上忙也不能过问，但她知道这就是丈夫拼命在进行的工作。 除了悉心照顾着缪谷稔的生活，她也催促着丈夫，尽早去医院治疗一下已经拖了很久的咳嗽。 这是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国宝 一定要保管好！ 1941年冬季，连续阴雨后的几个晴天里，缪谷稔像以往一样在翻晒文件。一捆吊在亭子间梁下的资料，因吊绳年久朽烂，突然下落，砸中他的胸部，当时他咳血不止，但直到傍晚将文件一一藏进箱子里后，缪谷稔才松了口气。 之后，在妻子的坚持下，他才肯去医院。考虑到缪谷稔的病情实在太重，组织决定由新的人员来接替保管文库的工作。 秘密存放地#9 成都北路972弄3号“向荣面坊” 保管者：陈来生
陈来生 陈来生，上海情报系统的青年党员，1942年的时候，只有23岁。他是奉党组织之命，来这里秘密转运机密文件的。 可缪谷稔却不知道，陈来生在第一次取文件之前，已经在金家巷附近暗中观察了很长时间。这条路上他来来回回地走，什么时候有岗哨啊，什么时候会清路，他都掌握，然后才选了一条能够绕开敌人岗哨的路。 1940年3月，汪精卫与日本合作，成立伪国民政府。随后，上海的日伪势力加紧了对租界区域渗透。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上海的租界区。国民党、汪伪政府和日本当局，在上海都有着各自的情报系统，单是日本的情报机构，就有梅机关、竹机关、兰机关、松机关等等众多组织。 现实环境日益严峻，原本藏身于英租界暂得喘息的中央文库守护者，神经开始一天比一天紧绷。 此时，中央文库的新一轮搬迁，已经开始悄悄进行…… 
陈来生 出生在上海闸北贫民区的陈来生，曾经和两个弟弟一起拾煤核、跑单帮养家糊口，对上海的里弄再熟悉不过。 1938年的时候，不到20岁的陈来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向党内获取并输送了不少重要情报。陈来生一家，原本就是跑单帮做小本生意的，在秘密搬运所需要的角色扮演上，有着天然的基础。 按照规划，陈来生把自己装扮成邮差，来到缪谷稔家“取货”。 整个搬迁过程，陈来生一家六口，持续了整整一个多月。很快，阁楼旁边的弄堂口，支起了一个卖花生、瓜子、赤沙豆的杂货摊。 陈来生安排四个弟弟和妹妹，轮流守摊。既赚点钱维持生计和文库管理的日常费用，又让中央文库多了一层掩护。 全家6人吃难民饭保护党内一号机密！ 万万没想到，历史的真相是这样... 一个月以后，成都北路972弄3号附近的居民发现，这里新开了一家叫“向荣面坊”的铺面，老板和伙计进进出出，将一袋袋面粉卸车搬到店里，好不忙活。 可是没人知道，面坊的“老板”为了租下这间厢房，向自己的岳父借了一大笔钱，更没人知道，那些面粉袋里装着两万多份机密文件。 “向荣面坊”一边卖起了面粉和切面，一边开始了秘密地改造。 陈来生把转运来的文件档案靠着南北两面墙码放齐整，形成严严实实的夹壁。这项工作之前，陈来生还做了一个动作：在每一包档案里，夹了一些烟叶，为的是防止蚊虫咬坏这些秘密文档。 1945年，抗战接近尾声，陈来生守护秘密中央文库已有三年。三年来，他时常会给自己的领导吴成方打个电话，汇报一下工作。 有一天，当陈来生照例拨通电话后，另一头的声音却换了人。陈来生听房东董先生说，昨天夜里，日本宪兵队闯了进来，把吴成方夫妇两人都抓走了。
吴成方 冷静下来的陈来生意识到，比冒险与牺牲更重要的，是保住那藏在小阁楼夹墙内的中央文库。事发仓猝，尽快找到安放中央文库的新址，是当务之急！ 陈来生找来全家人，一起想办法。三弟突然想到了经常来“向荣面坊”采购的一家老客户。这个大饼店老板的儿子要结婚，三弟就送了一点结婚礼物给他，拉了关系以后，再告诉他说：我大哥要结婚了，家里房子小，有点东西要放到你家阁楼上啊。 随了礼、付了房租后，陈来生成功租下大饼店的灶披间阁楼。这一次，全家人还是像往常一样，不动声色地完成了文库的转移。 抗战胜利没过多久，国民党的军警特务，再一次出现在上海的大街小巷。 原本秘密存放中央文库的那个灶披间阁楼，被大饼店老板收回。陈来生不得不再次搬迁，在家人的协助下，文库又搬回到成都北路 “向荣面坊”，存放地依然是阁楼的夹墙之间。 为了以备不测，陈来生还让二弟出面，租下上海闸北的一处店面，作为中央文库的备用库址。 1949年，30岁的陈来生和他守护的中央文库，终于等来了炮火的消散。
解放后陈来生重访故地 这张照片，拍摄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时的陈来生，正在向旁人讲述他经营“向荣面坊”的经历，从他脸上轻松的神情中，很难想像，整整七年的时间里，他是怎样度过的。 1949年9月14日这一天，陈来生和父亲甄德荣，弟弟甄福顺、甄长顺一起，将存放在“向荣面坊”二层阁楼夹墙内的一万五千余份中央秘密文件，捆成104包，装进16只大纸箱，最后搬上了一辆胶轮车。 
上海市档案馆新馆 2021年，位于上海市仙霞路，存放着这座城市历史和记忆的档案馆迎来了新一轮的转移，所有文档都将搬至位于外滩附近的新馆。虽然搬迁的过程依旧是在保密的条件下进行，但我们知道，负责保管着这批文件的工作人员，再也不用像动荡时代那样的担忧和害怕了。 从1931年2月建库，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有“一号机密”之称的中央文库，在日本侵略军、汪伪政府和国民党军警错综复杂的险象环生中，毫发无损地存续了18年。 这背后，是众多守护者的忠诚与智慧、汗水与青春，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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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17 17:5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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