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案精神损害赔偿，就该敢破“天花板”

来碗泪流满面

在刘忠林案以逾197万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创下国内冤假错案精神损害赔偿最高纪录后，金哲宏案又抬高了这项赔偿的“天花板”——9月6日上午，金哲宏前往吉林省高院领取了国家赔偿决定书，他共计获得国家赔偿468万元，属同类案件中的国赔最高金额；精神损害抚慰金逾200万元，同样“刷新”了精神损害赔偿纪录。

国内冤假错案精神损害赔偿首次破200万，引发了广泛关注和海量解读，不少人将其视作标志性节点：针对冤案受害者的精神损害赔偿，如今已呈“节节高”之势，以至于频频突破“原则”。200万级数额的确系首次，也必然进一步抬高精神损害赔偿的上限。

身陷冤狱对蒙冤者而言，不仅意味着失去人身自由，还导致社会化生活节奏被打断、名誉被毁、心理受创，和不可逆的精神伤害。可在早些年，精神损害赔偿这块却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申请条件颇为严苛，赔偿金额跟人身权益遭受侵害的精神痛苦程度也难匹配。而作为“大头”的人身自由赔偿，往往也覆盖不了受害者的全部损失。这显然不合理：虽然说“尊严无价”，钱难以弥补受害者所受创伤，但“无法计量说”理应让位于“补偿功能论”，金钱赔偿理应是精神法益损害多阶位里的一种。

十八大以来，制度性纠错已成司法常态，而精神损害赔偿偏低的问题也得到关注。相较于2010年修订的《国家赔偿法》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赔偿范围，但适用面被限定为“受侵害而有严重后果”、无明确赔偿标准，2014年的最高法相关司法解释中做出了更明晰的规定，明确具体数额“原则上不超过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35%”。

而从司法实践看，这些年来，冤案精神损害赔偿经历了“无—有—多”的过程：据媒体统计，已有逾30个冤假错案当事人的国家赔偿数额，当事人获得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占比超过35%。越来越多的法院利用“原则”外的自由裁量空间，打破既有的赔偿标准，释放出更温厚的司法善意。而现在距离浙江叔侄冤案“历史性”地获得45万精神损害赔偿，也才过去了近6年。

精神损害赔偿的“水位”不断提高，的确熨帖人心，但不存在“过高”一说。要知道，无论是金哲宏还是刘忠林，获得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看起来挺高，但二人都被关了20多年，都失去了人生中最宝贵的光阴，也都被冤狱豁开了各种变故的口子。

拿金哲宏来说，坐了23年牢外，他还有着3次一审、2次发回重审、4次被判处死缓的“惊魂”经历，还经受了严重的身心伤害——他被支气管炎、颈动脉硬化、视网膜病变、眼底动脉硬化、高血压3级、2型糖尿病、肾病、胃病、脑梗死、肺部严重钙化等疾病缠身，而腰椎、颈椎多处错位椎管狭窄，鼻梁骨外伤所致塌陷，双腿因外伤所致造成闭合性创伤也让他变得残疾。对他而言，赔偿也只能是事后性补偿，而无法挽回所有原本拥有的东西。

对于刘忠林、金哲宏们，再多赔偿都不算“多”。特别是精神损害赔偿，就该敢于打破“天花板”，甚至用补偿性、惩罚性赔偿去“对价”补偿。“正义本不该缺席，也不该迟到”，而迟到过后，补偿就该跟上——不只是要“有”，更要“够”。

值得一说的是，就在前几天，媒体曝出，重获自由16个月的刘忠林，如今“赔偿花掉近一半，正在打离婚官司”。这也是很多冤案当事人获赔偿后遭际的缩影：无论是出狱后做过啤酒销售、开过饭馆也被朋友骗过，却跟不上社会的佘祥林，还是因乱投资和误入传销陷阱而迅速花光赔偿款的赵作海，抑或是父母去世、养女远离，成孤家寡人的王本余，狱后生活都是“乱码”的，“入狱-封闭-出狱-脱节”的链条仍是他们身上的镣铐。

所以，精神损害多阶位赔偿里还应有更多的人文关怀：善后赔偿，确实是对冤案当事人的慰藉，但对他们还应有立体化救济。这种妥善救济，不只是短促的专业心理辅导、医治，抑或指导其再就业，还包括存档基础上的重点关照、“跟踪式服务”，帮助他们在“社会化加速”中，恢复生活信心。这也是广义补偿。

说到底，对冤案当事人的赔偿跟关怀就该来得更有力些，精神损害赔偿也该敢于突破“天花板”。这也是倒逼司法系统规范办案的重要方式——本质上，只有尽力避免制造冤案，才是最好的“减少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