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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妇女识字课本《女三字经》，那个时代的“女德”规范 传统社会是一个男权社会，“男尊女卑”是其最突出的特点。“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作为社会的基本规则，“三从”是一道戒律，也划定了女性的人生轨迹。基于此，母亲的权力并不是最高的，也不是绝对的。如瞿同祖先生所言：“严格说来，父权实指家长权，只有男人才能获得此权，祖母、母亲实不包括在内……即使祖父、父亲是一家之长，他死后也不能由祖母或母亲来继承，她反而居于从子的地位。”由此，在整个家族中，作为寡居的母亲，贾母并不享有家长权，她实质上的家庭地位应处于贾赦、贾政等儿子之下。她的地位之所以如此崇高，究其原因，是因为“男尊女卑”之外，传统社会里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更宏大、更核心的价值观，那就是：孝。 贾母不具有家长权，然而，在同儿子的权力博弈中，她充分地利用了“孝”这一伦理资源，从而在家族权力格局中取得优势地位。贾母的睿智也表现于此：围绕着家族事件的处理，她诉诸的通常不是家长权，她也不享有家长权，而是“孝”的原则。她从来不挑战儿子的家长权，相反，在很多时候，贾母对儿子的家长权给予了适当的尊重。 《红楼梦》第33回，贾政打宝玉，她说：“你的儿子，我也不该管你打不打……”第79回，贾赦择孙绍组为“东床娇婿”：“亦曾回明贾母。贾母心中却不十分称意，想来拦阻亦恐不听，儿女之事自有天意前因，况且他是亲父主张，何必出头多事，为此只说‘知道了’三字，余不多及。” 尽管不同意迎春的这门婚事，但是，贾母并没有发表反对的意见，而是给予了默许，这即是尊重贾赦家长权的体现。这是一种很明智的自我定位。在此，或许有许多红楼爱好者在内心情感上会抱怨贾母，为什么不出面阻止这门婚事，从而避免迎春悲剧的发生？笔者理解这种抱怨，但我们要清楚，传统社会中，子女的婚事，父亲是最重要的主婚人，贾母的主婚权力仅是形式意义上的。对此，滋贺秀三先生认为：“什么样的人应该成为主婚即关于谁有为男女选择配偶的优先权……在祖父母、父母相互之间，祖父应该比祖母、父应该比母更优先。这是毫无疑问的。据认为，在祖父与父亲之间，虽然在形式上确立祖父的地位，而且充分地尊重其意向；但是，当时的人们却认为实质的且直接的责任与权限属于父亲。”即便祖父尚且如此，作为祖母的贾母，又能如何？ 第96回，有关宝玉的婚事，贾母向贾政道：“你若给他们办呢，我自然有个道理，包管都碍不着。姨太太那边我和你媳妇亲自过去求他。”可见，贾母非常清楚，如果贾政缺席或表示反对，那么，宝玉的婚事是办不成的。这些都体现了贾母对儿子家长权或父权的某种尊重，这也是“三从四德”的要求。 真正对贾母的家庭权威构成挑战的有两次事件，一是贾政笞子、一是鸳鸯事件。而这两次事件中，贾母发火、生气，严厉地批评儿子，诉诸的都是“孝”，而不是家长权。 贾政责打宝玉，是老子打儿子，有着充分的理由，那么，贾母作何反映呢：“一句话未了，只听窗外颤巍巍的声气说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岂不干净了！’……贾母听说，便止住步喘息一回，厉声说道：‘你原来是和我说话！我倒有话吩咐，只是可怜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却教我和谁说去！’贾母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宝玉年纪小，你疼他，他将来长大成人，为官作宰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亲了。你如今倒不要疼他，只怕将来还少生一口气呢。’” “先打死我，再打死他”“只是可怜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贾母并没有把自己摆在一个居高临下的位置上去批评儿子，相反，她刻意低调，事实上是把自己置于一种弱者的位置上来处理的，而她的这些指责、讽刺、反话，都围绕着一个中心概念即“孝”来展开，而母亲的这种批评，成为贾政（包括任何一个儿子）不能承受之重，除了苦苦叩头认罪，没有别的途径。 第47回，贾赦意欲强娶鸳鸯，理由正如邢夫人说的：“大家子三房四妾的也多……就是老太太心爱的丫头，这么胡子苍白了又作了官的一个大儿子要了作房里人，也未必好驳回的。” 而这件事情的处理，贾母同样诉诸的是“孝”。她对邢夫人说：“有鸳鸯，那孩子还心细些，我的事情他还想着一点子，该要去的，他就要来了，该添什么，他就度空儿告诉他们添了……也并不指着我和这位太太要衣裳去，又和那位奶奶要银子去……我有了这么个人，便是媳妇和孙子媳妇有想不到的，我也不得缺了，也没气可生了。这会子他去了，你们弄个什么人来我使？” 贾母并没有指责贾赦纳妾的想法，通过夸赞鸳鸯，含蓄地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由于有了鸳鸯的照顾，使她诸事顺妥，从而减轻了儿子、儿媳“尽孝”的责任，或者，在某种程度上，鸳鸯是在替代她的这些儿子、儿媳尽孝。这样即意味着，要把鸳鸯从她的身边弄走，那就是“不孝”。贾母当然不会把这个意思讲得很直接，毕竟，一个屋檐下过日子，有些话讲得太直白反而不好。 这两件事情都理所当然地以贾母的胜利告终。由此，尽管有“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存在，可是基于孝道伦理，这并没有影响到贾母在整个家族中的地位。围绕着事件的处理，既反映了老太太的聪明、睿智，也反映了那个年代的家族权力生态。进一步地，在同儿子的权力博弈中，贾母之所以得偿心愿，是因为同“男尊女卑”这一文化原则相比，“孝”是更高的原则，正所谓“百善孝为先”，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对女性家庭地位的消极影响。由此，有学者主张，中国妇女的地位尤其是在法律上的地位，不能简单地、笼统地以“男尊女卑”的公式化的概念来理解。 “男尊女卑”的确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大格局和基本原则，但要真正了解中国妇女的社会与法律上的地位，还需进一步把握儒家“孝”的文化逻辑以及“长幼有序”的礼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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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5 15: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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