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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的一半︱日本恢复商业捕鲸,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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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7-14 09:50:4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18年12月,日本政府宣布将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简称IWC),重启商业捕鲸。2019年7月5日,日本捕鲸船在其海洋专属经济区内上岸了第一批商业捕捞渔获——2只小须鲸。尽管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日本已经遭到了全球范围内的反对声浪,并被《经济学人》报出有远超国内需求的冷冻鲸肉和鲸肉制品囤积在日本国内的冷库和超市冷柜中无人问津,甚至刻意流向学校或养老院食堂等“缺少话语权”的消费群体。


2012年9月,印度洋中的一只正在水面换气的小须鲸。这只小须鲸将继续洄游数月,直到抵达南极洲。 Paul Hilton / Greenpeace 图


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尽管作为IWC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简称CITES)等国际机构的成员国,日本一直因其对鲸豚类动物保护措施的保留、回避甚至挑战的态度而饱受诟病。与此同时,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保护的情势愈发紧迫。日本重启商业捕鲸可能带来的影响将是更加广泛和深远的。

影响一:严重损害日本国内鲸类种群,产生其他社会和文化影响

重启商业捕鲸,对日本真的是一个有利的选择么?其实不然。除了损害日本的国际形象和国家信用,重启商业捕鲸还将对日本的近海生态环境改善、国内产业结构转型、以及社会文化发展产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首先,由于退出IWC,日本的商业捕鲸船队不再享有其框架内的“科研捕鲸豁免”,而需要按照现有国际法律规定,只在其近海和专属经济区内进行捕鲸作业。根据鲸豚类保护协会(Whales and Dolphines Conservation Society 简称WDCS)的数据统计,缺乏监管的捕鲸业已经使包括极危物种蓝鲸和北大西洋逆戟鲸在内的若干物种的种群规模下降了超过95%,其中日本北部海域的鲸类种群状况比南极地区还要更脆弱。因此,未来这种更集中性的商业捕捞,将会对日本附近本就脆弱、濒临崩溃的鲸类种群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而本地鲸类种群一旦遭到打击,又将进一步影响渔业、以及基于渔业的其他产业、经济、文化等社会系统的功能。

在过去几年,日本不断向IWC施压要求恢复商业捕鲸,其中一个理由是“国内边缘社群的经济福祉”,并为这一充满争议的“夕阳产业”提供了大量的国家补贴。重启商业捕鲸并投入国家补贴,或许的确会满足捕鲸行业从业者的利益,但对于海洋生态和捕捞产业的可持续并无益处。退出IWC意味着日本会更多地按照CITES的规定监管自己的捕捞行为——然而从过去的经验看起来,日本从未严格遵守过CITES下所有关于鲸豚类的条款;而随着日本捕鲸业实质上的“国有化”,在巨额国家补贴和高度工业化的捕捞设施的双重压力下,鲸类的命运令人深感忧虑。对相应捕捞行为的监管将会更多地在CITES框架下进行。


日本试图推翻IWC捕鲸禁令的另一个理由是维护“沿海居民的文化传统”。然而,早有人类学家以美国印第安玛卡部落为观察对象,记录了他们的传统生计捕鲸和文化是如何随着鲸类种群的减少而消亡的。类似的,日本政府大力补贴的商业捕鲸,实质上会使沿海那些实际上有小规模捕鲸活动的城镇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

与商业捕鲸行业无法抗衡的竞争力、日本海面临更大生存压力的鲸类种群,以及玛卡部落捕鲸文化消亡的历史 —— 这些后果最终都会由日本靠海谋生的底层民众来承担,更与日本多年来在与IWC的拉锯中提出的理由和借口背道而驰。

影响二:威胁鲸类保护的成效

从17世纪到20世纪,借助蒸汽和柴油动力的应用,商业捕鲸的范围也从最初的“只在人类所能到达的海域”扩展到包括南极在内的几乎所有海域;捕鲸枪的使用更是给鲸类带来了致命一击,包括蓝鲸和北大西洋露脊鲸等众多鲸豚类物种,都在这几百年内迅速被商业捕捞推向了灭绝的边缘。国际捕鲸统计局 (BIWS)和IWC的统计数据显示,鲸类的捕获数量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急剧下降,这直接反应了鲸类种群在商业捕猎压力下的极速衰退。

与此同时,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商业捕鲸的目标物种从体积巨大的蓝鲸和座头鲸转向体积较小的小须鲸,同种类的鲸也呈现出体型越来越小、数量越来越少的趋势

