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上战伤最多的将军群体 我深知我的文笔难以反映开国将军们个性飞扬的形象，惊心动魄的经历，因此我只能采用以笔实录的方式，口述历史的方法，把功夫下在采访上。1985年后，我几乎利用了所有的节假日，到北京、成都、沈阳、南京、济南、武汉、福州、昆明，甚至乌鲁木齐等各大军区所在地采访。如今面对着一箱子采访笔记本和上百盘采访录音，我似乎感到有点悲观，仅仅是《开国将军轶事》这本书确实愧对它们，也愧对自己的劳作。 与开国将军面对面采访，令我感到最为惊讶也最为震撼的是，在他们当中，无论是军事指挥员，还是政工干部、后勤干部；无论是一线指挥员，还是机关工作者；无论是以性格勇猛著称的猛士型将领还是博学多才的秀才型将领，几乎很少有将军身上没有战创的。 据不完全统计，我采访的200多位将军中，有弹创记录者170多人，累记战创400多个，平均每人2个以上。 梁兴初中将夫人任桂兰告诉我将军9次负伤都是在红军时期：参加红军的第二年，在二次反围剿中负伤，伤愈后任排长，又升任副连长；任副连长时两次负伤仍坚持作战，获红星奖章一枚；任连长时一颗子弹从左腮穿透了头部，血流满面；任营长时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先后两次负伤......梁兴初将军在红军时期6年的战斗中，从战士到团长，负了9次伤，升了9级，正好是一个伤疤一级军阶。
颜文斌将军 颜文斌少将在一千多名开国将军中知名度并不高，但他却是负伤最多的将军之一，全身上下共有18处战伤，为10次负伤、3次开刀所致。在大连黑石礁干休所，老将军曾脱下军衣，挽起裤腿，向我细述每一处战创的来历:右臂弯曲不能直，关节处有一长条疤痕。那是在长征途中，敌一手榴弹于身边爆炸，一弹片钻进右臂，骨折筋断，肿如馒头。当时卫生员将他绑于一棵树上，以小刀割开皮肉，硬将弹头片撬出。将军说：“他妈的，那时又没有麻药，疼死了！”左上臂有两个弹洞，一前一后，状如铜钱。敌子弹由前面进，由后面出。将军告诉我，负伤后，当地老乡以南瓜瓤泡盐水，裹伤口，一星期就痊愈了。 左大腿上部前后两个弹洞，是被敌军暗枪击穿所致。子弹由前下腹部进，股后出。中弹时不清楚，只觉得腿发软，战后看到血才发现自己负伤。前额有一弹疤，被敌手榴弹弹片击中，当时就昏死过去约数小时。 象颜文斌这样的战将，在我的采访记录中比比皆是。 人称“军中猛张飞”的刘昌毅中将，战火纷飞中历险百余次，头、脸、手、腿、腰、背、胯、臀，无论是最暴露的部位还是最隐秘的部位都留下了累累战创。在他的脸部曾负两次伤，头一次嘴巴被打歪了，第二次,也就是１９４６年中原大战前夕,刘昌毅将军亲临前线，遇敌炸弹袭击，10多弹片嵌入下巴，牙齿全部打落，结果把打歪了的嘴巴又打正了。当时，周恩来正在前线视察，建议送将军到北京协和医院治疗，将军坚辞不从。周恩来派人火速从武汉购药品及手术器械，请卫生部专家为将军做手术。因伤在脸部危险区域，专家反复研究方案也难作决断，神志仍清醒的将军取纸笔写下三个大字：“大胆割！” 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徐其孝少将，是一员鲜为人知的猛将，至今他的事迹仍鲜为人知，他是我采访过的开国将军中弹创最多的一位，究竟身上有多少弹创，他自己也说不清。当时，我问老将军身上负了几次伤，有几个弹创时，他扒开自己的白衬衣，露出麻麻点点的肚皮，用手拍拍胸脯说：“你数数，就这里，起码３０多个，我都是前面负伤的，在背后负伤的是逃兵！”年逾八十的许其孝将军讲到这里笑声朗郎，豪气冲天。 杜义德将军鼻翼有一疤痕，花生米大小，自称“生死疤”、“光荣疤”。当时将军指着自己鼻梁上的疤痕，站起来做了个拼刺刀的姿势，大声说：“这是当红军时与敌人拼刺刀留下的。他的刺刀已捅到我这里（鼻翼），我用刺刀一下捅到他的脑瓜上，把他捅死了。” 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杜义德言此时，大声对我说 “这就叫你死我活。