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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冬，47岁的上海人韩琨，摊上了官司。 当时，他是上海橡胶制品研究所的一名助理工程师。 状告他的，正是他的工作单位。 起诉是原因，是韩琨在本职工作之外，为钱桥橡胶塑料厂试制成功了一款橡胶密封圈，促成了该厂与上海微型轴承厂之间的一笔生意。在这个过程中，韩琨被指“私自在橡胶制品研究所内用本单位的资料、原料及设备仪器进行配方、打料、硫化测试等活动”，并从钱桥橡胶塑料厂获取“非法所得3400余元”。 简言之就是：韩在本职工作之外，又利用业余时间做了一份兼职，且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收入。 检方认为韩琨触犯了“收受贿赂罪”。在递交给法院的《起诉书》中如此写道： “被告韩琨为谋私利，背着领导，利用职务之便。为社办企业仿制国外产品，收受贿赂。其行为危害了科研秩序和败坏了国家工作人员的信誉。触犯了我国刑法第185条之规定，已构成了收受贿赂罪。……鉴于被告在案发后，能积极退赃。请酌情惩处。” 在摊上官司之前，韩琨已被单位下放车间改造。 聘请韩琨的钱桥橡胶塑料厂，并不认为他们提供给韩的报酬属于贿赂。 在该厂厂长刘正贤看来，那是韩应得的奖励。韩琨受聘该厂后，“至被审查前的两年时间里，不管春夏秋冬，风霜雨雪，他牺牲了八小时以外几乎所有的休息时间，连大年初一也不例外”，帮助工厂试制成功了“sw微型密封圈”，填补了市场空白，使得订单接踵而来。故此，以其家属的名义，每月给他发一份津贴，并经过公司讨论、交镇班子集体研究同意后（钱桥厂当时属于乡镇企业），给韩及其他科研人员一次性奖励3300元。 刘正贤还说： “韩琨……担任钱桥橡胶厂业余工程师之后，呕心沥血为企业作了那么大贡献，工厂救活了，发展了，他却要为我们遭牢狱之灾。我们不管谁管？……一定要为韩琨讨个公道。”（《追忆“韩琨事件”》） 归根结底，这个案子的症结在于：人究竟可不可以有第二职业？可不可以在本职工作之外，利用业余时间再去兼职干一份活、领一份报酬？ 厂方坚持“要为韩琨讨个公道”，并不仅仅是为了韩琨个人。刘正贤坦言：“当时在钱桥，退休的、兼职的工程技术人员有八十多位。韩琨如此，其他人又会怎样？再有当时钱桥乡镇工业不仅在县内，在市郊也颇有影响，如果韩琨坐班房，对我们的影响又如何？” 区检察院派人来厂里做了“几小时取证工作”后不久，又有韩琨被“抄家”的消息传来。厂方焦虑不安，集体去上海探望了韩琨，安慰他“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的津贴照样每月送来，家里有厂驻沪办的同志照顾，等你出来之后，就到钱桥橡胶厂工作，请不要有什么顾虑”。 不过，韩琨并没有被判坐牢，只是由所属单位“隔离审查”。 转机出现在法院。案件的主办法官杜经奉，在对案情做了调查之后认为，“检察院指控韩琨的罪名是受贿，可大量事实所反映的又似乎构不成受贿的要件”。基于这种判断，区法院向区检察院发出了一份《退回补充侦查函稿》。 20多天后，区检察院送来了第二份起诉书，内容上没有大的变化，还增入了韩琨所在单位的提供的“旁证材料”，该材料认为，“韩琨背着组织，盗用我所名义，对外进行活动，谋取非法收入，必须按法律予以制裁。” 1982年3月12日，由杜经奉执笔，长宁区法院依据调查所获资料，出具了一份近四千字的《关于韩琨受贿案的案情报告》。报告认为： “韩琨是在职职工，在外单位收受高额的‘奖金’是错误的，但也不能认定韩琨已经构成收受贿赂罪。……他使用的是自己的技术知识，花费了脑力、体力，付出了实际劳动，这些都与他的本职无关，因此不能说他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了财物。即使韩琨收受了非法的财物，由于他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也不能认定他犯有收受贿赂罪。……我们认为韩琨背着组织利用所方的原料、设备、工时进行配料、打料、压试，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据所方计算，经济损失为397.08元。但从其行为的后果来衡量，并没有给国家、社会、人民造成危害，我国刑法认为行为人的行为后果如果没有造成社会危害，就不能认定为犯罪。” 区检察院收到该《案情报告》后，先是在4月中旬选择“撤诉”，后又在4月下旬将“撤诉”变更为“从宽处理，免于起诉”，仍认定他“构成受贿罪”。韩琨自我安慰，“免予起诉就免予起诉吧，这总比判刑坐牢好”。 与“免予起诉”相伴的，是单位的下放车间、停发奖金、终止职级晋升，接受内部审查。 事情再次出现转机，是《光明日报》的记者谢军获悉此事后，写了一篇题为《救活工厂有功，接受报酬无罪》的报道。这篇文章，刊发在1982年12月23日的《光明日报》头版头条。  图：《光明日报》头版头条为韩琨鸣不平
10天之后，1983年1月4日，《光明日报》再次在显要位置，刊登了两篇为韩琨鸣不平的文章。一篇是徐盼秋（华东政法学院院长）所写的《要划清是非功过的界限》，一篇是郑学诚（韩琨的辩护律师）所写的《法律应保护有贡献的知识分子》。 徐认为，“除了工资合法收入之外，其余的收入一律是‘非法所得’”，这种逻辑是错误的；郑认为，韩琨无罪，他“付出了大量辛勤劳动，创造了社会财富之后，领取一笔与他所创造的价值相比显得并不算多的劳动报酬，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  图：《光明日报》再次刊文为韩琨鸣不平
这些报道，引发了社会的共鸣。许多人写信给《光明日报》，诉苦“多劳动为什么就不能多得”，要求“破除知识分子的单位所有制”，强调“单位职工”不等于“单位的私有财产”，八小时之外，有权利“走出厂门、所门”去别的地方工作……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光明日报》刊登了数十篇此类来稿，就“如何看待业余应聘接受报酬”这个问题，掀起了一场全国范围的讨论。  图：《光明日报》发起“业余应聘接受报酬”问题的讨论
1983年1月21日，中央政法委做出六条决定：1、韩琨的行为不构成犯罪；2、类似韩琨的人一律释放；3、公检法机关今后不再受理韩琨这类案子；…… 该年3月，韩琨终于被宣布无罪。大约同期，他辞去了原单位的工作，受聘于中国科技大学。 韩琨、钱桥橡胶塑料厂、长宁区法院与《光明日报》，在1983年，将“兼职”推离了禁区，推上了时代的C位。 在今天，任何一个人，只要不违背法律，不违背与用人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都可以在自己的工作之余，自由从事其他职业，获取正当收益。 这看似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来之不易。 | 
发表于 2019-5-18 10: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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