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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北大保安的爬升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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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2-15 09:49:1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我叫张俊成,1976年生人,老家山西长治。作为一个从小吃不饱饭的山里娃,我初中一毕业就开始打工,19岁那年有幸到北京大学当上保安。

靠着一股认真劲儿,我利用业余时间考上了北京大学法律专科,被媒体称为“北大保安高考第一人”。

如今我45岁,在家乡一所民办职业学院担任校长。我深知,自己的命运是被知识改变的,所以投身教育行业,想以亲身经历去影响更多农家学子,“用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这是现在的我,谁能想到是那个15岁前连县城都没去过的穷小子。

我从小在一个偏僻山村长大,眼里除了大山还是大山。家里七个孩子,全靠父母种几亩薄田养活,生活水平可想而知。

因为经济困难,我的大哥大姐一天学也没上过,三哥被过继给了亲戚。可即便这样,一家人还是吃不饱饭。

母亲是个要强的人,从不在人前说一句难,总是想尽办法打理好家中的日子。每天清晨四五点,她就跑到山上摘一些小野梨,回家上灶蒸熟后当作一家人的早饭。

水果不顶饿,过不了一会儿我的肚子又开始咕咕叫,但嘴上一声也不敢吭,父母吃的也一样,就那他们还得下地干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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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种像山楂一样的小野梨,那时候母亲靠它养活了全家。

少年时代,我印象中最好的吃食就是亲戚来家时带的几块鸡蛋糕,因为舍不得吃被母亲锁了起来,等想起时已经长满绿毛。

母亲舍不得扔,把表层的绿毛轻轻刮去分给我们,吃起来依旧很香。

那时我天天盼着快点长大,想早点脱离被饥饿淹没的日子。可稍大点之后,自卑又蒙上心头。我穿的衣服都是哥哥姐姐挨个穿过的,到我身上已烂得不成样子。

尤其是10岁之前,我衣服的袖口和前襟总是脏得明晃晃,鞋子也是露着脚指头的。

我们一家七兄妹的照片,最左边的是我,那时正上初中。

从小学到初中,我因为自卑很少敢往人前站。母亲教育我要比斗志,不要比吃穿,人穷志不穷。我那时还小,只觉得敏感的自尊心很受伤,于是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靠文字发泄心中苦闷,不怎么爱言语。

以前的日记本我一直留着,看着很有年代感。

有次我在学校和一个女同学起了争执,对方伶牙俐齿,把我骂得够呛,没想到还带家长来上门告状。母亲根本不听我解释,拎起笤帚就打:人家可以闹,咱不能闹!我又气又委屈,好一阵儿谁都不理。

最后还是在外工作的舅舅帮我解开了心结,他说母亲打我自有她的道理,男孩子不能为点小事就跟人计较,胸中要有大目标。

舅舅的话让懵懂的我开了窍,我很快就给自己定了目标:将来一定要走出大山,绝不再过这种被庸常和苦难腌透了的生活。

记得那时去地里帮父母干活时,我总是望着割不完的麦田发愁,感觉苦日子也跟这活计一样,绵延不断,一眼望不到头。我天天盼望着自己赶紧长大,长大了就能养活自己了。

老家农村的土坯房,我小时候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

那时我三哥在县城灯泡厂打工,回到村里言谈举止都带着城市的洋气,我见了眼红,也开始憧憬自外面的世界。初中一毕业,我就下定决心不再上学,想让家里人帮我找份工作。

母亲听了又心疼又无奈,"你还不如灶台高,出去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可惜这话我已听不进去,走出大山的心思早在心头扎了根。

辍学后,我便跟着父亲和哥哥一起到附近铁矿打零工。炸山洞、捡铁石、背矿,这些活儿统统都干。父亲心疼我十五六岁的小身板儿,让我每次少挑点。我不肯,咬着牙和他们一样挑一百来斤,挣一样的钱。