我不坚决捅死他，他就坚决捅死我！” 将军身上有9个弹创，鼻梁上的这一个“花生米”弹创是他生死经历中最轻的一个。 战争的原则就是如此残酷，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在生存绝境中，以死相拼的力量远远大于那些优良的装备和从容的智慧。 我们军队的将领们哪一个没有经历过万死千伤，哪一个不是战争的幸存者？把他们身上的弹创累积起来，肯定比任何国家次身上的弹创都要多！ 2007年7月30日，《光明日报》副刊版刊登了我写的《开国将帅们的“战创”知多少》一稿后，被上百家纸媒转载，好评如潮。几年前，此稿再发于“军事书庐”公众号，不到一个月阅读量就超过了一百多万。 沉寂了的英雄人物再现光芒 1993年和1995年，我结集出版了《毛泽东麾下的将星》、《东野名将》两本传纪文学作品集。前者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朱苏进作序；后者由成都出版社出版，钱钢作序。记得当时朱苏进和钱钢两位老友并非应酬的序言，对我鼓舞极大，非常重要，他们对开国将军们的深刻见解，至今仍在我的创作中发挥着作用。 1996年，我由新华社记者调任广州军区战士报社副社长，正好其时为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我们报社组织了重走长征路的采访活动，借此机会我到北京采访了萧克、张爱萍、陈锡联、王平、李德生等十多位仍健在的老上将、老中将、老少将。次年，我又在香港部队进驻香港前夕，采访了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张震等将军。 面对着这些重量级的老将，我越来越感到，机遇难得，时不我待。他们的经历和存在，既是他们自己生命的构成部分同时也会是社会历史的某些篇章。写开国将军，不仅仅是为某个个人立传，实际上就是写中国革命史，写中国战争史。真实的人物传奇，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扑捉到那个人物细节和神态，并把它传神地表达出来。 我至今仍庆幸我在一手采访和原生态纪录上所作出的努力，使一些被软埋了的历史事件浮出水面，被沉寂了的英雄人物再现光芒。特别是对王近山和钟伟两位曾被处分过的敏感将军的最早写作。十年后，这两位将军因疑似李云龙、丁伟，在《亮剑》热播中迅速走红大江南北。 1985年10月22日，许世友将军于南京逝世。当时，我作为许世友治丧办公室工作人员，参加了将军逝世的宣传报道工作，并积累了有关素材。许世友土葬的特殊性在于不符合中央倡议党员火葬的要求，因此上头对其报道要求是保密和淡化处理。四年后，我围绕许世友土葬而展开的紀实文学《魂归大别山》，发表于《金岛》杂志第8期。许世友临终前没有豪言壮语，一心想回家土葬陪伴老母，不但没有引起舆情的反感，反而成全了这位大英雄铁骨柔情，忠孝两全的形象。 1993年2月，我的第一本书《毛泽东麾下的将星》由四川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就有最早挖掘了沉寂了半个多世紀的著名战将王近山传奇故事，同年4月《世界军事》以将军素描《猛将王近山》为题发表，那时王近山的名字仍鲜为人知，直至十年后《亮剑》的热播。而当年我写这篇文章时，曾遭到了诸多老将军、老领导的严厉的指责：“王近山臭名远扬，谁不能写，为什么你要写一位犯过错误的人？” 钟伟将军是四野部队中的“好战分子”，他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他优点很突出毛病也很突出。发表于1995年《世界军事》第2期上钟伟将军素描《枪声远去了》一文，并没有讳忌他的败战经历和火药味性格，全面而立体地反映了一位战将的成长过程。此文被他家人认为是写钟伟将军最像的一篇文章，也因此至今仍在网络上“疯传”。 原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于1976年7月13日不幸殉职。