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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杨津涛 蒋介石在1948年美国大选期间“押错宝”的故事，在中文知识界流传甚广。 大意谓：1948年，蒋命陈立夫携巨款赴美，资助与杜鲁门竞选总统之位的共和党人杜威，以求他在当选后能为国民政府提供美援。杜鲁门成功连任后，对蒋介石支持对手的行为十分恼怒，不久发表白皮书，宣示放弃援蒋。此外还有人称，杜鲁门拒绝接见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① 揆诸史料，蒋介石支持杜威虽确有其事，但“押宝说”、“贿赂说”、“报复说”，均缺少史料依据，实属演义思维对现实政治的脑补。 蒋支持杜威是必然之事，不是“押宝” 1948年，蒋介石与杜鲁门之间，已矛盾重重。 其选择支持杜威，并非“押宝”，而是认为后者的政见更符合自己和国民政府的利益。 首先，在对华政策上，杜威“指责美政府与苏联订立雅尔达秘密协定，致使苏联得以霸占东北与华北”，且在面对苏联扩张时无动于衷。杜威指控说，当苏联稳步前进，“我们自己的政府迄今为止似乎已对我们提供自由机会的制度失去了信心”“（苏联的）同路人已在我们政府里担任起重要职务”。②杜威主张加大对国民政府的援助，以对抗苏联在东亚的扩张。援华也是杜威一以贯之的外交主张，并不是因蒋介石支持其竞选，才提出来的。
其次，当时美国民主党分裂，党内左翼领袖华莱士组建进步党，右翼势力则组成迪克西民主党，分别参选。美国国内民调几乎一致显示，杜威占有绝对优势，将赢得选举。《芝加哥论坛报》还预先付印了“杜威击败杜鲁门”的头条新闻。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于公于私，蒋介石不支持杜鲁门而支持杜威，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中国国内的观察者也大都相信，杜威在选举中更有胜算。 比如，费孝通当年撰文分析： “杜威是个劲敌，在上一次大选时，他和罗斯福还坚强较量过。如果民主党推不出一个有力的候选人出来，换一句话，如果杜鲁门出面和杜威竞选，那很可以说是‘认输’的姿态。” 不待选举结果出炉，费孝通已开始在文章中分析杜威上台后，美国可能会采取的对华政策。③
“贿赂”杜威之说，只是坊间传言 首先，杜威团队本身既不缺钱，又较少花钱，没必要接受外国政治献金使自己染上污点。 杜威有美国企业家为后盾，并不缺少竞选资金，以至杜鲁门在对民众演说时，会攻击杜威和共和党，“华尔街希望用它的钱去选举一个会首先倾听贪婪的特权者，而根本不是人民的共和党政府”。杜威的竞选团队当时急欲取消其作为“华尔街纨绔子弟”的形象。 此外，杜威在竞选中相当低调，并没有大力开展活动。据接近杜威的人说，留有八字胡须的杜威“看上去像一个恶魔”，他的演说“枯燥乏味”。更让人惊奇的是，因为担心会被感染细菌，杜威极为厌恶同人握手，这无疑使他失去了和选民亲密接触的可能。④这样一来，杜威竞选所需资金也就相对有限，不存在向外国寻求政治献金的动机。 相比之下，杜鲁门采取积极的竞选策略，在全美开展巡回演说，以总统身份和美国民众直接对话。统计显示，他在竞选期间的总行程超过3万英里，在大大小小的火车站发表了356篇演说，听众达到1200万人。⑤显然，杜鲁门比杜威更“烧钱”。
其次，陈立夫为杜威带去巨款之说，迄今仍停留在坊间传闻的程度，而无史料可以证实。 1948年6月，蒋介石命陈立夫赴美，为杜威提供巨额竞选资金的说法，在当年即已流传颇广。1948年11月4日，美国大选刚刚落幕，印尼的“进步爱国侨报《生活报》”即发表社论《杜鲁门竞选胜利的意义》，“全世界的战争贩子，对于杜鲁门续任总统自然会感到失望的。陈立夫献美金一百五十万美元以支持杜威竞选，结果落了个空。蒋总统的最后两张王牌：一、杜威当选美总统；二、世界大战，如今都落空了”。⑥ 但迄今为止，关于陈立夫奉命携款“贿赂”美国总统候选人一事，仍停留在坊间传闻的程度，而无史料可以证实。 以常理论，杜威当日身处全美聚光灯下，民间已有此类传言，若传言为真，杜鲁门和民主党没有理由不就此大做文章。美国媒体也不会对这种接受外国政治献金的违法行为坐视不加报道。