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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塚淳子一直在等一个人的电话。 1963年，16岁的她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了绝育手术。直到33年后，她才通过熟人得知手术是一个名叫长濑秀雄的医生做的。 淳子设法找到了长濑的号码，她拨了过去，把自己的姓名、做手术时的年龄以及被带到诊所的经过告诉了对方，说：“如果可以的话，希望能把我的人生还给我。” 可长濑不记得她了，只是在电话那头说：“我想起来就给你打电话。” 23年过去，长濑的电话仍然没有打来。 1 淳子出生在日本宫城县一个仅有50户人家的小村庄。村庄虽然靠近大海，却连一艘渔船都没有，神社的主祭司记得，人们称它为“贫穷村”。而淳子家几乎是50户中最贫穷的。 淳子家是低保户，父亲的身体很差，不能打长工，家中开销全靠母亲一个人扛。熬夜煮野菜，早起去临近的石卷市叫卖，中午返回后继续上山挖野菜......在这样的轮回中，她的眼睛逐渐坏掉了。 最绝望时，她曾背着淳子的妹妹跳入河中，试图一了百了。后来，是孩子们的哭声把她从死亡边缘拽了回来。 淳子家有六个孩子，三男三女，淳子是最年长的。从小她就明白，父母无力抚养这么多孩子，自己要帮忙分担，因此她时常请假，课业渐渐落后了。 义务教育的最后一年，她离开家乡，被父母送到了宫城县首府仙台市的小松岛学园。那是一所崭新的寄宿制福利学校，被当时的媒体称为“童话之国”。 可淳子并不喜欢那里。学园的女教官凶得很，不分青红皂白就骂人。淳子曾写信表达回家的意愿，父亲却在回信中说：“不要回来，回来就要花钱。” 一年后义务教育期满，父母为淳子在仙台市找了一份住家女佣的工作。 那是1961年，整个日本都笼罩在即将举办奥运会的兴奋与蓬勃中，成千上万被称为“金蛋”的年轻人奔向东京，似乎人人都前途光明。淳子也做着东京梦，可她别无选择，只能接受那份工作。 主人家有三个孩子，大女儿与淳子同岁，两人的生活却是天壤之别。一个总是穿着漂亮的洋裙，另一个却只能穿过时的日式劳作服。女主人心情不好时，会把劳作服从淳子身上扯下来。她还从不许淳子添饭，总说“再吃下去就太蠢了”。 在那里工作的两年间，淳子只出过一次门——新年主人们去神社参拜，命她跟着。 1962年的一个冬夜，淳子逃了出去。她已经煎熬了一年半，整日忍受凌辱，拿到的工资却连件换洗的衣服都买不起。她想要钱，想要自由。可她身上连一块钱都没有，根本逃不远，当晚就被带了回去。 半年后，改变命运的日子到了。女主人对她说：“我们要出门，穿好衣服。” 淳子很疑惑，不知道会被带去哪里。尽管如此，她还是换上了碎花裙子和红色塑料鞋——那是主人家送给她的全部东西。 她被带上了车。约20分钟后，车子经过了爱宕桥，在桥的另一头停了下来。 淳子看到附近的树林旁有一栋挂着“诊所”招牌的平房，吃过饭团后，她就被带了进去。令她惊讶的是，三年未见的父亲也在。 “难道是我生了什么病吗？”可她并没有发烧，也没有感受到任何肢体疼痛。 淳子的记忆在这里断掉了。 下一段记忆是自己在病床上醒来，准备下床喝水时被护士拦了下来。 “我们回家吧。”父亲说。他们登上往返仙台和石卷的火车，又转乘公交车回到了家。 饭塚淳子被绝育的“诊所”的老旧影像。（图片来源：早稻田纪事） 2 不久，难以忍受的剧痛向淳子袭来，仿佛重拳打在腹部，使她瘫倒在地、身体扭曲对折。这令她对诊所中那段空白的记忆起了疑心。 疼痛每月不断，淳子的疑惑也越来越深。某天，她偷听到并不和睦的父母久违的交谈，父亲说：“他们给她绝育了。” 淳子这才知道，经过那次手术，自己再也无法生孩子了。 