在矿场卖了两年力气后,表哥帮我在县城帮找了个汽车配件厂的活儿。直至此时,我终于有机会离开苦累无边的大山,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

县城的襄垣宾馆,当时第一次见这么气派的建筑。

我非常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每天勤勤恳恳。分内分外的我都干,脏活累活从不怕,工友都知道有个抢活儿干的张俊成。有一回厂里来了一批急活儿,老工人都不愿意加班,我和伙伴们二话不说挽起袖子就干。两个领班见了,都感动得在车间给我们煮面条吃。

可我知道,即使在汽配厂干得再好,凭我的学历和阅历,也不可能转成正式工。所以八个月后,当表哥告诉我县劳动局要向北京传输一批劳动力时,我立马抓住了机会。

北京可是咱国家的首都啊,尽管那时我都不知道保安具体是干什么的,但心里早已沸腾。

1994年5月26日,19岁的我终于踏上开往北京的大巴车。车越走越远,心情越来越激动。到了北京,我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什么是大都市,什么是高楼大厦,才终于理解书里写的"高耸入云"的写字楼究竟有多高。

初到北京大都市,让人帮忙留了张影。

我和一群年轻人被带到了昌平农村的保安训练基地,教练告诉我们要在这里训练些日子,到时分到哪里要看个人成绩。

一听按成绩分配,我悬着的心落了地。只要凭本事就不难,大不了别人学一小时我学两小时,别人努力,我比他更努力!我的付出果然没有白费,最终成绩在五百多人里排名第一。

分配那天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公司大巴拉着我们一路停靠,把学员分配到对口单位。我很期待也很安静,知道按成绩分自己去的地方不会差。当我们一行十人被留在北京大学时,我意外之极!以前只是听说过北大这个学校,压根没想过还能来这样的地方工作。

著名的北大西门,门口的牌楼是那么雄伟壮丽。

北大保卫处派人带我们一路参观,认路,认地点,路上不时遇到头发花白的教授,我心里感觉特别踏实。最后分配岗位时,我有幸被分到了北大西门。

上岗时我站得笔直,业务考核次次满分,一有时间我就向前辈请教业务细节,了解北大环境。我还积极帮班长协调班里的工作。

看到一些励志语很受鼓舞,我就突发奇想,和同事们每天也在保卫室黑板上写一句格言学习。领导见我做事格外认真,两个多月后,便把我破格提为保安班长。

我在北大西门值守,身穿制服看起来很威严。

当班长后,我更加用心,总想着怎么样才能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树立好保安在师生心中的印象。后来我们借鉴天安门的国旗护卫队,创立了一套很有仪式感的交接班规范。那段时间我们总在工作之余自行练习掐步子、算时间、统一节奏......

半个月后,我们在北大西门第一次实操这套交接仪式时,来往的老师同学都停下了脚步。很多人拿起相机拍照,纷纷竖起大拇指,都觉得北大保安因为这个仪式提升了一个档次。

还有人特地赶来门卫看保安们的交接仪式,大家都夸赞说北大果然牛,连保安都不一样!那一年,我们北大保卫队还被评为了北京市十佳模范示范岗。

1997年,我在北大迎新会上执勤。

生活越来越有意思,眼前的光越来越亮,我有种走出牢笼的感觉,走路站岗时都喜气洋洋。可就在我踌躇满志时,一个打击让我瞬间清醒。

北大西门外国人往来频繁,很多外宾不懂中文,我们保安也不懂英语,这样叽哩哇啦的沟通经常闹笑话。有一天七个外国年轻人没有证件想进门,我解释不清只好把他们拦住。这几个人走到马路对面,齐刷刷地竖起大拇指,又齐刷刷地倒了过来。

