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为啥非得要杀那个女孩

张玲

一说到皇帝，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至高无上，一言九鼎，无论什么事，下一道圣旨就可以搞定。但其实，如果你仔细考察古代皇权的运作机制，就会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案子，通过这个案子，可以很清晰的了解皇权政治的运转机制，甚至有可能颠覆你对皇帝、对皇权的认识。

什么案子呢？就是著名的“北宋阿云案”，这个案子本身并不复杂，可是案子的审判过程却错综复杂，最后甚至惊动了皇帝，扰乱了整个朝廷秩序，引发大臣之间各种辩论，当时的神宗皇帝多次下旨调解都不管用。

故事的起因呢很简单，13岁的登州少女阿云，在为母亲守孝期间，被贪财的叔叔2000块就卖给韦大做媳妇。韦大是个又穷又丑的老光棍，阿云死活不愿意，但又没有其它办法，于是她就想找机会杀了他！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阿云对着熟睡的韦大一顿乱砍，不过她力气太小了，慌忙之中，只是砍掉了韦大的一个手指就吓跑了。很快，韦大报官，阿云被抓。

阿云一五一十地交代了自己的作案过程，县衙依照大宋律法的“谋杀亲夫罪”，判了她死刑。按照宋朝法律，地方官判死刑，必须经过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大理寺和审刑院的审核，于是案件被层层移交。

原本，这只是一个寻常命案，衙门隔三差五就要处理几起，绝不至于上热搜。可谁能想到，这个案子在层层移交的过程中，竟然一石激起千层浪，搅动了整个朝局。

案子来到登州知州许遵这里，许遵认为，阿云虽然有罪，但罪不至死，应该从轻量刑。

一、按照宋朝法律，阿云被许配给韦大时，正在为母亲守孝，守孝期间婚约无效；

二、阿云还没正式和韦大成亲，不能算谋杀亲夫，只能算故意杀人未遂；

三、阿云并非自愿出嫁，而是被叔叔非法逼婚，更应该追究的是她叔叔的法律责任；

四、在阿云案发前的七月份，神宗皇帝曾下诏说：“谋杀已伤，司法官经审问，将要纠举时，罪犯自首，依照谋杀罪减刑二等论处。”简单说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而阿云被抓之后，认罪态度良好，判处为杀伤罪就可以了。

许遵把案卷详情和自己的意见，一起递交给大理寺和审刑院，不料却遭到了驳斥。对方一致认为，阿云谋杀亲夫，败坏大宋风俗，按照大宋律法，当斩！

没过多久，到地州学习的许遵被调回了大理寺，担任大理寺卿，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

他对阿云案一直耿耿于怀，再三思索后，他把阿云案改成了有期徒刑。但他这种做法，却遭到纪检部门御史台的举报，说许遵利用职务之便枉法，判决不当。许遵肯定不服啊，他与阿云非亲非故的，没有任何动机利用职务之便枉法。他之所以改判为有期徒刑，完全是出于公心。所以，他直接上奏皇上，请求宋神宗主持公道。

万万没想到，神宗皇帝的介入，不仅没有平息争端，反而让案件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引发了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律敕之争”。稍微解释下，“律”，就是法律条文，当时就是指大宋律法。“敕”，就是皇帝下的诏书、命令。“律敕之争”，就是争论国家的法律与皇帝的命令，哪个更重要？是法律至高无上、任何人都必须遵从法律？还是说皇帝、皇权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是推行人治，还是法治？是权大于法，还是法大于权？

一件原本很普通的刑事案件，就这样引发了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争论。

我们一起来看看，“律敕之争”整个过程是怎样的，双方较量的结果又是如何。

宋神宗先是把案件发往翰林院，让王安石和司马光来进行评判，没想到，这两位比较有名望的翰林学士，意见却截然不同，为了说服对方，他们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展开了一番大辩论。

第一阶段是对案件本身如何定罪的分歧。

王安石坚决支持许遵的观点，他认为：阿云杀人未遂，且认罪态度良好，如果严格按照大宋律法判她死刑，未免判的太重了，应该宽大处理。

而司马光却认为：阿云虽然杀人未遂，但性质恶劣，属于蓄意谋杀，今日若不从重处理，他日谋杀亲夫就会成为普遍现象，长此以往，会对社会风气造成极大影响，必须维护国家律法的尊严，不能为了某个人而随意变动。