然而，更多的谜团在手术30年后才逐渐解开。 在这期间，淳子屡次打电话给当年的女主人，试图问出自己被绝育的理由。她记录下了1993年至1997年间与女主人的部分通话： “为什么不让我生孩子呢？” “市政府来了两个人，我拜托他们说‘哪怕一个也好，让淳子生孩子吧’，他们说‘你又不是她的父母，为什么要反对？如果反对，我们就起诉你’。” 淳子想不通，她总是追问。一次，女主人说出了这番话：“在小松岛学园的孩子全部被强制绝育了。这不关我的事！” 淳子被绝育的54年后，有日本媒体找到了时年已97岁的女主人，她背部蜷曲、双眼无神，满头白发压在黑色的发箍下。她的长子说，她已经老年痴呆了。 “关于淳子的手术，你有没有从母亲那里听到过什么？” “好像是小松岛学园的人拜托母亲（女主人）说服她（淳子）去做那样的事。” 正如长子所说，小松岛学园并非普通的福利学校，而是专为“贯彻优生手术”设立的智障儿童收容所。 上世纪五十年代，淳子所在的宫城县成立了一家精神薄弱儿童福利协会。协会在成立之初就发起一项“爱的十万人运动”——呼吁县民捐款，“一人一百日元”。 介绍“爱的十万人运动”的报纸和书籍。（图片来源：早稻田纪事） 运动意向书一边诉说着对遗传性智障儿童的爱，一边寻求推进强制绝育手术的赞同：“这个手术是为了——在大家的爱意中，让智障儿童消失。” 最后，筹款中的641.2万日元被用以建设新的收容所。1960年4月，小松岛学园开学了。 淳子出现在第一批学生的入学仪式上。有不少孩子和她一样，智力正常却被送来。教师庄司宪夫在半个世纪后坦言：“小松岛学园的孩子们与其说是智力障碍，不如说是因家境贫寒而耽误了学业。” 自此，所谓的儿童福利协会“贯彻优生手术”的宗旨开始付诸实践。 淳子当年并未发觉，时常有福利事务所的职员出入小松岛学园——有教师表示，他们为推进优生手术而来。 她离开学校两年后，有福利所的人找到她做女佣的地方。他们一方面委托宫城县精神薄弱者更生咨询所给淳子做精神判定，另一方面要求监护人带淳子去咨询所。在给监护人的文件中，“家长”的名字被涂成黑色，关联其他文件分析，此处的“家长”并非淳子的亲生父母，而是其居住地的监护人。 因为这份文件，女主人在1963年1月11日带淳子去咨询所做了智力检查，检查结果为“精神薄弱者，轻度愚钝，有实施优生手术的必要”。 淳子的判定文书上写着有“有实施优生手术的必要”。（图片来源：早稻田纪事） 3 淳子同样怨恨着当年出现在“诊所“的另一个人——自己的父亲。 1997年秋天，她父亲的身体已非常虚弱，每两天就要做一次透析，淳子却对他说：“把实话都说出来再去死。” 11月14日，淳子收到一封来自父亲的信：“民生委员说咱们家领低保，淳子得不到良好的教育，不如送到小松岛学园吧。” “因为（手术时）情况紧急，匆忙之间就签字了。” 在信的末尾，父亲称想要详细讲述，但因身体不适，只能先写到这里。 三个月后，淳子的父亲病逝。线索又断了。 淳子的父亲写给她的信。（图片来源：札幌电视台） 四年后，55岁的淳子通过申请信息公开拿到了一份记录。父亲未能讲完的那些情况，逐渐浮出水面。 淳子进入小松岛学园之前的那个秋天，有个民生委员来家里了解她的情况，随后报告称，淳子和姨妈曾偷过附近农场的西瓜和山药。此后，每当村里有现金或其他物品丢失，人们都会怪到淳子头上。这使她变得偏执，时常怀疑邻居在谈论自己，继而对他们大声喊叫。 淳子说，这些都是谎言，“我们每年都种西瓜和山药，没有必要偷。” 她实在想不通，这个委员明明就住在附近，不会不了解真实情况，她为什么要撒谎？ 多年以后，日本媒体找到这个委员的亲属，他们说当年有很多生活困难的人来拜访委员，淳子的父亲便是其中之一。 当地儿童福利事务所的官员相信了委员的话。之后，福利所向宫城县中央儿童咨询所发送了一份名为“一个孩子的临时监护权”的文件，列出家庭困难的孩子名单里，就有淳子。 