踢开丞相闹革命:为何说汉武帝是汉朝亡国的导火索

张玲

    因为明朝那些事儿，大家可能对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的事儿了若指掌耳熟能详，但对汉武帝曾经一度的类似“废相”事儿却一无所知。这就不能不讲汉武帝时期的内政主要建制内朝的问题。
其实内朝也就是中朝，主要是由皇帝身边的亲信官吏和侍从人员组成的主要政治决策机构和行政力量。
根据某些历史资料介绍：“汉朝官吏自武帝时起分为外朝官与中朝(内朝)官，外朝官是丞相、御史大夫和九卿等，中朝官是大司马、近臣(侍中、散骑、常侍、给事中、左右曹等)、尚书等。”大名鼎鼎的卫青和霍去病都曾是汉武帝的内朝大司马。有人还由此推测汉武帝是著名的“双性恋”人物，卫青和霍去病都曾是他的“佞幸” （而后来在后汉武时代作为首辅呼风唤雨的美男子霍光，也是得益于汉武帝要加强内朝力量，而被哥哥霍去病带去的），这个后文再说。
西汉官吏有中、外朝之分始于汉武帝。关于这，唐朝史学家颜师古注引三国魏孟康曰：“中朝，内朝也。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也。” 大体上也就是丞相系统的正规官职称为外朝官，而皇帝近臣如大司马诸将军等官职称为内朝官。可谓是政出多门、壁垒森严。
那么强悍的汉武帝为什么要抑制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势力，而把实权转向以家臣与家丁为主的内朝呢？
这就得从汉初相权和皇权的时有冲突的历史背景谈起。因为西汉前期，丞相都由功臣列侯充任，位高权重，各树朋党，势力强大，发展到了后来对皇权也有了威胁，让皇帝如芒刺在背。汉朝立国之初，功勋卓著的萧何、陈平、曹参等国相就让刘邦睡不着觉，一度萧何以贪财自污来解除刘邦的猜忌，而出将入相的周勃、周亚夫两父子也曾让汉文帝、汉景帝“伤透了脑筋”， 立了殊功的周亚夫最终还因为皇帝的猜忌而以绝食自杀的惨烈方式告别人世，这些都是汉朝皇权与相权明争暗斗的恶果。
有鉴于此，汉武帝上台之后 ，为了独揽大权就必须削弱丞相的权力，分薄稀释他们对政事的影响力，加强皇权，这也就必须把中枢权力体系的组成方式加以改变，说白了也就是把位高权重重的丞相逐出权力核心，代之以皇帝身边一些出身低微却很有才干的文人、近臣作为施政主体，因为他们能自由出入宫禁，从而就培植出了一批与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员分庭抗礼的内廷官员，内、外朝由此水到渠成。
设立内朝是汉武帝削弱相权的又一重要权术，与推恩令一样都是加强皇权的“不二法门”，与宋代的“杯酒释兵权”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以柔克刚”的经典案例。
其实，汉武帝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以少年皇帝出现在政治前台的他，面对的是朝中一言九鼎的丞相。这些老资格、老革命在前朝都是能呼风唤雨的主，对于汉武帝这个乳臭未干的小皇帝当然不是很尊敬（其实汉景帝用“莫须有”的造反逼位高权重的周亚夫自杀，就是要给汉武帝平稳施政创造条件），发展到后来汉武帝和朝中丞相多有不合对簿公堂的，为了树立皇帝权威，汉武帝也只能找借口打压甚至干掉敢于顶撞他的丞相，丞相也立马成了一种“高危职业”，很多人战战兢兢之间不愿接任丞相之职，与权力财富相比，保命还是第一顺位，命都没了，其他的就失去了意义。
这样一搞，因为丞相的消极怠工，政令的执行就有了一点困难，甚至于难产，而为了切实贯彻皇帝命令，汉武帝就必须绕开丞相，另辟蹊径设立中朝，任用自己信得过的身边人来代行丞相之职，所以尚书台也是这一时期横空出世的。
那么，汉武帝为什么倾向于用自己的身边人代行政令呢？主要是内朝官员都是皇帝心腹，大多由外戚、家丁、宦官充任，最初都是地位卑微之人，既没受外朝控制，又能很好地贯彻皇帝旨意，还不会窃取权柄，正如某位历史研究者所言：“皇帝可以随意更换，这样既能保持外朝相府传统地位的稳定性，又可以加强皇权对相权的制约力量。”
