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为争取婚姻的自由，她决定从大山出逃

来碗泪流满面

因一场意外，母亲脸上留下一道相伴终生的疤痕。这改变了她的性格，她开始留圆寸、穿男装、热衷打架，拼命淡化自己身上的女性特征，18岁，为争取婚姻的自由，她决定从大山出逃，奔向自己的美丽人生。

故事时间：1976-2019年

故事地点：恩施、中山

我的妈妈不漂亮。塌鼻梁、薄嘴唇，淡赭石色的疤痕不均匀地爬满了她的脸，一条蜈蚣似的伤疤将她的左眼扯成三角形。 她常年留圆寸、穿男装，我们走在一起，路边那些陌生的眼睛里写满怜悯和嫌弃。

她才不会因为这些哭哭唧唧，见人就说笑，哪怕她不喜欢对方。 别人有困难，她能帮就帮一把。 小时候村里放集体电影，她最爱看霍元甲、黄飞鸿，想成为侠女。 她在左手上文了一把剑，觉得帅气。 家里的洗漱台上从来没有胭脂水粉，只有几块钱一瓶的雅霜。

她把我也当男孩养，送我去武校习武。 我读小学三年级，偷偷涂指甲油，她发现后，没完没了地骂我。 我上了大学，学会了化妆。 2017年春节，我当着她的面涂粉底，她却笑得开心： “你这才像女孩样儿嘛，女孩就是应该把自己收拾干净，好好学学怎么打扮自己。 ” 我反问她： “嘁，那你怎么除了喝酒就是抽烟，从来只穿男人衣服？ ” 她一下子紧张了，“大人是大人，小孩是小孩。 我……我不喜欢这些花里胡哨的。 ”我才隐约意识到，她扮成男人的样子，是怕脸上的疤过分突兀。

她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小学时，男生都喊她“疤子脸”，弄烦了她，她冲过去把男生按在地上打。 常常有家长找上门来，惹得外公也不喜欢这个女儿，“她简直是个扫把星。 ”

妈妈有两个姐姐和两个哥哥，1976年，她出生在湖北恩施的贫困山区。 那里的冬天很冷，得用铁盆烧木柴取暖。 6岁的大姨抱着还是婴儿的妈妈，坐在火盆前，没抱稳，妈妈掉进火盆里，正好烧着了脸。 正在劈柴的外婆听到哭声，跑进房间，心疼地抱起妈妈，大姨也不知所措地哭了起来。 方圆几十里没有医院，当地人生病基本靠熬。 外婆用浸了凉水的毛巾盖住妈妈的脸，又按土方子切了生姜片涂抹，命保住了，疤痕却要跟妈妈一辈子。

外公觉得女孩用不着读太多书，妈妈念完小学就帮着家里干农活，劈柴、翻土，利索得很。 村里孩子的生活轨迹都差不多，男孩成年后去沿海城市打工，女孩过了15岁就结婚生子。 大人们以为嫁了闺女就能过上好日子，仿佛婚姻是扶贫办。 给妈妈说媒的人也有，她都不同意。

18岁那年，媒婆给她介绍了一个瘦弱的男人，鼻子上架着厚重的眼镜，说话很斯文。 外公外婆着急，替她应了这门婚事，收下了聘礼，一块还算精致的手表。 妈妈不喜欢这样的男人，当着媒婆的面，站在屋门口的洋槐树跟前啐了几口唾沫，心里作了逃跑的打算。 她想出去赚钱。

她写信给远在湖南衡阳的大姨婆，拜托大姨婆安排了一份工厂的工作。 又偷拿了手表，去镇上的当铺换了70块钱。 一天夜里，趁着家人熟睡，她打包好衣物，带着几个油饼出发了。 逃离大山的路，她走了三天，激动的心情却丝毫未减。

1995年春节前夕，妈妈从衡阳回恩施老家过年，那时候交通不便利，得转好几趟车，再走几天山路。 妈妈赶到县里，已是傍晚，她拿着地图，闯进一家饭馆，扯着嗓门问路。 埋头吃饭的工人来了兴致，你一言我一语，妈妈反倒一头雾水。

体型魁梧的工头邀请她： “你跟我们挤一趟车吧，这车是我兄弟的，9块钱一人。 ”妈妈没接话，笑了笑转身离开了。 工人们吃完饭，带着醉意塞进门口的面包车。 有人发现妈妈还杵在路边，她红着脸，支吾半天才承认没钱回家。 工头好心，替她出了路费，让她上车。

