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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母亲患上抑郁症:丈夫以为装病,子女不敢一起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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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5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摘要:在医学上,抑郁症的发病基础是神经递质紊乱,其诊断依赖于患者表达、家属观察和医生问诊,而很多处在更年期的女性,受所处的社会环境与个人认知所限,患上了精神障碍却还在隐秘的角落里默默承受。目前中国抑郁症人群约有9500万,但关于更年期女性患者的确切统计仍是空白。年轻人开始在网络空间分享母亲「更年期抑郁症」的患病历程,病理因素之外,还呈现出更为复杂的一面——她们其实没有自己的生活,一生的时间交给家庭,既没能力让生活变好,又没办法接受现实。
文|蔡家欣
编辑|陶若谷
母亲就像一棵浑身长满刺的仙人掌,脾气不好,控制欲强,连睡前关灯的顺序都有要求,先洗手后按开关,哪个步骤错了,从头来一次。豆瓣「关注女性长辈的精神抑郁」话题区,很多年轻人提到和母亲的相爱相杀,解决方式就是远离:一些人趁高考逃到外地读书;没办法做主买自己喜欢衣服的,迫切期待着婚后不再和她一起逛街。
直到有一天,呗苦(豆瓣ID)发现母亲的购物车里藏着熟悉又隐秘的世界——送给女儿的小叶紫檀手串,给丈夫定期购买的养胃面包,没能下单的毛呢外套和羽绒服。在呗苦看来,这些都是母亲努力活着的痕迹,可是,买给自己的一条淡粉色雪纺丝巾,母亲却用它在家中浴室自缢,“就是这些平常的细节,才显得你的离开那么意外。”
她的帖子《逛了逛妈妈的淘宝》刺痛了很多拥有相似经历的人,多数都没有预料到母亲的离世如此猝不及防——在另一个家庭里,一个普通的清晨,全家人刚包完饺子,商定好第二天带母亲到医院看失眠症,对34岁的儿子来说,这原本是无数平凡日子中的一天,但几小时后,母亲从高楼的窗户一跃而下。
压倒母亲的最后一根稻草指向「更年期抑郁症」,医学上称为「围绝经期抑郁症」,是一种首发于更年期的精神障碍。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医生王雪介绍,女性更年期通常在45到55岁,意味着卵巢功能衰退,激素水平下降,是发生抑郁障碍的高危时期,小部分人属于首发,很多患者既往有过病史,但可能未重视,没有就医确诊,“一个人都已经自杀了,能完全没有变化吗?”
很多人和我们分享了母亲「更年期抑郁症」的患病历程。易怒,沉默,有时脆弱爱哭,就像一个需要被保护的小孩,在成长过程中,母亲的这副面孔从未展示过——她曾经那样强势,无所不能,甚至是别人眼中的完美主义者。
(注:本文提到的「更年期抑郁症」泛指发生在更年期的精神障碍,为行文方便,简称「抑郁症」,涉及的相关疾病包括抑郁症、躁郁症、焦虑症等。由于患者个体差异较大,文中病例不限于更年期首发。)
资料图,源自视觉中国。
隐秘的,羞耻的
患上「抑郁症」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直到剧烈的异常行为出现。七八年前的一天,李子玉的母亲突然剪断了家里门禁的对讲机线路,说别人会通过这个监控她。
李子玉从那时开始感觉不对劲:在小区里散步,熟人迎面打招呼,母亲会悄悄和她说,从表情就能看出那个人对自己有意见;李子玉戴着玩的戒指掉在父亲车里,母亲看到了,竟直接描绘出别的女人在车里的场景细节。“明显感觉是病态的。” 在日本读博士的李子玉如今回想起来,才发现早在这种“被害妄想”症状出现前,母亲已经变得易怒,一点小事就和父亲撕打,家里谁出门忘带钥匙了,也会大发脾气。但没人意识到她病了,只问她,“你整天在胡说什么?”