我写的《东南折栋梁》以第一手材料最早披露了将军飞机失事全程。此后官方从未公布过将军殉职的真正原因，因为当时的历史背景复杂，写作与发表此文也颇费周折。此文被收入《毛泽东麾下的将星》一书后，民间流传甚广，曾被上百家报刊转载。现在《东南折栋梁》一文，已被收录进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皮定均的一生》，成为研究皮定均历史的一份重要佐证。 1995年首发于《广州文艺》的《战将的风骨》，基本上是由尤太忠将军临终前口述素材整理而成。将军晚年喜欢读战争回忆录，但他身经百战从来不写只字片语，也不许别人写。因此《战将的风骨》披露的内容均为首发也格外珍贵，因当时写作时，没有回避问题，以口述历史的方式，纪录了将军在重要历史关头的生命境遇和原生态细节，成为我们今天回望那个历史的宝贵参照。 以上的的将军记于2015年3月结集成书，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开国战将》。此书出版后也是多次加印，网络上传播得更广。同年9月，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另一本新著《他们是这样一群人》，该书集纳了本人采编的数百名将军的口述故事，时任国防大学政委的刘亚州上将欣然为本书作序。其实，早在2005年刘亚州就曾在大会上，谈话中多次引用《开国将军轶事》中的精彩片段，他还说过，“你的作品，我逮着就读”，“要懂我军历史，必读吴东峰。”他的褒奖，一直鼓舞着我的将军写作，尽管我与亚洲至今尚未谋面。 我所采访的这批开国将军们都是从放牛娃成长起来的战将，他们是有血性，有个性，有锋芒的一群人。特别是在战争年代，他们的泥土味、火药味、血性和锋芒，实际上远远超过了我们今天的想象。他们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个性，也有着人性共有的特点和弱点。他们一生所经历的艰难困苦非常人所能及，在历尽肉体和精神的苦难，在一次次大起大落是非曲直当中，他们呈现出一种常人无法相比的“气象”，是“生命力极其旺盛”的一群人。 他们是中国战争史的传奇 我在采访开国将军的过程中，不但了解了他们的经历，也接近了他们的生命，接近了那些让我感动的生命，也就是生命原色所闪耀的辉煌。我的生命已融入了他们的经历，他们的生命激励着我更加努力地去做。 开国将军们最鲜明的特征是，他们是卓越的军事家，又是忠贞的共产党。他们的忠诚，都是生命本色，是为了翻身解放的追求而产生的极致品格。在他们身上，浓浓地聚集着东方的、民族的、党性的、血缘的精神内涵。 1993年3月12日，王震将军病逝于广州军区总医院。当日深夜，我驱车至广州军区总医院，走秘密通道，在地下停尸间，向王震将军遗体告别，并行三鞠躬礼。我看到，除了腹部刚缝合的刀痕外，将军全身上下，左叉右杠，弹洞刀疤，竟有五六处之多。王震将军临终前，写下的最后遗墨是，“向党致敬！向人民致敬！向解放军致敬！” 1992年，当我写完聂凤智将军的初稿时，传来了将军去世的消息，以至于我的文章发表时成了将军的悼文。我采访聂凤智将军时，获悉将军已患癌症，但他微笑接受采访，谈笑风生如故。将军临终前还一直想着部队建设，想着打仗。夫人何鸣说，有一次，他突然挣扎着要起床出去，怎么拦也不行。他急匆匆地说：“现在是建国三十周年，敌人在几个重点地区都放了炸弹，不知小平同志知道了没有？” 被称为“冷面虎将”的王必成将军，接受我采访时已经是坐在轮椅上的半瘫老人，他每说一句话都十分困难，但他还是强打精神，简单地回答了我提的一些问题。临别时，老将军挥挥手说：“记者同志，你们来的太迟了，要早来几年就好了。”我是1987年2月18日采访王必成的，想不到这竟是我和王必成将军的永诀。两年后，1989年3月13日，王必成将军于南京因病逝世。 １９９３年秋，我到北京出差不慎骨折－－股骨断裂，左手臂粉碎性骨折。