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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常年在海外流亡的孙中山不同， 蒋介石在外国的亲身经历并不能算多。他早年曾留学日本， 后来又有几次短期访日；1923年他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短暂访问了苏联;抗战期间， 他于1942年访问印、缅， 1943年参加了开罗会议。除此之外， 他对“外国”的了解多通过间接的渠道， 如阅读书籍、邀请学者讲学等。总体而言， 蒋并非不知现代世界为何物的迂腐文人或旧式军阀， 但也不同于曾沐浴于欧风美雨之下的新式知识分子与官僚。他对于现代世界有所了解， 却也有局限性。因此， 当他发起新生活运动时， 他所凭借的参照系， 也即这些他不甚了解的外国。
在所有的“外国”中， 蒋介石在日本待的时间最长， 他也最了解日本。1906年， 蒋介石初次东渡日本求学， 不久后回国， 1908年考取陆军留日学生资格， 再次赴日， 入振武学堂， 1909年肄业， 相当于高中毕业， 遂作为士官候补生入高田日本陆军某野炮兵部队。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 钦慕革命的蒋介石偷偷离开炮兵连队， 回国参加革命。这4年左右在日本的经历， 对蒋介石的影响极为深远。尤其是他在高田炮兵连队里， 与日本兵生活在一起， 完全遵循日本军队的内务规定， 亲身体验了日本军事训练的谨严有效。蒋介石日后担任黄埔军校校长， 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军事领袖， 经常在对士兵和军官训话时援引他在日本军队的经历， 其中强调得最多的是内务的清洁整齐， 以及对物品的爱惜。比如， 蒋介石于1924年5月3日正式受命为黄埔军校校长后， 5月16日即下令军校举行清洁检查， 并对第一期学员讲演:“第一要注意卫生， 使得全校学生的体育发达， 没有疾病;二要保存物品， 使得学生整理一切事情， 珍惜物质， 养成习惯为战时作准备。” 1925年4月， 他对第三期学员训话时， 再次强调:“内务要整齐清洁……军队内不讲清洁， 什么精神都振作不起来， 懒惰的心思就一天重一天。” 他对军队内务的重视， 就是从他在日本炮兵部队实习的亲身经历中来的。后来他在新生活运动中强调“卫生”和“节约”两点， 与其在日本的经历不无关系。
苏联是1934年前蒋介石访问过的第二个国家。1923年8月， 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 率领张太雷、沈定一、王登云， 赴苏联考察， 9月6日抵达莫斯科。在苏联短短2个月时间里， 蒋介石参观考察了苏联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建设， 参观了苏联红军。苏联方面把蒋介石等人看作是国民党“左派”， 而且当时国共合作正在蜜月期， 因此对蒋一行人的接待规格相当高。蒋介石有机会与俄共中央书记、教育人民委员 (相当于教育部长) 等高官会谈， 了解苏联的党政军制度， 还参观了苏军部队、乡村苏维埃、博物馆等文化设施， 甚至还参加了群众集会等大型活动。 与其在日本的经历不同， 蒋介石在苏联之行时， 已经开始从军事统帅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思考。他接触到苏联制度设计的核心人物， 也因此更明晰地了解到苏联制度的优缺点。因此， 蒋介石对苏联制度在具体实践层面， 只能走马观花， 流于表面。然而， 后来由于国共关系破裂， 蒋介石很少再提到向苏俄学习， 在与胡汉民决裂后， 也很少提“以党治国”“以党治军”， 转而学习德、意法西斯主义的极权统治。
除了日、苏两国， 蒋介石对其他国家的了解就只能通过间接途径。他的妻子宋美龄曾在美国生活求学多年， 几乎可以算是一个美国人， 他的姻亲宋子文、孔祥熙也都有在美国留学的经历。自从与宋美龄结婚后， 蒋介石还皈依了基督教， 因此与美国的教会人士有更密切的接触。然而， 全面抗战爆发以前， 蒋介石对美国并不太亲近。他曾多次在讲演中批评“门罗主义”。对他而言， 美国更多是代表帝国主义， 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 美国才成为中国的盟友。从蒋介石1930年代以前公开发表的言论来看， 他对美国的了解也相当有限， 大多是泛泛而谈。有一轶事显示了蒋对美国了解的匮乏。 