我开始还以为这些人是要夸我认真,后来一看,鼻子都快气歪了。来北大这么久,我一直都是同事们眼里的楷模,这次打击对我太大了。

冷静思考后,我想不能因为个人给北大抹黑,大不了学习英语!于是第二天我就从早市淘来两本英语书,一有时间就背单词。

1998年,我利用工作间隙在保安室看书学习。

我胆子大,不管发音准不准,背完第二天就敢跟外宾对话。晚班轮到坐岗时,我也会大声朗读词句。北大西语系的教授曹燕老师下班晚,有几次路过西门她会停下来听一听,提醒我发音不对,把英语说得像德语,后来主动帮我办了英语强化班的听课证。

我那时一个月工资214元,还得寄回家50元,日子紧紧巴巴。我每天起早贪黑挤时间,一天只睡三个小时,发了工资就去买书,有时钱不够还偶尔饿肚子。

曹老师告诉我英语强化班是免费的,她还特意关照保卫处安排我错班学习,把我感动得差点流泪。

我在北大的英语听课证。

刚开始去听课我有点不好意思,怕穿保安服被人看不起,每天提前十五分钟换班跑着换便衣。后来同学们纷纷鼓励我,我才突然发现自己可怜的自尊其实很可笑,此后专心学习,再也不考虑身份问题。

其实在北大,无论学生还是教授,没人会关注你的出身,大家都敬重努力的人。在这种谦敏的氛围里,我学习努力,工作也更加用心。每次遇到面熟的老师同学我都会打招呼敬礼,真心敬佩他们的学识和为人,慢慢地,越来越多老师关注到了我。

我在的听课证,那时候只有穿保安服的这一张证件照。

有天我下班刚好碰上德语系的张玉书教授和夫人遛弯儿,张教授主动邀请我跟他们一起,当时我还以为人家是晚上怕不安全才喊我,我想就算主动加班吧。

后来张教授摸准了我下班时间,三天两头来叫我一起。一路上他不断给我讲哲学,从黑格尔讲到尼采、马克思,刚开始我听得不耐烦又不好说什么,后来越听越喜欢。

最后我才反应过来,原来不是我在加班陪教授,而是教授在主动加班给我讲课呢!他知道我爱学习,才用一颗爱才之心启蒙我。

我把对张教授的感激写进了日记里。

1997年,我如愿拿到北大继续教育学院的毕业证。看着上面的照片和钢印,我眼睛湿润,心里像放下了一块千斤坠,三年多的日夜坚持终于挺过来了!

这之后,我被北大内部和好几家高校请去做讲座。第一次我准备了一篇《我是一个北大保安》的讲稿,写的都是工作日常,紧张起来说话磕磕巴巴,只能硬着头皮讲。后来次数多了表情越来越自然,还掌握了很多演讲技巧。

我成了北大保卫队的一张名片,勤奋好学的事迹被广泛报道,我的故事被写进《北大燕园卫士》校刊,照片还被印到了北大的地图册上,很多人来到北大都特意请我签名留念。

这张照片被印在北大地图,成为一张校园名片。

正好那时我的劳动合同到期了,北大希望留下我,还许诺帮我解决家属的工作问题。老师同学们也劝我留在大城市打拼。但我的妻子已身怀六甲,年迈的双亲正等着我回去孝敬。

考虑再三,我还是打算回去,家乡虽然不比北京,但我已经看到了想看的世界,还收获了知识和学历,相信回去也能闯出一片天。

1999年7月3号,我带了两大麻袋书回到家,8月份看到一所中专的学生处在招聘,便毛遂自荐。有了之前的经历加持,我顺利被录用。

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学校也有哲学课,翻了翻课本,感觉里面的内容非常简单。这激起了我讲课的欲望,我想把北大学到的东西讲给家乡的孩子们。跟校长申请后,我精心备课,把一本哲学书概括为三点《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值否定规律》。