随着王安石和司马光的PK越来越猛烈，案情上升到第二阶段。

许多大臣都加入了这场争论，整个事情从定罪层面，上升到对大宋律法和皇权的争论。按照大宋律法，阿云该判死刑，可按照皇帝下的诏书，阿云又该判为有期徒刑。那到底是皇帝说了算，还是法律说了算呢？

王安石认为，不能拘泥于法律的条条框框，按照法家的思想，法自君出，权尊于法。意思就是连法律都是皇帝制定的，皇帝的旨意高于法律，当然可以对法律进行修改。法律的最终解释权在皇帝手中，法律应该为皇权服务。王安石这样的主张，其实也是在为自己的变法运动奠定基础。

司马光却认为，任何人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不能破坏法律的严肃性。如果一切听从皇帝的，皇帝说杀就杀，说不杀就不杀，那还要法律干嘛呢？还有啥公正性可言？法律也将失去权威性。司马光是想用国家的法度来制约皇权，不让皇帝为所欲为。

王安石和司马光的观点，各有各的道理，大臣们也各自站队，分成两个阵营，谁也说服不了谁。

神宗皇帝眼看局势越来越复杂，而自己说的话也不管用，他干脆让大臣们投票表决。最终，王安石获胜，按照王安石的观点，阿云被免去死罪，判处为有期徒刑，减刑两级。

原本以为这案件到这里就结案了，可审刑院的人却不服，他们联名上书皇帝，要求与王安石继续辩论。枢密院、中书省的官员也都参与了进来，朝堂之上，再次掀起火药味十足的辩论大战。

宋神宗很无奈，只好重新对犯人自首的界定和量刑做出详细解释，并几次颁发新的诏书，发往中书省，要求立即执行！没想到，中书省直接给驳回了，理由是皇帝的诏书违反大宋律法，他们拒绝执行！哎呀妈呀，这完全就是直接啪啪打皇帝的脸啊，根本不把皇帝当皇帝了。司马光和中书省的这些官员也真是胆大包天，这要是遇到秦始皇或朱元璋，那可就惨了，要么直接拉出去咔擦了，要么脱了裤子打屁股……

宋神宗一路被大臣各种怼，毫无存在感，早就憋了一肚子的火！说我违反了大宋律法是吧？这好办呀，我马上就把大宋律法修改修改，看你们谁还敢哔哔？！他当即下令，废除之前所有的诏书，以最新的诏书作为全国通用的法律，并且，免除阿云的死刑，改判为有期徒刑！

至此，历史上著名的“律敕之争”，终于告一段落。

没过多久，皇帝大赦天下，颠沛流离的阿云终于回到了家乡，嫁做人妇，开始新的生活！

大家是不是觉得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阿云这个苦命的女子，终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很不幸，这个故事还没完。现在有一种说法，说17年后，司马光再次把阿云抓了回去，判了死刑。

怎么回事呢？话说公元1085年，宋神宗驾崩，年仅10岁的宋哲宗继位，而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氏，十分反对新法，她任命67岁的司马光为宰相，并废除新法。重权在握的司马光，最大的心病就是当年的“阿云案”，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案子，而是代表着他的政治理想。不甘心的司马光，重审了当年的“阿云案”，并以谋杀亲夫的罪名，判处阿云死刑，斩首示众！

关于这种说法，我查了很多宋人史料，都没有阿云被司马光杀了的证据。后来唯一提到阿云案的，是说司马光再次被启用后，再议阿云案，促使宋哲宗颁下一份新的诏书：“强盗按问欲举自首者，不用减等。”

后世说司马光杀了阿云，大概就是根据这段话演义而来。

其实，这段话只是说司马光再议阿云案，而不是再审。并且，议的结果是修改了相关的法律条文，并没有重新判阿云死刑。也就是说，司马光获得新皇帝的同意后，修改了当初被宋神宗修改的法律条文。他可以修改法律，但他没有任何权力，去处死已经被宋神宗特赦的阿云。