很多更年期女性长时间受失眠、心慌、潮热出汗和身体疼痛的折磨,但并没有引起关注。据公开数据,每10个「更年期抑郁症」患者里,仅有2个会寻求医疗帮助或接受专业治疗。李子玉隐约记得那时母亲在服用更年期保健品,“也许已经盗汗、失眠了,但她不说。”
云冉是在母亲体重跌到80斤以下,才知道她近半年来的反常:整夜睡不着,情绪紧张,不再爱说笑。周围的人都不理解,丈夫是国企员工,女儿在北京工作,有什么好焦虑的?云冉也觉得,“明明更应该焦虑的人是我”。
而在2000公里外的广州,母亲的生活呈现出看似清闲却不为人知的空白。回想起她的变化和异常,远在北京的云冉一无所知,唯一能想起的,就是去年外公去世。此前六七年时间里,母亲没有工作,总是一个人在家,每天上午都去照顾生病的外公。云冉从没想过,外公离开后,每天空出来的那个上午,母亲都在做什么?
豆瓣「关注女性长辈的精神抑郁」话题下,很多发帖的年轻人都和母亲分隔两地。有的母亲患抑郁症四年了,女儿才知道真相,还有母亲从轻度失眠发展到重度,不得已才向孩子求助。如果没有剧烈异常,仅失眠、乏力这些普通症状,母亲的「抑郁症」很难被子女发现。
出于保护孩子的目的,有人干脆隐藏病情。李子玉是独生女,从小到大长辈生病,父辈争吵,她都被瞒着,不参与任何纷争,“只用专心学习就行”。母亲出现“被害妄想”后,为了不影响高考,李子玉很快被父亲送到外婆家。她不知道母亲和家人经过了怎样剧烈的挣扎,甚至后来母亲被送往精神病院,也是几年后才从亲戚口中获知。
李子玉生活在西北的一个二线城市。时隔六年,家里长辈还在回避这件事,母亲有时主动提起“那个时候得精神病……”,话音还没落,舅舅赶紧打断,“你不要胡说八道”。周遭环境对抑郁障碍的污名化,也在加剧她的「病耻感」。
在精神科医生王雪看来,像李子玉的家庭这样,对抑郁症有耻感认知的患者和家属太多了。接诊经历中,很多病人看到诊断结果都会反问她:凭什么给我诊断为抑郁症?年龄越大「病耻感」普遍越强,王雪分析,可能和他们所处的时代与环境有关,“那个年代精神病是一个污名化的称号,等自己年纪大了,却得了精神病,太丢脸了。”
这种「病耻感」让她们倾向于隐藏疾病。河南女生苏一潞的母亲四年前被确诊为抑郁症,担心被人说神经病,总擅自停药,不见好转。而在老家村庄,母亲告诉她,有很多和自己一样的妇女不敢说,“就这么难受着,在病痛里挣扎着。”
在北京安定医院,王雪超过一半的门诊患者来自外地,以山东、内蒙、河南、东北地区的中小城市居多,到北京求医时病情已经比较严重,她分析,可能与当地医疗资源有限有关——通常只有一个精神专科医院,没有亚专业分科,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等疾病混杂在一起就诊,体验不好。
大城市的通常也会先去寻求妇科或者中医。广州曾针对500名更年期女性做过一项调查,76%的人认为遇到情绪障碍要去妇产科,选择内科或精神科的不到20%。一个重庆母亲49岁停经,很长时间没办法仰头看天花板,左边胳膊抬不起来,她选择去神经内科就诊,诊断为植物神经功能混乱,就自行概括为「更年期综合症」。她告诉女儿,“排了好多女的,都是更年期综合症,比我还严重。” 后来到市精神卫生中心,才被确诊为「中度抑郁+轻度焦虑」。
经常有患者问王雪,“这更年期怎么就过不去了?” 她介绍,国内目前对「更年期抑郁症」的识别率和治疗率较低,由于它的早期症状与更年期有重叠,通常被认为是女性必经的、正常的生理现象,“运气好的,被其他医生推荐到精神科,才得以发现治疗。”