学校组织评课委员会专门评审我的课,我站在讲台侃侃而谈,仿佛又回到了北大的演讲台。我的课让大家眼前一亮,获得一致通过。

我在学校讲课。

自此,我的工作从学生处办公室换到了三尺讲台前。我兢兢业业,认真讲课,从任课老师一直做到班主任,始终不离一线。

我爱读书,讲课知识面宽,言行举止又有大都市的影子,同学们都喜欢聚在我周围。我比他们大不了几太多,这种亦师亦友的形象“迷惑”了很多同学, 总能和他们打成一片。

我对自己严苛谨慎,生怕哪一点做不好再带坏了学生,行走坐卧都以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那些叛逆的男孩子见了有样学样,也把腰杆挺得笔直,行事讲纪律。

元旦节活动,我为了活跃气氛,上台为学生们唱歌。

看我教学有一套,学校一次次给我分了难管的“刺头”班,把这当成另一种器重。分析完那些难啃的骨头,我跟学生们坦诚交底:要么最好,要么最差,你们自己决定!

再差的人也有自尊,孩子们还是选择上进。我一看有希望,就连赶带拽,想方设法调动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最后这些班级的成绩都从垫底爬到了中上等。

在教师岗位上一做十六年,我头脑愈发充实,对教育行业也有了自己的理解,工作这么多年,肚里累积的东西总让我有种挥袖一搏的冲动。2015年,39岁的我决定和朋友一起出资开办一所科技职业学院,由我担任校长。

创业何其艰难,开始我也很迷茫,但心中不曾慌乱,坚信只要秉承勤勉、坚持、扎实这三大原则,肯定能出成绩。我习惯以身作则,要求学生做的,我自己先要做到最好,时刻做表率。早上6点跑操,我5:50会准时出现在操场上。

学生6点上早课,我5:50就等在教室门口,还经常陪学生吃饭、打球、上晚自习,孩子们都亲切地叫我“张大大”、“老张”。

我平时经常住校,和学生一样叠豆腐块被子。

我对自己近乎严苛,但对老师们只要求达到学校规定就好。这么多年我深深明白一个道理:做好自己,优秀的人自然会向你靠拢。

我这种“无为而治”反倒很快有了追随者。老师们也把表拨快,行为“军事化”。我看到后耐心指导,告诉他们管理方式只是壳子,想做好教育必须要有一颗想奋进和爱学生的心。很快,教师队伍素质就有了明显提升,老师们都开始以校为家,把学生看作自己的孩子。

有个15岁的学生刚上高一,就接到了爸爸突然去世的消息。我听说后带着老师赶去探望,孩子远远地就向我们跑来,扑倒在她班主任怀里放声大哭,老师搂着她,心疼得泪流满面......

我经常和老师们去贫困学生家中探望。

有些学生比较调皮,家里条件并不好,拿着家长的血汗却不好好学习。我觉得他们还是不明白学习对改变命运的重要性,为此特意设计了“校长秘书室”,让他们在秘书室里抄写励志名言。

我工作时让他如影随形地跟着,帮忙解决问题,帮忙翻书查资料,潜移默化地去点醒他们。不伤自尊又能进步,这可以说是我最得意的“发明”。

为了让孩子们多条出路,能够走进大都市开拓眼界,我总在想办法与大城市里的企业单位联络,举办校企合作项目,先后与北京的航空公司、科技公司等国内十多家知名公司对上了口。

虽然我们是职校,但我还是要求学生尽力考大学,一技之长是后备之手,这样无论走到哪里心里都踏实;而大学是更高一个层级,眼界和氛围总归不一样。

后来重回北大参观时,我和西门的保安队员合了张影。

这五年我们为企业和社会输送了大几千的人才和大学生。在我们当地的政府机关,创业单位,都有我的学生。每当看到他们,我都会有一种强烈的荣誉和满足感。

教育是一项良心工程,我时刻不忘自己当初是怎样走出穷困山沟的,又怎样在北大承受恩师们的教诲。我也一直都记得写在日记本里的那句话:不跟别人攀比,先想办法超越自己。

张俊成/口述

逍遥鱼/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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