司马光并不是非得要杀死阿云，他真正担心的，并不是阿云个人的下场，而是担心阿云案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一个先例，担心“谋杀已伤，自首减等”成为代替刑律的敕命，导致罪犯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所以，他一上台，首先就是修改了条文。

对于这个案件，很多人讨论的焦点都在司马光身上，有人说他小肚鸡肠，冷酷无情，居然和一个弱女子过不去。也有人说他很耿直，敢于叫板皇权，是真正的勇士。

我个人觉得这些看法都稍微表面了些，有点肤浅。

比如，司马光是不是小肚鸡肠的人呢？还真不是。他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公私分明。王安石是他的政敌、死对头，但王安石也称赞司马光是“君子人也”。王安石病故，正在病中休养的司马光特地写信给地方官，要求对王安石“优加厚礼”，从这可以看出，他的心胸相当宽广。

谈论一件事情时，总有人喜欢去攻击个人品德，或者去猜度别人的动机，搞诛心之论，这些都是非常不好的。

纵观整个“律敕之争”，其实，有一个话题，远远比司马光的个人品德更值得关注和讨论。

司马光与乡下女子阿云无冤无仇的，他为啥非得判她死刑呢？是因为按照原来的大宋律法，必须判死刑。当然，如果从今天的观点来看，那个法律条文肯定是不合理的。如果我是主审官，我也会像王安石一样，反对司马光，对阿云网开一面。

但如果抛开这点来看，司马光之所以坚持要按照大宋律法来判，一方面是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另一方面是，司马光意识到，当皇帝介入司法后，就涉及到国家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法与权，究竟谁更大？他是希望以此来制约皇权，让皇帝也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否则，如果皇帝可以随意介入司法，那国家的整个司法体系就会被破坏掉。

在君主专制的皇朝时期，这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种理念和坚持。这也是儒家与法家最根本的区别。法家打造的，是一个君主至高无上的绝对王权，法律只是君王统治术中的一种手段，君王本身并不受法的制约。所谓“法自君出”，君王的话就是法律。

而儒家则主张君王必须受到一定的约束，不能为所欲为。儒家希望的，是建立一种士大夫与君主共治的政治格局，相互制约。关于这一点，在阿云案的整个争执过程中，体现的非常明显。这也是为啥中书省的那些文官们，敢一而再再而三的冒犯皇帝。要是换个朝代，早就被砍头了。可以说，宋朝是儒家思想推行得最好的时期，皇权一度受到士大夫的制约。

其实，从春秋时期开始，儒家就一直在想方设法制约王权，千方百计给君王们挖坑，希望君王们能按照儒家的理念来治理国家。

比如孔子认同汤武革命，其实就是希望用革命来警示君王。你如果不好好干，就会有人起来闹革命。

到了战国时期，孟子直接提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用民意来压制王权，君王们如果不好好干，老百姓可不会答应，甚至会推翻你的统治。这已经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了。

到了汉代，董仲舒又把老天搬了出来。你皇帝不是天子吗？那老天就是你爹啊，你敢不听老天的吗？所以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要求天子“遵天命”。为了让皇帝们相信，董仲舒大量引进“谶纬之学”，用神秘的预言，假托天象来预判吉凶，以此来对皇帝的言行提出要求，皇帝必须时刻注意天的喜怒哀乐，按照上天的旨意来行事。而“天意”的解释权，则牢牢的掌握在儒生手中。

比如天上掉下块石头，这我们都知道，是陨石，没有啥大不了的。但儒生们觉得，这可是规劝皇帝的大好机会：皇帝啊，这是因为你工作没做好，对百姓不好，老天都发怒了，往地上扔石头。皇帝一般都会吓得又是自我检讨，又是开仓放粮。

这些努力有没有效果呢？有点效果，但效果不大，有些是刚开始有效果，后来就不灵了。比如天人感应、谶纬之学，刚开始皇帝们都很乐意接受这种观点，因为这说明我的权力是上天给的，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但后来发现，不对啊~好像上儒家的当了，这帮儒生，动不动就拿老天来说事，那最后这天下，岂不变成他们说了算。

更让皇帝纠结的是，什么天人感应啊，天象啊，你皇帝可以用，百姓也可以用啊。比如汉末的黄巾起义，就是直接用“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样的谶语，号召起义。所以，后来皇帝们就严令禁止这些东西了。