这样的固权手法，应该是比草根出身的皇帝朱元璋为了废相而进行的大屠杀得分很多，好就好在那份微妙的平衡，颇有武术界中著名的“绵里藏针”的柔术功能，在无声中化消强大的对抗力量，可谓是“弄权高手”。而且主父偃正是汉武帝在内朝的重要“政治顾问”，几次上书都能“命中命门”，发挥很好的人才储备作用。
那么，汉武帝是如何巧妙地运作他的“内阁制”的呢？
据历史资料显示，很会“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汉武帝常常从民间拔擢地位低微而有真才实学的儒士作为政治侍从，并经常和他们商讨朝中大事，让他们畅所欲言地参政议政，发表意见。而这些人大都来自民间，学识渊博又思想开明，最重要的是他们了解民情民意，能切中时弊，更加没有老官僚的圆滑和保守，而是敢说敢干，态度开放，积极进取，强烈支持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改方针，是汉武帝政治上的同盟军，一条道一起用力的“合作伙伴”。
所以，汉武帝对这一批人非常信任，甚至于是如获至宝，主父偃、卫青、霍去病都是当时令人眼前一亮的政治、军事天才。汉武帝放手让他们参知政事，并引为心腹，成为改革路上的急先锋和智囊团。
尽管这些人当时在朝廷不是正式官员，也没有固定官职，甚至更像是天子的门客。但他们却经常以“钦差大臣”的名义在朝廷发表施政意见，代表皇帝与朝臣就某些施政问题进行激辩，进行问责，常把朝廷大臣搞得灰头土脸，只能噤声。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个与外朝对抗的内朝系统。而这个内朝官系统，史称“加官”，计有侍中、常侍、散骑、诸吏等多种名号，甚至于后来连外朝大臣中和皇帝关系比较密切的，都可以“转正”内朝做官，加戴“侍中”等名号参与内朝运作，果然是“朝中有人好当官”，看你上面有没有人，而且够不够硬。
随着皇帝日益重用身边的工作人员，于是尚书令一职便变得格外重要。根据史书所表：“尚书令原是少府的属官，为皇帝管章奏文书。”而此时因为皇帝有意架空外朝，所以朝廷大臣们的奏折当然不能直接进呈皇帝，必须要先送尚书台（尚书令的官署）备审，无形中尚书令也成了“无冕丞相”，和内朝的一干郎、侍中、常侍等共同处理军国大事，从此以后，丞相权力逐渐虚化，代之以皇帝身边的御用权力工具内朝。
后来，尚书台的权力越来越大，甚至朝廷大臣要参预政治核心运作，都必须加领“领尚书事”或“平尚书事”的内朝头衔，皇帝的权力再运作也水到渠成。
也正是汉武帝这一“踢开丞相闹革命”的大胆胆识，用绕开外朝改变既定施政标准的另类权力操作手法，另辟蹊径找到了一条固权和专权的有效方法，由于它的弹性和隐密性，既不引起对手的强烈反弹，更加不用启动腥风血雨的“权力洗礼”，甚至只是用“鸡毛当令箭”来化消皇权强大的对立面，可谓是“四两拔千斤”之功，由此可窥见汉武帝超强的领导才能和用人的“妙手仁心”。
到了最后，汉武帝临终托孤，只召大将军霍光等人，居然作为政府首脑的丞相田千秋也被排除在外，没份接受遗诏，既表明丞相已经被边缘化，放逐在权力核心之外，成为了名义上的“橡皮图章”，而且作为它的“替代品”的内朝也已经成为了施政的中坚力量，内外朝也由此正式形成。
到了昭帝时代，外戚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辅政，内朝的权力也达到了顶点，也正式宣告了内朝的诞生，从此之后一直到东汉时代，以尚书台为首的内朝权力空前膨胀，权倾朝野，并由此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严重的外戚、宦官专权的局面，同时导致了汉朝的灭亡，始料不及。
如果英明的汉武帝泉下有知，估计一定是哭笑不得的吧，因为他甚至无意中成为了汉亡的直接“导火索”，呜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