即便确诊,一些子女也会认为“看起来也没什么危险”。母亲做全身检查的时候,云冉很怕是恶性肿瘤,查出是精神问题导致体重暴跌,她反而松了一口气。事实上,抑郁障碍的自杀率在4.0%~10.6%之间(注:数据源自《2019中国抑郁症领域白皮书》),更年期反而会变成一张掩盖的面具,让「抑郁症」演化成一个隐形杀手。
这个杀手在2020年9月夺走了一个豆瓣网友的母亲。“没了柾了”(ID)在帖子里写道,暑假期间,母亲曾提到“睡眠不好、没力气”,但她没在意,只是提醒去医院做个全身检查。开学后忙着学习,有一天给母亲发微信,没回,“我以为她在工作”。就在那个上午,母亲跳桥自杀了。
得到消息的一刻,她才知道母亲一直在生病,已经一周多没上班。那段时间妈妈是怎么度过的?她没有概念,“当初妈妈失眠一定很痛苦,为什么我没有坚持陪她去医院?”
年轻人在豆瓣上的发帖截图。
被忽略的女强人
母亲得病的记录帖被分享到「关注女性长辈的精神抑郁」话题后,很多人才突然理解,那个“充满战斗力”的母亲,也许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敌人:衰老,疾病,退休,子女远行……化妆品没有摆齐,被母亲一顿数落和责骂后,一个博主留言,“我一点反抗情绪都没有,心里只担心她的健康,要知道以前是很容易掐起来的。”
为了将母亲“哄骗”到精神科,沈阳女孩刘玲以同学的母亲为例,讲述相似病症,隔一个月再讲治疗进展。前后花了三个月,母亲才终于坐到精神科医生的对面。但还是抗拒,不断重复,“我反正也难受了这么多年”——长达十年时间里,刘玲的母亲看什么都不顺眼,坐公交,去超市,在小区散步,到医院看病,都要投诉。身体隔三差五会宕机,几乎全身每个细节都查过,看遍了呼吸科、脑科、消化科、骨科,曾有医生建议去看精神科,刘玲的母亲快气疯了,“这怎么可能?”
最后精神科的医生问:阿姨,你觉得你活得委屈吗?刘玲看到,母亲的眼泪立刻啪啪往下掉——她要强了一辈子,却因为一句话哭了。
王雪在门诊经常遇到这样性格好强的病人,“就怕这种硬撑着的,她们一辈子都在尽力扮演好女儿、妻子、母亲的角色,绷得太紧。”
她曾接触过一个53岁的病人,是家里的二女儿,从小挑水种地的活儿抢着干,公婆卧床五年,全是她在伺候,还要照顾儿子学习和老公生活,在工作中也是一名优秀教师,不论做什么都尽力达到完美。一次生病卧床,来不及做饭,老公指责她:你怎么能这样不孝顺?从这一刻起,抑郁症发作了。这些女性平时心理压力就很大,王雪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时,一下子就承受不了。”
很多生病的母亲,曾是别人眼里的完美主义者。苏一潞的母亲从前和丈夫在北京打工,每隔两个月回老家一次照顾孩子,再返回北京照顾丈夫,“特想让周围人都夸她”。后来丈夫退休,她还是拼了命打工赚钱,但又觉得委屈,直到绷不住的时候,才告诉苏一潞,“我不想活了,就想从楼上跳下去。”
而更年期遇上抑郁症,看病历程就像一个「疼痛、就医、无病、疼痛」的死循环,不断加剧患者的身体焦虑,也让她们逐步失去家人信任。
很多丈夫认为「抑郁症」就是“想多了”,“装出来的”。王雪的那位53岁病人,发病后突然起不来身,做针灸也不管用,老公就认为她装病,不想干活。而另一个女性确诊后,医生嘱咐不要过多刺激她,但起冲突的时候,丈夫还是会当面指责她——“神经病”。
