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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找人”,积极发现民生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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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9-13 10:50:17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9月11日,按惯例每年一次的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李克强总理指出:要提供公平可及的基本民生保障服务,将基本民生保障政策及时覆盖所有困难群众。建立困难群众主动发现机制,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使困难群众及时得到保障。他强调,各级政府要增强服务意识,推进政务公开,创新服务方式,提高办事效率,审批和监管也要体现服务理念,加快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这宣示了政府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可谓进一步把服务意识落到实处。今年以来,国内外疫情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都给人们带来了巨大挑战,一些固有的困难或许会加剧,一些全新的困难可能会产生,这就需要政府部门更加积极地去帮助群众解决困难。不是让群众费劲地搜寻有什么政策能帮到自己,而是政策制定者积极发现民生“痛点”,对症施策。

“人找政策”时,需求方有寻求政策的积极性,但有让政策出台的困难性。而“政策找人”意味着实施政策的便利性,但确认何种政策被需求,却有一定的信息成本。换言之,“政策找人”具有主动性,因此,政策在“出发”前,就应对自身的定位和目标有清晰认识,这实际上需要政策制定者先有信息输入,再有政策输出。因此,创造条件,为决策提供合理依据,就很重要。需要在传统的政府决策调研机制外,多管齐下地建设“政策找人”的立体体系。

对此,以互联网舆情为代表的非正式的问题暴露机制,当然是一个重要维度,但更为正式的种种机制的潜能,也应多多激发。

一是进一步利用政府信息接收平台的“大数据”。我国各地政府在传统的信访体系外,已普遍建成以“12345”电话为代表的民众建议和投诉的信息平台,积累了大量数据。这种信息接收体系的功能如果只是为个人排忧解难,就还是局限在“人找政策”的层面。无论具体个人的具体问题被解决了与否,政府部门都应该从一桩桩来访来电来函中评估问题的普遍性、严重性。

有时候,十个人投诉的问题或许仍然只是一个特殊问题,而三个人投诉的问题却可能代表一百个“沉默的大多数”。只有化被动为主动,予以深入研究,才能顺藤摸瓜地发现病灶,并实现相应的“政策找人”。

值得指出的是,在疫情治理期间,社区网格化治理的下沉性得到了更多强调,填表执行力度高,海量信息每日上传。但这些信息流不应只是承载机械一致的打卡式数据,而可以破除形式主义成分,成为群众困难信息、特别是与疫情防控有关的困难信息的收集渠道。

二是大力发挥基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的作用。“政策找人”不是说闭门造车地发明个政策,然后看谁合适来套用,而是要结合实际情形,合理、有序、扎实地满足民众的优先需要。这是个系统工程。我国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治素质高、行业分布广,又有参与国家政治的基本职权和调研建策的传统。当此之际,他们应当义不容辞地更深地参与到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专业性、亲民性,为“政策找人”的精准定位提供指导。

三是鼓励正式的媒体起到汇集民意的作用。“政策找人”并不是看谁调门高、点击量多,就找到谁门上去,不应该纯粹逐流于舆情,但也不能不顾及舆情。较之分散、短促、受题材“抢眼值”影响明显的新闻头条,正式的纸质和网络媒体应该起到更大的作用,即通过专业的走访、分析,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地提炼舆情,为真正需要政策的人代言。

需要强调的是,“政策找人”的提出背景是切实为民众解决困难。所以,不管是从哪条道路走,有关部门和人员均不能回避问题、讳疾忌医,把“没有困难”作为“优秀答案”。

只要我们社会的基本矛盾还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就一定会有困难的群众和群众的困难存在,只是困难的表现形式会有阶段和种类的差异而已。特别是“六稳”、“六保”相关的工作和民生基本需求,应当成为当前困难发现和政策应对的重点。文丨政能亮特约评论员 缪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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