而事实上，杜威竞选期间，民主党没有拿此丑闻攻讦他；竞选失败后，杜威在纽约州州长任上从政多年，其政敌也未以此事追究其法律责任。显然，这是一个主要作用于中文世界的传言。 陈立夫回忆录《成败之鉴》中有三节说到自己1948年的美国之行。他说自己的任务乃是“考察民主政治之施行经过”，“见过美国总统杜鲁门及该国政府中许多重要人物，及两党领袖”，“到美国拜会了国防部部长、财政部部长以及其他重要首长”。这里所谓“两党领袖”中应包括共和党领袖杜威，但陈立夫未详写与其会面的具体情形。 可以确认的是，陈立夫此行确同美国大选有关，他为杜威带去的是蒋介石的一封私人信件。回国后，陈立夫在采访中曾乐观表示： “杜威之当选总统几系一定不移者”“如果杜威当选，对于以军事援助中国，将采取一种非常之办法。”⑦ 杜鲁门发表白皮书，不是“报复” 首先，早在选举开始之前，杜鲁门政府已在研究如何从中国“脱身”，其政策立场与蒋介石支持杜威无关。 对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杜鲁门早有成见，从未积极援助。1946年，马歇尔调停期间，杜鲁门政府先是强令国民政府在东北停战，随即又对国民政府实施武器禁运，并为经济援助附加经济条件——必须先行改革，才能获得援助。迟至1948年初，杜鲁门政府才通过援华法案，同意给国民政府5.7亿美元经济援助。6月，国会通过了对华2.75亿美元的拨款（其中购置军火的1.25亿美元特别赠款，到1949年4月也未能全部支付）。 1948年后半年，即大选结束前几个月，杜鲁门政府已认定国民政府在大陆的溃败无可避免，开始着手研究如何从中国“脱身”。7月起，美国政府内部对国民政府垮台后的善后情况进行讨论；9月，以乔治·凯南为首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提出一份文件，要求重新审视对华政策，认为“继续仅仅对蒋介石承担义务……不是一种好的外交。它把美国政府绑在了一条道上，使之没有别的选择……在现时中国的形势下，潮流是反对我们的，我们需要改变航向的自由，或者甚至抛锚停泊，直到我们找到正确的航向”。⑧凯南的意见后来成为杜鲁门政府推行对华外交的重要依据。 1949年8月，《中美关系白皮书》发表，杜鲁门政府将国民政府在中国的失败，完全归结于其本身的“腐败无能”。该白皮书被认为是杜鲁门政府为自身失败的对华政策开脱的精心之作。
其次，杜鲁门连任后，依旧接见了访美的宋美龄；蒋介石也继续同杜威保持友好往来。 为渲染蒋介石“押错宝”带来的后果，某些著作声称：“1948年12月，蒋介石派宋美龄赴美求援……美国政府不将其视为官方客人，杜鲁门则干脆拒绝与她见面”。事实上，宋美龄此次访美虽受冷遇，但依旧在白宫见到了刚刚成功连任的杜鲁门。《顾维钧回忆录》中记下来当时的情况，“下午五点开始用茶点，杜鲁门小姐斟茶，总统及总统夫人接待了蒋夫人和马歇尔夫人……五点半，总统把蒋夫人领到他的书房里去会谈”。 此时，蒋介石已不对美国援助抱以希望，一再要求宋美龄结束访问回国。蒋电报说，“吾爱见杜鲁门总统以后，无论结果如何，请吾爱速即回国，不可稍有耽搁……在未归国以前，万勿发表任何言论，以妹赴美事，与其当局说明中国剿共形势而已，说明后别无其他希望，故自应立即回国，更不宜于此时出席国会，以保留其对吾爱慕之思为要”。⑨显然，对于杜鲁门政府将延续其既往的对华政策，蒋介石极为清楚，知道多求无益。 退往台湾后，蒋介石与竞选失败的杜威也仍保持着互动。如1950年12月，杜威要求美国政府给予台湾军援，并运用海、空军，掩护台湾方面的军事行动；1951年7月，杜威访问台湾，和蒋介石“交换有关远东问题之意见”；1954年8月，蒋介石又指示在美的顾维钧代访杜威。⑩显然，杜鲁门连任成功后，蒋也并不在意与杜威继续保持密切的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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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5 17: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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