在成都女生林绿的家庭里,母亲对父亲的埋怨远远多于欣赏。母亲生于干部家庭,年轻时出了名的漂亮,婚后一年,还有飞行员上门求婚。嫁给了一个普通工人,她总埋怨丈夫没能力,赚不了钱,有时会在一天之内给女儿打二三十个电话,疯狂责骂丈夫。
直到母亲确诊为躁郁症,林绿才知道母亲多年的心理伤口:她做过三次子宫肌瘤手术,很怕死,怕是癌症——但强势的母亲在生病时居然没有任何求助对象,丈夫什么都不懂,女儿逃到外地读书。这是林绿所不了解的母亲的另一面:无助。
后来父母离婚,母亲又开始抱怨,说一个人在家孤单害怕。在林绿看来,“她其实没有自己的生活,一生的时间全交给家庭。对生活不满意,既没能力让它变好,又没办法接受现实。” 这是很多中老年女性的境遇,对家庭既控制又依赖,即便与丈夫已经分离。
“价值感的丧失是抑郁症高发的一个因素”,王雪说,不管家庭还是工作,很多人会感觉生活失去控制,“她们需要存在感、被尊重和认可。”
退休也是标志性事件之一。中国医科大附属第四医院精神科医生陈雪说,她所在的医院,曾经有好几个护士,退休半个月后,突然兴冲冲跑去坐班车,到了医院才想起来,自己已经退休了,“你突然间会不知道自己是谁,该干什么,特别失落。”
李阳青的母亲到了53岁,岗位上突然调来一个年轻的领导,每天都在催工作进度。母亲不得不调整、改变保持了30多年的工作节奏,还是跟不上年轻人的速度。她在哈尔滨,每天给远在青岛的女儿打电话哭泣,就连蒸锅忘记放水被烧焦,也会自责到哭,“觉得自己脑子很差,没有用。” 母亲一辈子好强,看起来无所不能,承包了家里的大小事情,连换灯泡、修电器也做。
这些强势的母亲,常常让人忽略温柔可爱的一面。母亲生病后,林绿才想起一件事,母亲曾买过一本性教育书籍,放在家里的书架上,整天偷偷观察,最后忍不住才提醒林绿要看,“你姥姥从来没教我们这些东西”。
资料图,源自视觉中国。
陪伴这个词有多难
在医学上,抑郁症的发病基础是神经递质紊乱,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常见症状包括思维迟缓、注意力不集中、睡眠差、食欲减退、体重下降、自我评价降低等。对子女来说,观察和陪伴母亲的过程,就像一张灰色的网,怎么也逃不开。
生病的母亲总是一个人安静地看着窗外发呆,曾经会说一口最标准的普通话,病了却只愿意说最土的方言;姥姥来了她不愿见,父亲单位有食堂,但每天中午必须回家陪她吃饭;李子玉放假回家,母亲就一个人靠着房门,静静地看着她玩电脑的背影。
面对这个陌生的母亲,李子玉会忍不住埋怨,“为什么是我的妈妈这样?” 直到有一天,姥姥打来电话:“快打电话给你妈,她一直哭着让我和她一起去大学找你。” 李子玉才明白,上大学后,母亲一直很想念她,也已经尽力克制住个人情绪,没有插嘴反对她离开西北到南方,又到日本读硕士、博士,每周和她也只保持一次通话。
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王雪会尽量建议她的患者,“不要把过多关注点放在孩子身上,接受自己老了,要学会适应和接受现实。” 李子玉的母亲愿意吃药,接受治疗六七年,病情已经算控制得比较好的。
很多人更是直观地见识到了「父母皆祸害」的爆炸场面。林绿母亲病情发作时,怒火会随时往女儿身上泼,鞋子沾上泥巴,衣服没洗干净,有任何不顺心就开始打人骂人,甚至摔东西,“就像一个混世魔王”。而且这颗炸弹不定时,随时会爆。