1960年2月3日，中央儿童咨询所向精神薄弱儿童福利协会报告了淳子进入小松岛学园的内部决定。 淳子后来才发现，整个宫城县已为强制绝育布下包围网—— “民生委员→福利事务所→宫城县中央儿童咨询所→宫城县精神薄弱儿福利协会→小松岛学园”的链条，官民一体，在四年间一步步把她推入绝育的深渊。 4 整个包围网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48年颁布的《优生保护法》。 二战结束前的很多年里，因为对劳动力和士兵的需求很大，日本禁止堕胎，对绝育手术和避孕也有严格的限制。当时有这样一句宣传口号：“生吧！繁殖吧！” 战后，粮食和房屋都很匮乏，婴儿潮却仍在流行。国家希望减少新生儿的数量，在“复兴日本种族”的意识形态下，便首先把目标定位在有精神疾病或智力障碍的群体上。 《优生保护法》的第一条写道：“防止有缺陷的后代诞生。” 实现方式是进行绝育手术，当然，它还有一个被美化后的名字——优生手术。 曾参与手术的医生冈田静雄回忆道：“他们说，没有生活能力的人，生孩子简直荒唐，所以每半年一次，请在医院的黑板写上手术对象的名字’，对我而言，则是在女性病房寻找手术对象，写上她们的名字。” 1949年1月，《优生保护法》生效一年后，厚生劳动省（注：日本主管医疗卫生、保险、福利、劳动的国家机关，以下简称“厚劳省”）下令医生提供患者的“家谱”，以更好地发掘手术对象。 “家谱”一经提交，审查委员会无需征得患者同意便可决定手术是否进行。九个月后，政府下发新的通知，允许医生在患者拒绝手术的情况下，以捆绑、麻醉或欺骗的方式强制执行。 在国家政府的压力下，地方开始竞赛，争着提升绝育手术的数量。北海道以2593人在47个都道府县中领跑。 札幌市的小岛喜久夫是这2593人中的一个，19岁时，他在一家精神病院被强制绝育。 “某天，巡警找到我家，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铐住我，将我带到医院。在一间单人病房，我被打了一针，护士说我有精神分裂症。” 半个世纪后，已经77岁的喜久夫对媒体说，自己并没有神经病。 后来，喜久夫被转入集体病房。病房里有十几人，有人酗酒、吸毒，也有人存在智力障碍。其中五人在同一批次被强制绝育，有人反抗后遭到了电击。 住院3个月后，护士对喜久夫说：“后天就轮到你了。”喜久夫回忆，那时自己已经“老实了，没有了抵抗的力气”。 北海道政府对自己的成绩津津乐道。1956年，有北海道官员向京都同僚寄信，吹嘘当地的手术数量已破千，信件还附上了北海道卫生局和优生手术审查委员会专门制作的16页纪念册，称手术数量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大大超过其他都道府县”。 北海道为优生手术突破千件而制作的16页纪念册。（图片来源：早稻田纪事） 京都在收到纪念册前就感受到压力。1955年1月，京都公共卫生局向各医院发函，感叹优生手术申请数量较少：“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作为参考，大阪的医院进行了200多例手术。” 两年后，新一轮压力又来了。厚劳省精神卫生科长向地方政府寄信强调：“各地区的数据极不平衡，这不是因为某些地区没有潜在的手术对象，而是宣传的水平和官员的努力还有增长空间。” 这封信附有一张1956年各地区优生手术实施数量表，上面所有数量比京都多的地区都被打上红色的勾。 在1956年各地区优生手术实施数量表上，数量比京都多的地区都被打上红色的勾。（图片来源：早稻田纪事） 5 在这种竞争氛围中，很少有人对绝育手术的正当性提出质疑，即便有，也会很快淹没在巨大的支持声中。 