到了镇上，工头邀请工人和妈妈留下来过年。 正月初三，他给妈妈拿了一些钱，送她去汽车站。 可那趟车好久都不来，妈妈眉头一皱，干脆不等了。 其实妈妈根本不愿意回到山里，她无意听到工头说，年后广东的砖厂有个新项目，想跟着去打工。

到了砖厂，妈妈被安排去切割砖块，一不留神被切割机伤到手，缝了好几针，又是工头替她垫的钱。 工头说： “你这手也没办法干活，你跟我在一起，我养你。 ”工头勤快、爱帮助别人，偶尔穿西服还挺体面，妈妈早已芳心暗许。

19岁的妈妈嫁给了28岁的工头，一年后有了我。 到了我该上幼儿园的年纪，爸爸带着我们回老家，说要建一个属于我们一家三口的房子。 可预算超支，他们商量好，爸爸再去广州打工挣些钱，妈妈带着我和奶奶住一起。

图 | 奶奶家的房子

爸爸虽然按时汇钱，但每次给的都不多。我和妈妈吃不起米饭，顿顿都是土豆。妈妈勤快，村里有谁家里需要帮手，她就去地里学着干活。她向村里申请了土地，自己种上了玉米，还借了奶奶的猪圈养猪。

我上了小学，爸爸从外地回来了，我们搬进了新建的房子，妈妈用卖玉米攒下的钱，买了一个彩屏电视。 可没住多久，爸爸又带着我们去县里租房子，说是为了我去更好的学校念书。 好几次我问妈妈什么时候能回去，她沉默许久。 “你爸是个赌鬼，等你长大了，不要把钱给他。 ”

直到我上初中，妈妈这样说时，我还以为她在说气话。 儿时记忆里，爸爸的样子很模糊。 他每天凌晨5点出门做搬运工，很晚才灰头土脸地回来，带了好吃的就把我叫醒。在我心里，他是个好父亲。 我回了房间，爸妈就压低声音争吵。 我隐约能听到“狐朋狗友”、“欠钱”这样的字眼，却没有在意。 我跑去问爸爸，“爸爸不是那种人，你别听你妈瞎说。 ”我相信了他。

2012年的一个周末，爸爸跟车去隔壁县搬水泥，隔夜才回家。 我平时住校，难得在家，妈妈给我做了特制的拌面，吃的正香，几个陌生男人闯开了家门。 “你是孙强的老婆么？ ”一个50岁出头的壮汉倚门口，面露不善。 “你们有什么事？ 他去外地干活了，有啥事等他回来再说吧。 ”

妈妈走过去，想拦住这群人，紧张地捏紧双手。 “他欠我们点钱，我们找不到他。 ”壮汉探着身子往屋里扫了一眼，“我看你家电视不错，我们先搬走。 ”

“谁欠你钱你找谁，这电视机我买的，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 ”妈妈吼道，想把门带上，另一个中年男人用腿抵住了门。 “嗬，你这人不仅长得丑，脾气也差，果然跟孙胖子是绝配。 今天我还一定得搬了，我不仅搬电视，我连你们沙发、床头柜、茶几都搬了。 ”

妈妈在门内侧站着，喊我拿来菜刀，“今天谁敢踏进来半步，我就捅谁。 ”说罢往木门上砸了一刀。 他们见妈妈要动真格，悻悻离开。 妈妈还站在原地，咬牙切齿。

这时候我才明白，爸爸的确在赌博，那个没住多久的房子，是为了抵债才卖了出去。 我不知道爸爸到底欠了多少钱，但是有人曾告诉妈妈，“你还是管管你家胖子，那天晚上他输了一辆小轿车的钱，我都舍不得这么玩。 ”

“随他吧，我无所谓。 ”爸爸从来不承认自己的过错，妈妈早已心灰意冷。 爸爸做搬运，工钱可以日结，一天能挣五六百。 他领了钱就去打牌，我的学费从没按时交过。 高二，我念了美术班，集训费要三万。 他告诉我，“你有梦想是好事，我不管是砸锅卖铁还是乞讨都支持你。 ” 爸爸穿着沾满水泥灰的破烂外套，站在校长办公室，讨好地笑着，求校长分期补交。 那一刻，我既心疼又难过，打心底承认他是个好父亲。 可回家后，他又开始混迹于各个麻将馆，把学费忘得一干二净。