此时林绿也陷入崩溃和绝望。生病的母亲拥有许多副面孔,有时会突然变成另一个人,反思起从前控制式的教育,林绿就得在不同的模式中来回切换——和她站在同一战线说父亲的坏话,或者给她买东西,疏导情绪。“想逃避但又做不到”,林绿说,因为如果从她这里得不到回应,母亲还会伤害其他家庭成员,“等于全家人都被这个病折磨”。
社交网络上有不少帖子记录了子女的痛苦,写「更年期抑郁症」的母亲如何将情绪强加在自己身上,因为母亲的悲观,自己也没有了自信,觉得不如任何人。最痛苦的时候,林绿甚至想过,“她死了,我们家所有的人都解脱了。” 而这种消极和低落反过来又会激怒和伤害母亲,家庭关系陷入恶性循环。
抑郁症的诊断依赖于患者表达、家属观察和医生问诊。“与内外科疾病不同,现有的医学检测手段还不能发现抑郁症有明确的病灶,很难从检查结果上直接定性为抑郁症,需要医生综合临床表现、精神检查及辅助检查结果来确定。” 王雪说。
早期能够发现母亲异常并带她们前往医院的子女,大都生活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对抑郁症已经有充分认识。但母亲还是认为这个病不光彩,除了子女,从不让朋友陪看病。而子女大多二三十岁,正处在事业发展的重要阶段,面临巨大的工作和经济压力。
母亲中年离异又患上抑郁症,对刘慧慧而言,是一个沉重的、只能自己驮着的包袱。一方面,刘慧慧会卷入母亲懊丧的情绪中,被要求去打听离异的父亲过得好不好,“她总是强调,不能让我爸好过”。同时,她还要给母亲治病,两人分别住在北京和重庆,母亲病发时,刘慧慧频繁请假回家,因此耽误了工作。
“当生病这件事劈头盖脸砸来时,我才意识到‘陪伴’这个词他妈的有多难。” 刘慧慧说,她最终决定将母亲接来北京养病。但并不轻松。单独租下一套房子,每月得花去大半工资。对于刘慧慧而言,母亲擅自断药,抑郁症反复无常,这些未来的不确定性,都让她感到忐忑和疲惫。
这是目前抑郁症患者的陪伴难题。抑郁情绪就像一个黑洞,不仅会将病人吸进去,还会“吃”掉周围的人。自杀倾向是家庭照顾的重点,医生会建议家属常陪伴患者,观察其一言一行。一个广州女孩辞职在家陪伴母亲,从早到晚只能坐在床边,听着她各种消极的想法,“观察,祈祷,她舒服,我才能舒服”。女孩因此没了收入,还要经常半夜陪母亲跑医院,“很消极还要装乐观向上,太难熬了”。
在王雪看来,病人只要能接受治疗就好。很多患者让她开药治失眠,接受这是生理问题、情绪问题,却不一定能接受自己是抑郁症,“想改变一个人的思维很难,能接受治疗就好,随着治疗的进展,患者对疾病的认识可能会有所改变。”
现在,林绿算是找到了一种应对母亲的方式。分开住,但每个月都往家里买东西邮寄过去,只有这样母亲才会觉得,“你心里有这个家,还在依赖她”。一旦她情绪来了,林绿就假装生病,抱怨自己的生活,这时母亲因为担心她,焦点也会被转移。两代人的角色仿佛颠倒了,母亲的慌张无措只有在看到自己的孩子时,才会感觉到被保护,露出安心的神色。
但长期笼罩在压抑的家庭气氛里,林绿自己也在看心理咨询师。对于未来她的期待值也没有放得太高,“只是不碰触她的底线,也没有太糟糕,就现在这样吧。”
(除王雪、陈雪、苏一潞外,文中其他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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