那到了宋朝，儒生们又是如何约束皇权的呢？到了宋朝，儒家把他们的思想，梳理成知识体系，然后把这些知识编进教科书里，编进史书里，通过教育的方式，灌输给皇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甚至不惜修改历史，比如，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就是一个典型，里面有很多地方都不符合历史真相。为了叫皇帝勤俭节约，他把刘备喜欢吃喝玩乐、喜欢穿漂亮衣服的记载，全部删掉了。

儒生们也知道，用革命、天命，或者教育这些意识形态的东西，很难真正约束皇帝。他们开始意识到制度的重要性，希望建立一套制度来约束皇权，尤其是关于立法方面。一直以来，很多人都有个误解，以为只有法家讲法，儒家就不讲。但其实不是，儒家主张德刑并用，就是教化和法律并用，他们也讲法。不过，儒家是希望皇帝也要受到法律的约束，这和法家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如宋朝的法律，表面上，是以皇帝的名义颁行天下，但哪些规则可以成为法律条文，哪些条文需要修改，既不是皇帝说了算，也不是由士大夫闭门造车，而是经过“众人”的充分辩论，择其善者而从之。这里的“众人”，既包括朝中大臣，也包括一般平民，这就非常难得了。

那么，平民如何参与立法呢？士大夫们设计出了一整套立法程序。

平民参与立法主要有三个途径：

首先，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向州政府投状，以书面形式提出立法的建议，再由州政府把意见书上报中央。来自全国各地的立法意见书，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交给修敕局来“删定编修”。凡是意见被采纳的，不仅有赏，还有机会成为国家的公务员。

其次，修敕局启动立法程序后，朝廷会利用遍布各州县的粉壁，出榜公告天下，征集立法建议。但凡建议被采用的，都会有赏赐。

最后，法典经皇帝批准，颁布生效后，如果民众发现其中的缺陷，还可以上报朝廷，提出修改建议。如果一项立法受到很多非议，就可以启动修改机制，促使朝廷重新修改法律。

所以你看，关于法律条文，并不是皇帝想改就改的，它有一整套立法程序，皇帝也受这个程序的约束。这样的立法程序，可以很好的体现老百姓的意见，从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立法民主。这真的是很了不起。

不过，令人非常痛惜的是，宋朝儒生的这些努力，很快就被打断了。后来的元朝我们都知道，完全就是蛮族入侵，华夏文明遭到了严重摧残。

到了明朝，本身就没有什么文化的朱元璋，只是迷信暴力和权力。他当上皇帝后发现，哎呦，这些儒家，居然敢约束我皇帝老子，一会要求我这样，一会要求我那样，整天对我指手画脚的，看我不收拾你们。他把孟子直接撵出了孔庙，就是因为孟子提出的“民本”思想，完全从平民的角度，告诉国君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就成了他的眼中钉。

在朱元璋看来，我可以用你儒家的思想来忽悠百姓，但你们不能用来约束我。他觉得，只收拾儒家的大佬还不够，为了对付这些从道不从君的儒生，他还开创了“廷杖”这种做法，谁要是不听话，敢来提意见，就会被当众把裤子脱了打屁股。朱元璋这种做法真是太恶毒、太流氓了。对于重视礼仪的文人士大夫来说，这真是莫大的羞辱！精神和肉体都饱受折磨，让人毫无尊严可言。

尽管如此，依然还是有一些不怕死的儒生，坚持着儒家的理念。

但到了后来，满清入关，建立起又一个蛮族政权后，文人士大夫的气节，早就被折磨殆尽了，与皇帝共治天下的理想只能是白日做梦。而失去了士大夫约束的皇权，则是肆无忌惮，一路裸奔，直到走向灭亡。

可以说，司马光、王安石、宋神宗，这些宋朝君臣共同书写的“律敕之争”事件，直到今天，依然有很多值得探讨的价值和意义。儒家本来是不重视、也不善于制度设计的，他们在宋代作出的制度化的努力，虽然短暂，却非常难得！可惜在漫长的君主专制社会里，儒家的这些努力最终都白费了。因为君主专制这样的体制，决定了谁手里有刀，谁就是老大。这其实就是谭嗣同说的强盗政治。和强盗，是没办法讲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