家里借过钱的亲戚，已经不愿意再向这个无底洞里伸手了。 我找妈妈哭，她联系了西安的一个工厂，决定去替我挣学费。 妈妈没什么文化，洗车、喷漆、做模具，她都能干。 头几年在豆腐厂工作，老板说厂里的豆花、豆浆对员工免费。

她为了省钱，每天把甜豆浆当水喝。 她喜欢抽烟、喝酒，不注意控制饮食，后来，被检查出患上糖尿病。 她到了西安没多久，酮症酸中毒被送进了医院抢救。 我在学校知道这件事时，她已经昏迷了好几天。 我在电话里质问爸爸： “你难道不过去吗？ ”他却说： “你集训的钱不能动，医院会管她的，给她接回来病情严重了，咱们花不起那个钱。 ” 指望不上爸爸，我自己去了西安。 赶到医院时，妈妈刚清醒过来，她坐在病床边，直愣愣地看着前方。

见我来了，眼泪不停往下掉。 她抱着我哭，“还好有你啊。 ”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她软弱的样子。 2015年，我考上了东北的一所大学，妈妈也决定离开这个家。 我让她和我一起去东北，“那边冬天太冷了，我这种干体力活的会很吃亏。 ”她想去一个暖和的地方，再也不回去了。

妈妈的新家，在中山三乡镇一条破烂不堪的胡同里。 她住在4楼的一个小房间里，月租100块。 我们常常视频，她的身后是到处乱扔的衣服和碗筷。 上了大学，我利用课余时间打工，很少回家。 2017年冬天的寒假，我决定过去陪她。

走进那条闭塞昏暗的胡同，空气里夹杂着鱼腥和鸡禽的臭味，那栋楼里住的大都是外乡的农村人，他们在附近的工业园打工。 为了让我住得舒服，妈妈提前把屋子打扫得很干净，可屋里的空气还是不如走廊流通。

我逼她换到对门稍微大点儿的屋子，房租涨到300，她心疼了很久。 那两个月里，妈妈一直在换工作。 我陪她去过一次工业园，她挨家询问，还招不招人。 一个40岁出头的男人站在钢厂门口，扫了她一眼，半天挤出来两个字： “还招。 ”她早就习惯了这种眼神，高兴地跟着对方进了厂里。

她每天早上6点出门，至少在工厂待12个小时。 工厂里的小领导脾气差，总欺负新人，她看不下去，本来自己就是个不受待见的外地人，还替人家打抱不平，丢了工作。 刚换了新工作，身体又撑不住了。 她仍然天天喝酒、吸烟。 正常人空腹血糖最高才6.1毫摩尔/升，她长年27-29。

为了省钱，她买最便宜的胰岛素，一天只打一次，针管上的一次性针头也舍不得换。 那段时间，她头疼得起不来床，工厂打来电话，让她别去了。 反复如此，这几年，她基本存不到钱。 找不到工厂的活，她就领一些手工零活回家。 没钱的时候，她买一颗大白菜，分几次来炒，再油炸茶叶掺一锅水，当成汤来喝。

实在过不下去了，才找我借一两百。 爸爸打电话给她，从来没有打通过，只能向我抱怨，“她赚不到钱就回来嘛。 ”我也劝她回去，但一提到爸爸，她就来气，“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和他生活在一起。 ”我只好由着她去。

今年6月，妈妈的病越来越严重了，身上各处生暗紫色的溃疡。 我和她视频聊天，见她整张脸都肿着，额头上长了两个流脓的包。 她和我开玩笑： “头上长包，真是坏透顶了。 ”我歇斯底里地吼她，让她回家，她照样任性地转移话题。 我刚毕业，工作是自由插画师，刚起步，一个月只能挣2000多。 我除了日常开销，还大学朋友借的学费，只能偶尔给妈妈打一点钱。

后来，我找到一个理由哄她： “明年我带男朋友回家过年，你回家收拾下家里吧。 ” 赌鬼爸爸从来不做家务。 厨房里积满了灰尘，水池里的锅碗存了4年，食物残渣已腐烂成黑色。 床单没有更换，积满了皮屑。 满屋子都是脏衣服，还藏着几个高血压药瓶子。