正是基于上述状况,1946年,IWC成立并开始规范捕鲸活动的工作,在后期又发展出更多关于鲸类保护的职能,并于1986年正式禁止了缔约国的商业捕鲸行为。虽然强制性和监控力度有限,但IWC管控措施的推广,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商业捕鲸对鲸豚类生物及其所连接的生物链、其所依存和支撑的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和压力,促进了其在挣扎中缓慢恢复。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2018最新的物种红色名录,显示出几十年来的鲸类保护工作终于初见成效:比如,一直被列为“濒危”的长须鲸被更新为“易危”,“极度濒危”的西部灰鲸被更新为“濒危”。

但是,这样的成果仍然是非常脆弱的。一旦商业捕捞船队重新出海且摆脱监管,并且引来其他国家效仿,那么国际社会数十年间在国际协作、产业优化和自然保育等多方面的努力很有可能付诸东流。

为什么要保护鲸?

多年以来,国际社会对于鲸类保护的关注点似乎总是围绕在商业捕鲸的争议和与之有关的国家间角力上,“为什么要保护鲸”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反而变成了这场讨论里的配角。但我们绝对有必要拨开这些争议,重新梳理为什么要保护这些海中巨兽,以及保护它们对于海洋和人类自身又意味着什么。

首先,作为海洋中的顶级哺乳动物,鲸类对于维护海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有着重要作用。它们巨大的身躯不仅维系了海洋生物间食物链的平衡,还通过运动、食物代谢、遗骸分解和排泄来促进海洋中养分的流动和循环;同时,健康的鲸类种群可以增加海洋固碳,对于应对气候变化有显著的缓冲和支撑作用。

其次,鲸类在海洋生物链中的位置,直接联结着从浮游生物、磷虾到大型软骨鱼类、海洋哺乳动物甚至包括北极熊在内的大型陆地捕食者。鲸类种群的崩溃所引起的连锁反应,极有可能将相关濒危保护物种推向灭绝的边缘,同时引起一系列渔业捕捞目标物种的种群波动,从而影响更多人的生计、食物和工业原料来源。例如,美加两国的一项联合科研显示,1950至2000年间,随着大型鲸类生物量的减少,阿拉斯加湾-白令海峡区域的海洋哺乳动物(多种海狮海豹)种群规模,呈现显著的协同缩小趋势,变动幅度高达近90%。

除了在环境和生态保护意义上的重要性之外,鲸类本身就是一种充满智慧的生物。鲸类具备复杂的大脑和神经结构,这种生理结构赋予它们高度的自我认知、情感和智慧,形成了高度联结的社群、亲子关系以及鲸群文化。

正是由于这些特质,导致鲸类在遭到捕杀时会更倾向于挣扎和逃逸,这意味着在那些有确切数量的鲸渔获背后,还有成倍数增加的同类在捕猎过程中受伤,而这种创伤不仅会导致部分受伤的鲸在痛苦中早亡,也有可能降低整个种群的繁殖率。再加上鲸类本身具有相对漫长的生命周期、极低的繁殖效率和全球性的迁徙活动范围,也就从根本上导致了其种群一旦受到打击,就很难恢复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所提出的对于鲸豚类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和“准确高效人道的捕猎”,都是站不住脚的。

鲸类保护“开倒车”,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毫无疑问,此次日本的“退群”行为给了致力于推动全球海洋和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人们重重一击,但这恰恰是全球海洋保护复杂性和多面性的再一次展现。

长期以来,全球海洋治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主要依靠一系列相互关联、互为体系的国际条约保护主体和机制,这套机制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政治、经济、资源状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缓慢更新和变动,以力求达到尽可能平衡和有效的保护。

在经历了“开倒车”以后,对鲸类保护工作来说,2020年或许是一个新的转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从2018年起,联合国关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BBNJ)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终于进入政府间会议阶段,并预期于2020年制定出《公海生物多样性协定》。这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将构建健全的框架,使得在公海上设立并管理大规模的海洋保护区成为可能。

如果这份文书顺利出台,在可期的未来,将推动更大面积的海域、尤其是一直缺乏有效保护的公海海域被设立为海洋保护区,这无疑能够为在全球海洋大范围洄游的鲸类提供更好的庇护。

当然,与包括IWC在内的各类海洋保护体系一样,这份文书的达成,取决于各国是否愿意展示坚定的意愿、富有魄力的决策和行动力,以及是否具有为了人类共同利益而作出妥协的肚量。毕竟,保护海洋、保障鲸豚类生物的繁衍生息,与某个国家或地区的资产无关,而与人类的责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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