1978年11月29日，在本州岛西部的鸟取县，八名审查委员会成员讨论了一位“疑似精神疾病患者”的手术问题。 她幼时还算正常，年岁渐长后却时常尖叫着赤脚跑出家门。小学起她的记忆力变得很差，中学时又总爱黏在老师身边。毕业后，她换了三次工作，每个都做不久，日常生活也需要别人的帮助和指导。 审查委员会的负责人反复强调，做决定的关键是考虑“阻断疾病传播在公共利益方面的必要性”。 “什么是公共利益？”一位副检察官发出疑问：“为了公共利益，是否意味着笨蛋出生就会带来麻烦？” 没有人回答他的疑问。成员们转而讨论起精神疾病是否具有遗传性。 精神学家A说：“遗传非常复杂。虽说人的一生只有50年，但就算我们追踪‘家谱’，也很难得知祖父辈以前的遗传信息。只要家族中有一个人饱受精神疾病之苦，我们就不得不假设它是可遗传的。” 社会福利委员会主席B附和：“过去如果某家有精神病，人们会说这家被诅咒了，女儿们不能结婚。” 话题随后转移到这位女性抚养孩子的能力上。 律师C说：“即便她生下孩子，也可能无力抚养。如果孩子在那样的环境中长大，生活会很悲惨。” A补充：“我们不认识孩子父亲，也不清楚他是否会承认这个孩子，甚至患者本人可能都搞不清楚究竟谁是孩子的父亲。” 县医学会主席D下了定论：“因此，孩子将是最悲惨的。” “是的，没错。” “所以我们都同意执行手术吗？” “没有异议。”所有成员说道。 6 这样的讨论并非孤例。在山口县一次类似的讨论中，有人对整个《优生保护法》提出质疑—— “法律的大部分内容都依赖于战前概念。这存在很多问题，包括人权问题，我想知道国家政府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如果做得太过，人们可能会与纳粹（对犹太人）所做的事情进行比较”。 然而，70年代的日本，大部分人是不会投反对票的。这部以“提高国民素质”为目标的法律，始终被认为对“重振国家力量”起到重要作用，直到80年代后期，政府才开始动摇。 1988年，厚劳省组织了专家学者研究小组，探讨《优生保护法》的正当性。小组提交了认为该法“严重侵犯人权”的报告，但直到八年后，《优生保护法》才被修订为《母体保护法》，删除了“防止有缺陷的后代诞生”的目的，和所有与强制绝育有关的条款。 但强制绝育的影响，始终伴随着受害者一生。 那时的淳子已经历了三次失败的婚姻，尽管第二任丈夫和她很投缘，但还是因为生育问题离开了她。 淳子始终想要一个孩子，每每在街头看到带着孩子的父母，胸口都会撕裂般疼痛。23岁时，她在熟人的介绍下收养了一个孩子，但手术的后遗症使她难以专注工作，甚至会卧床不起，不得已，她又把孩子送走了。 2011年，她被诊断出乳腺癌，很快就掉光了头发。对死亡的恐惧时常在心中作祟，但愤怒使她继续向前：“从那天起，我的人生就被摧毁了。我不能在遗憾中死去。” 饭塚淳子和她曾经的丈夫。（图片来源：札幌电视台） 与淳子同县的另一位受害者佐藤由美的境况同样糟糕。她15岁时因“遗传性智力迟钝”被强制绝育，然而她的智力障碍并不是遗传性的，而是1岁时唇腭裂手术的麻醉后遗症。在她的病历中，遗传性负面因素一栏明明写着——“阴性”。 由美说话能力有限，一直不知道自己为何被绝育。她终身未嫁。30岁时查出卵巢囊肿，摘除了右侧卵巢。医生说这与绝育手术捆绑输卵管造成的粘连有很大关系。 2017年，由美的嫂子听说了淳子的故事。因为情况类似，嫂子向当地政府申请公开由美的手术记录，并鼓励由美诉诸法律。2018年1月30日，由美以“政府强制绝育且拒绝提供任何救济”为由向宫城县仙台法院起诉，索赔1100万日元。 这成为日本首例“因旧法向国家索赔”的诉讼案。 7 受害者们终于走到了一起。 由美是第一个起诉日本政府的，她是匿名起诉。之后，2018年5月17日，淳子、喜久夫等三人在仙台、札幌、东京三地追加起诉。 