“我总不能带我男朋友回一个垃圾场吧？ ”妈妈这才犹豫地答应了： “那好吧，但也能过年前回去。 ” 我以为，我们一家人终于能一起过年了。

8月16日，我和男朋友打算早睡，周六去爬山。 大姨给我打了5个电话，我才接起来。 “你最近跟你妈联系没有啊？ ” 我没有听出大姨声音的异样，“在联系啊，怎么了？ ”

“你大舅说你妈已经死了嘞。 ” 脑袋里只剩下“嗡”的声音。

我又接到爸爸的电话，他反复问我是不是真的，我没有回答。 之后两天，我一直在打手游。 家里催我回去，我挂了电话，继续打游戏。 我想起妈妈刚到中山几个月，外公病逝，她说没钱回去。

2017年的寒假，我在她手机里看到了一个单独的相册，里面只有一张外公的照片，是我发给她的，她特意调成了黑白色。 我们都不愿意回去面对现实。 爸爸去当地派出所接妈妈回家，我还是极不情愿地买了18号晚上七点多的火车票。

第三天，我刚到恩施，爸爸打来电话： “你赶紧来中山，法医要验你的血，要证明你妈是你妈。 ” 这句话让我更加烦躁。 我转机到中山，爸爸骑着妈妈生前的破电动车，带我去派出所。 很久没见他了，他的大肚子消了一些，眼眶是红的。 一会儿走神，一会儿笑： “看看我姑娘长成啥样了？ ”

派出所里闷热得让人无法呼吸。 汗水浸湿了爸爸的廉价短袖，蓝色的塑料拖鞋上积满了灰尘，常年搬水泥，他的脚上都是水泥壳子和伤疤。 他像当年在校长办公室一样，低声下气地询问面前的年轻警察，对方头也不抬。 我被领到一个密闭的房间里，采集了手指信息，拍了照片。

直到9月12日，警察同意签字火化，妈妈才被带回了家。 我原以为，爸爸对妈妈一点感情都没有，会放弃认领。 为了这件事，他难得一个月没有碰麻将桌。 我没有见到妈妈最后的样子，她去世前的情况，我只能从别人的言语中拼凑。

8月16日，妈妈的邻居闻到了腐烂的臭味，报了警。 好几家人都搬走了，那些漂泊在外的人，离开了原本就不像家的胡同。 爸爸去过她的房间收拾遗物。 被窝里爬满了蛆虫，他说从来没有闻过这么臭的味道。 桌上有几瓶止痛药、用过的针管和几张门诊输液单，日期是近两个月。

电饭锅里的米饭已经发硬，旁边放着大大小小的塑料袋，装着薏米、红豆、八宝粥。 这些粗粮，是我前不久让她买的。 她还用玻璃罐泡了药酒，她说能治糖尿病。

图 | 母亲的输液单 法医推断她的死亡时间是8月11日。

那天上午，她给爸爸打了电话，语气温和，她第一次开口向爸爸要钱，“孙胖子，你给我打点钱，我买药啊。 那个家里的外债你以后得还啊，行吗？ ”

爸爸借机劝她回家，她说： “等我的包好了，再回去。 ” 爸爸给我转了800元，让我转到妈妈的银行卡。 “你妈同意回来了。 ”“你们俩又可以吵架了。 ”爸爸憨憨地笑，说要给家里安WiFi，因为妈妈喜欢上网。 我给妈妈转账后，发QQ消息给她，她没有回复。

那段时间，她总是回复得不积极，也不愿意和我视频。 我以为她在玩游戏，没有放在心上。 我没有察觉到一丝不对劲，半个月前，她还在关心我养的小猫。 她的最后一个电话打给了大舅。 大舅劝她回家，她说： “大哥，我这包迟迟不好，我闺女带她男朋友回去，我怕给她丢人。 ” 她之前答应过我，熬不住了要给我打电话。 她一定是打算下一个打给我，可是在收到转账之前，手机欠费停机了。 我应该打给她的。

追悼会定在9月15日。 酒席上，农妇们在喜笑颜开地话家常。 我拿着一个白色的棍子，跪在灵柩旁，迎接前来悼念的小辈。 妈妈才43岁，只有几个面生的小孩过来拜她。 妈妈的娘家人来了，泣不成声，我才敢承认，妈妈真的走了。 从出生到死，她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从来无足轻重。但她一直倔强，想证明自己活过。

妈妈没有一张像样的照片，遗照是扫描身份证来的，一堆马赛克，看不清她脸上的疤。

＊文中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