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医用耗材，多些沟通就会少些疑虑

张玲

近日，一篇爆料贵州某三甲医院“停用部分医疗耗材”的文章刷屏朋友圈，文章称该医院停止所有止血防粘连材料、吻合器、切割器等的使用，并且“增加收治低高值耗材使用的患者，严控收治需高值耗材的患者入院”，目的是“为了控制医疗支出”。

12月20日，贵州省卫计委回应新京报记者称，网传消息并不属实，经调查，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停用了部分辅助性的可用可不用的耗材，并未停止临床必须用药。

此事在社会上引发热议，各地医生纷纷加入“吐槽大军”，比如河南某三甲医院的一名内科主治医师发微博表示，“所有的耗材都限制了，胸腔穿刺包都断货了，有胸水，请忍着”。而普通人士普遍感到骇怪，为自己将来看病可能遇到的困境忧心忡忡。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医院为了控费而限制医用耗材的使用，本身并没有错。一个地方医保收入及增长速度是有限的。据贵州省卫计委解释，今年以来，贵州省医疗费用增长快速，超过该省居民消费指数增长速度，呈不合理增长之势。不合理增长未必就没有猫腻。控费符合公共利益。

需要探讨的只是控费的手段。在医疗活动中，患者情况、治疗方案千差万别，哪些耗材该用、哪些耗材不该用，需要视情况区别对待，不可简单粗暴“一刀切”。

既然是控费，下达某些控制指标可以理解。2015年，国办印发《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17年将药品在医疗费中占比控制在30%以下，耗材占比在20%以下。但据医生和社会人士反映，这在一些地方被扭曲成配额管理，变成削足适履。

比如为了符合限制高值耗材的要求，医院有选择地收治病人；又比如公立医院不让用进口心脏支架，后来去私立医院也不让用，原来都实行配额制。如果这些情况属实，控费就变成了形式主义，数目字压倒了民生医疗需求。

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还是要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一方面政府要控费，另一方面医院又总想拉高医疗费用，包括多用耗材、用高值耗材。要压制医院的利益冲动，政府方面要做的就是调查研究、理清因果、对症下药，综合施策，建立规范。医院既要控费，又要不折不扣治病救人。

这场舆论风波，还提醒我们，任何政策出台都需要与民众进行双向信息沟通，争取理解、信任与合作。贵州省卫计委官员指风波“是一些利益方的不合理利益空间被医院科学控费措施压缩了引起的”，应该说，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如果不对公众进行详细解释，许多人意识不到这个层面。

公共政策必须高度重视公共传播。涉及重要公共事务，如果由官员或专家出面，主动向公众做些宣导，让大家对相关知识、政策及其意涵有所了解，相信其效果跟有关部门“只做不说”会大相径庭。“先发制人”的政府公关总比事后被动回应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