我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胡奇才将军竟出现在我的病床前。那天，八十高龄的老将军慈祥地望着我，他夫人王志远双手端了一罐汤送到跟前。老人摸摸我受伤部位的手指头和脚指头，对我说：“动一动。”我动了一下，他高兴地说：“没有关系。战争年代我受了六次伤，医生检查时也这么问，指头能动，就好办。”此后，胡奇才将军每星期都要送一罐汤来，或猪蹄汤，或鲫鱼汤，或红枣汤，有时他有事，就叫他夫人和孩子送来。后来，我和胡奇才将军的书信联系一直持续到老人告别人世。 可以说，我与他们的思想交流已经远远超出了采访者与被采访对象的界限，以至我同他们中许多人成了忘年之交。 开国将军们的相继去世，对我刺激很大，也是促使我采访他们的动力。这几年，我参加了陈士榘、秦基伟、皮定均、尤太忠、刘昌毅、詹才芳、龙书金、邓逸凡、宋维栻、魏佑铸、吴纯仁等将军的追悼会，或追思会，纪念会。每次回来，我都想了好久。开始仰视，神化；接着平视，近距离接触，看到了普通的一面，人的一面，有缺点、反差；当他去世后回顾，他们不平凡的一面又突显出来，确实不简单，有过人之处，宝贵之处，难得之处。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感到，我的生命已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重负。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出自当时士大夫之手。开国将军们尚在人世，就有许多假象瞒世，伪说泛滥。如果我们今天不抓紧时机采访，弄清真像，我们的后来者要做这件事将会更加困难。我明明知道此类著作既非史之正统，亦非文之主流，但我也要勉力为之，将我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尽量接近真实地记录下来。 开国将军们的经历非常人所能及，可以说几乎每一名开国将军都可以写一本波澜壮阔的书。面对如此丰富的宝藏，我深感自己才情不足而力所不及，因此我只能写他们的片断和枝节，写他们的性格和某一个侧面。反映他们一生的全貌和主流的的传记或史诗有待有更有才华的作家去完成。 1955年至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授衔10位元帅、10位大将、57位上将和177位中将、1360位少将。据网上查，如今仍健在者还有10人，我曾采访过的200多位开国将军，只有王扶之、邹衍和詹大南3人还在人世，均为百岁以上的老人了。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硬骨雄姿。但在我的眼前依然飞扬着那一个个鲜活的面容。 今天，当我们回首往事时，不能忘记曾经在中国黄土地上叱咤风云的一代开国将军，他们虽然已经远去，但他们的生命历程和极致品格，依然凸现在中国革命史上，凸现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开国将军是举足轻重而又意义深远的存在。他们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因此他们的经历是这段历史最权威最真实的记录。他们是中国战争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他们虽然没有朱可夫撰写《回忆与思考》的文才，没有巴顿面对星空朗诵古战场诗的雅兴，没有蒙哥马利戴着两个不同帽徽军帽的骄人气派，没有体验过山本大将一掷千金的豪赌，但他们是世界上经历战争次数最多、时间最长、战伤最多的将军族群，他们无愧于战将的称呼，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人。
| 
发表于 2020-8-18 17:25:49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