相比起美国， 蒋介石对德国、意大利这两个法西斯国家的兴趣要浓厚得多。这固然与其军人出身有关， 使其相较于英美自由主义， 更倾向于军事色彩浓厚的法西斯主义;也与孙中山推崇接近欧美社会主义思潮的“民生主义”有关;而且就当时的欧洲局势而言， 德国和意大利在一次大战后的迅速崛起， 使世界惊叹， 蒋介石也从中看到中国民族复兴的希望。其中， 德国对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影响尤其大。正如柯伟林在《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一书中指出的， 从1928年到1938年， 中德关系的密切程度超过了中国与列强中任何其他国家的关系， 其影响涉及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各个方面。蒋介石和其他一些国民党领袖从德国法西斯那里看到了可资借鉴的典范， 而蒋介石在设计新生活运动时， 很大程度上就借用了普鲁士军事训练的模式。
相较于德国， 蒋介石对意大利更有心理上的亲近感。意大利有着悠久辉煌的历史， 却在近代四分五裂、国势衰落。墨索里尼在意大利推行法西斯主义， 在现在看来臭名昭著， 但在当时人眼里却是使民族崛起、国力强盛的英雄。蒋介石有感于中国的历史轨迹与意大利颇有相似之处， 他在阅读意大利一名亲法西斯记者写的《变乱与革命技术》一书时， 对书中描写墨索里尼的“革命”手段颇为佩服， 赞叹其“深谋远虑， 策略步骤之良， 组织之强”。 蒋介石对土耳其的兴趣也非常浓厚， 因为土耳其也和中国一样经历了从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1927年清党后， 蒋介石被迫下野时， 曾计划出洋考察一年， 其中就有去土耳其“学革命”的一项。在他眼里， 土耳其能从帝国主义的围攻中坚持下来， 并在凯末尔领导的国民党带领下重新崛起为现代民族国家， 是中国应该效仿的榜样。 
蒋介石有过海外求学和从军的经历， 也通过阅读、顾问等间接渠道了解外国的情况。他对“外国”的兴趣很大程度上与其个体经历和中国未来的命运有关。日本、苏联、德国、意大利、土耳其， 在他看来都有中国可资效仿的地方， 但是他对“外国”的认知， 也由于其识见所限， 有诸多偏狭之处。有时， 他也因为立论的需要而将“外国”作为其立论修辞的一部分。在构思和推广新生活运动时， 他就经常提到“外国”， 而他所谈论的“外国”因为语境的不同， 所指的内容也不同。 “外国”对于中国而言， 是地理上的区别;但对于近现代中国而言， “外国”又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 还是个时间上的概念， 代表着“现代”。当蒋介石在讲演中提到“外国”， 具体的所指往往是欧、美、日本等列强。他相信“世界”已经进入了现代， 但中国仍处于未现代化的状态， 因此他对中国的未来既有一种民族主义愿景， 也即中华民族的复兴， 又有一种普世的愿景， 即使中国迅速按照欧美模式现代化。在这个意义上， “外国”成为中国应该仿效的对象， 指明了中国未来的方向。 
“外国”的成功经验更使蒋介石坚定了此信念。他在讲演中就曾提到过三个例子：土耳其的复兴、苏俄的成功， 以及美国的独立。土耳其在帝国主义和邻国希腊的围攻下， 甚至失去了首都君士坦丁堡， 但退居安哥拉后努力图强复兴， 最终在凯末尔领导的国民党带领下， 战胜了希腊， 废除不平等条约， 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围攻， 却仍然坚持下来， 并迅速崛起为一强国。而美国经过了独立战争， 战胜了强大的英国军队， 最终获得了独立。 从这些“外国”例子中， 蒋介石得出结论：“因为一个民族的复兴， 必有其不可压迫的民族精神；而这种精神之所以能够发挥出伟大的力量来达成他民族复兴的目的， 又全在领导民族复兴运动的领袖， 和在领袖指挥之下的一般干部， 一般将领， 能忠义自矢， 服从命令， 拥护领袖， 为国牺牲， 团结精神， 共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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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9-4 16:3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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