喜久夫成为首个实名并公开露面的受害者。 被绝育一年后，他逃出了精神病院，躲在姑姑家。医院的人追过来，想把他带回去，最终没有成功。 后来，他有了妻子，但一直用重感冒作借口掩饰自己的不育。直到2018年1月初由美提起诉讼，妻子才知道有这样的手术，对他说：“那些受害者好可怜，像被希特勒送进毒气室的犹太人一样。” 第二天，他告诉妻子，自己也是受害者。妻子劝他起诉，把遭遇全部说出来。 喜久夫觉得自己还算幸运：“当年集体病房里的十几人中，也许会有被关几十年的人吧？” 他公开露面，是觉得，“如果他们在新闻上看到我，相信会站出来的”。 小岛喜久夫在记者会上。（图片来源：产经新闻） 8 仙台法院将由美案与淳子案合并审理。国家辩护团试图以“当时合法”为由驳回指控。 日本政府并不是第一次使用这样的理由：1998年联合国人权委员劝告日本政府对强制绝育的受害者进行赔偿、2015年淳子向日本律师联合会提出人权救济申请、2016年联合国消除女性歧视委员会再次劝告日本政府，均被以“当时合法”为由拒绝。 同时，国家辩护团认为，赔偿请求权的起算点为“手术施行的时间”，淳子和由美的案子已超过民事案件的20年追溯期限。 截至2019年3月20日，关于旧《优生保护法》的国家诉讼案已在七个地区法院提起，原告共有20人。在所有案件中，国家辩护团都试图驳回索赔。 然而，积极的变化在另一套程序中发生着。 由美起诉后，日本执政党与在野党共同成立了超党派议员联盟。2018年5月，联盟设了一个项目组，计划在年内起草救济法案，对在旧《优生保护法》下被强制实施绝育手术的受害者支付赔偿金并道歉。 听到消息的淳子哭哑了嗓子。71岁的她说：“我终于看见了光明。虽然过程很痛苦，但还好一直坚持着，没有放弃。” 救济法案规定，对于因旧《优生保护法》被绝育的尚在世的受害者，不论手术是否获得本人同意，均一次性支付320万日元的赔偿金。 据统计，受害者约有2.5万人，其中仅有约三千人能找到手术记录。政府承诺将成立认定委员会，根据本人陈述和医生意见等间接手段，对无记录者进行认定。 2019年4月24日，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救济法案得到全票通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代表政府从执行旧《优生保护法》的立场出发，“真挚地反省，并深表歉意”。 淳子无法确定，这是否是自己等了半个世纪的“国家的明确道歉”。 起诉前，淳子去了当年被绝育的地方。 “诊所”早已不复存在。不知淳子是否知道，“诊所”在1962年前担负着另外的使命——为以美军为对象的性工作者进行性病诊疗。 那时，给淳子做手术的长濑医生经常帮产妇接生。1962年，有95个人在这里生孩子。产妇出院时，总会收到长濑的一份礼物——他拍摄的母亲抱着孩子的照片。 一年后，“诊所”变成只做绝育手术的地方，长濑成为了所有手术的负责人。在淳子被绝育的1963年，这里共实施了114例手术，是全日本第一。第一的“宝座”，它保持了10年。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日本独立新闻机构早稻田纪事的系列报道《強制不妊》，已获得编译授权。另有内容编译自NHK、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神奈川新闻、河北新报等日本媒体的公开报道。文中饭塚淳子、佐藤由美为化名。） | 
发表于 2019-5-14 09:3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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