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忌通缩出现。费雪提出的“负债通缩理论”(Debt-Deflation Theory)是重要的提醒。目前中国的通胀率是4%到5%之间。弗里德曼认为通胀率2%到5%对经济有利。我建议在目前的情况下,通胀的上限可提升到6%。这些日子中国央行的运作,尽管不少朋友认为是过于复杂,有不少问题的,但我认为在物价指数的调控上他们是可以的。要记着,可以由央行调校的通胀其实只是物价上升,在适当时期可以适当地调低。这不会导致对经济为祸不浅的恶性通胀的预期。
(二)切忌外贸收缩。当多年前希克斯向我指出外贸收缩是三十年代大萧条的主要成因时,我有点怀疑,后来跟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1932- )研讨,再看资料,我同意当年希克斯说的,外贸收缩对经济的祸害不在货币政策失误之下。
这里要说的重点,是(全球)外贸量的大小,主导权力今天在中国。这是因为排除科技产品与名牌珍品,只从人民的日常用品看,中国的市场约占地球的一半。要是中国提出互相零关税,没有哪个国家会不接受。我首选向英国作此建议,跟着是欧洲的先进国家,跟着是美国,再跟着是日本、韩国、印度、越南等国家。这个次序的排列是基于工业的低层工资的高下,由高而下。选英国为先是因为他们历来是近于零关税,用不着怎样洽商,跟着欧洲的其他先进之邦如果不接受,他们的经济会出现灾难。
(三)顺势推出人民币国际化。在推出相互零关税的同时,中国的进口商可以顺势把人民币推出国际。进口商可以要求对方用人民币或对方选择的货币议价。千万不要勉强。双方用不同货币议价,这些议价反映的汇率,不一定跟央行官方公布的汇率相同。央行不要干预。然而,各种货币的不同议价提供的关于汇率均衡点的讯息资料,央行可以据此调整校对他们官方公布的汇率。结算的银行由双方议定。如果这样处理,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左右人民币推向国际,中国今天还存在的外汇管制因而可以先从贸易项目解除。这里我要澄清,我对目前还存在的中国的外汇管制的细节,因为常有变动,没有跟进,只是在直觉上认为零关税可以协助外汇管制的解除。
(四)不要胡乱管制市场。生产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是同一市场,不是两个不同的。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当年处理失误。这是为什么2007年我读到将要推出的新《劳动合同法》的九十八条细则后,多次提出反对。可惜皆如石沉大海。撤销此法,让劳资双方自由选择合约替代,经济会立刻出现转机。
(五)中国的税制越来越复杂,加上没有清楚权利界定的社保,要一次性清理掉。
(六)政府的投资要算清楚回报。2008年西方出现金融风暴,中国推出几万亿搞基建,效果不俗是因为一方面那些项目是早就计划要做的,而更重要的另一面是带起了很多地区的发展。我不同意弗里德曼,认为政府不要参与市场可做的事项。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解释过了:只要有清楚的权利界定,在某些局限下政府的操作可比市场有较低的交易费用,因而有更好的成果。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没有市场价格的指引,计算准确的回报很困难,何况利益团体的参与是近于无可避免的。
(七)从凯恩斯学说引申出来的争议,西方的经济学者得到一个肯定的结论:要振兴经济,政府花钱远不及减税那么有明确的效果。所以我认为如果经济明显地恶化,不妨全国免税一年,或选择性地对中小型企业免税一年。
回头说新冠病毒,我要在这里肯定中国的处理。当这病毒出现后不久我这样说时,一些朋友以为我发神经。但今天他们见到人口只中国四分之一的美国,这病毒祸及的人数却比中国高出十多倍,就认为我有先见之明。我是个学者,可以不说,可能说错,但不能说自己不相信的话。
不久前,九十六岁的政治外交大师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1923- )撰文说,新冠病毒的出现与全球性的普及,将会改变世界的秩序。我同意这观点,但不知道这秩序会改变成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