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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幼童赴美因何半途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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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12 15:26: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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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赴美幼童在上海合影

遥想37年前的清同治年间,大清帝国内乱不止,风雨飘遥,即将倾圮。有识之士开始提倡推行洋务,曾国藩、李鸿章等朝廷重臣成为洋务运动的先驱与推行者。时容闳自美国耶鲁大学留学归来,有意振兴国内经济和工商业发展。[33]同治四年(1865年),容闳为两江总督曾国藩于上海创设江南制造局,制造先进机器,并附设翻译科,翻译与西洋科学有关的书籍。继则容闳又商请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洋务派首领,挑选一部分幼童赴美留学。同治十年(1871年)秋,在容闳多年倡议、奔波,曾国藩、鼎力相助下,选派聪颖子弟赴美国留学计划得到朝廷恩准。按曾国藩、李鸿章奏折和容闳所拟派遣留学生章程,暂定总额为120人,分四批出国,第年遣送一批,每批30人,连续派遣四年,每年大约在同一时期放洋。学生年龄最低不少于12岁,最大不超过15岁,在美国各大学学习15年毕业,“按年分起,挨次回华。计回华之日,各幼童不过三十岁上下,年力方强,正可及时报效。”[34]考生“须身家清白,有殷实保证,体质经医生检验合格。考试科目为汉文写读,曾入学校习英文者,则并须试验其英文,应考及格后,当先入预备学校,肄习中西文字,至少一年,方可派赴美国留学。”“至于学生留学经费及出洋之服装等,皆由政府出资供给,每批学生放洋时,并派一汉文教习随同偕往。”与此同时,由曾国藩领衔签署的奏折中,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推荐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管理。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荐举刘翰清“总理沪局选送事宜”。同时在附设章程中规定:归国留学生“由驻洋委员胪列各人所长,听候派用,分别奏赏顶戴、官阶、差事。此系官生,不准在外洋入籍逗留,及私自先回,遽谋别业。”[35]9 月 9 日,皇上圣旨批准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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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2年夏,上海留美预备学堂举行中、英文会考,首批进入学堂学习一年的30名幼童全部及格,获准放洋。容闳则于这年7月初先期赴美,为留美学生安排一切。

这年的8月11日,詹天佑、梁敦彦、邝荣光、蔡绍基、容尚谦等30名“奉旨钦赐官学生,赏赐袍帽顶戴”,由监督陈兰彬及助手曾兰生、容增祥等带队,自上海码头出发,跨越太平洋,于9月12日到达美国西海岸旧金山,当天就住进了这座城市最高的建筑——九层楼高的摩天大厦“皇宫大饭堂”。稍后,幼童们乘坐刚刚贯通北美大陆的蒸汽火车,到达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开始了留学生涯。少年们入乡随俗,以惊人的速度克服了语言障碍,很快成为就读各学校优秀学生。

1873年初夏,第二批幼童赴美,领队是中文教习容元甫。抵美后,幼童按计划分配到康州河谷两岸的美国家庭中。据后来成为纽约中文报纸编辑的李恩富回忆:我很幸运地分配到春田(麻省)一位慈祥的太太家,她赶着马车来接我们。当我被介绍给她时,她拥抱我并吻我。她的动作使其他同学均大笑,更使我脸红。当然,我没说出我的尴尬,可能自襁褓以后,这是我首次被人亲吻。”[36]时与李恩富一起住在这位太太家的幼童留学生仅懂少许英文,与对方交流尚不适应。当第一个星期天来临时,太太要他们去“主日学校”,幼童们只听懂“学校”二字,便立刻拾起书包作好准备。待最后发现自己被领到教堂里就坐时,有两位幼童如遇大敌,立刻夺门而逃,跑回住处把自己关于房间不再动弹。——类似这样因语言沟通不畅而引发的误解甚至矛盾,在开始的一年内屡见不鲜。当幼童逐渐适应本地语言和生活习俗后,类似误入教堂的笑话便成为回忆中美好的往事。



1874年夏,第三批幼童即将赴美,上海《申报》借此机会,于8月6日对第一批幼童留学生近况作了如下报道:

闻今年二月份月课,梁敦彦考取第一名,蔡绍基考取第二名,黄开甲考取第五名,凡在前列者已陆续升入大书院内学习,行见蒸蒸日上。不数年后,中西各学尽能通贯,此诚我国家作人之雅化也。其尤足喜者,各幼童在外洋,俱得起居安吉,并无水土不服之虞,曾将西国照相法,每人各照一相,邮递至出洋总局,则皆容颜丰腴,仪观雄伟,彬彬然尽有儒者风也。现在第三批幼童业已选定三十名,不日随祁司马前去,作十五年之壮游,经六万里之沧海。乐哉斯行也!

如此大场面的壮游,延续到光绪元年,即1875年结束。至此,清政府在四年间共选派10岁到16岁幼童120名赴美留学——这便是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这批幼童原计划留学15年,由于政治文化的差异以及国内顽固派作梗,9年后便奉命撤回,留学计划中途夭折。

关于留美幼童中途归国事件颇为复杂,大而言之,与下列诸事有关。幼童多半介于12至16岁之间,在美国接受西方教育,“美国化”速度惊人,对自身印象更是敏感。刚入校就读时,清廷规定幼童必须以中国的老规矩,穿长袍、扎辫子,外貌颇像女生,引得美国同学哄笑与戏谑,也引来一场场打得鼻青脸肿的纠纷。如有一幼童着厚底布鞋,戴瓜皮帽,于乡间追逐邻居家一头逃跑的猪,引得全村人大笑不止,这位幼童发现后羞愧万分,以后与当地学生的纠纷甚至挥拳开打不可避免。当幼童渐渐长大并适应美国式生活,开始学穿西装、扎领带、登皮鞋,严俨一副美国本土学生打扮。此一改变,早年留学美国的容闳表示默许,而正监督陈兰彬却大为光火,给予严厉责罚,此为容、陈二人冲突之始。西风既开,一发不可收搭,有同学竟悍然剪去作为“忠君爱国”象征的辫子,陈兰彬认为是大逆不道,甚至犯上作乱,立即下令手下人将剪辫者捉拿起来,遣送回国予以惩罚。容闳虽表同情,却抵不住陈兰彬看似义正词严的威势,只得目视泪眼汪汪的幼童被送上归国的轮船。自此之后,容闳对陈氏内心的愤恨更加强烈。

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政府出资七万五千多美元授权容闳在康耐狄格州哈德市(Hartford)福城建造“幼童出洋肄业局”楼房一座,以备幼童留学计划长久地坚持下去。也就在这一年,陈兰彬奉调归国,另派一守旧派人物区谔良为“肄业局”委员。当区氏得知容闳很早就皈依了基督教,且又加入了美国籍,娶了美国妻,在美建立幸福家庭后,认为容氏本人就是离经叛道的反面典型和汉奸,“出洋局”乃孔教之耻辱,遂密报清廷,加速了北京守旧派对容闳的杯葛。

同治皇帝驾崩后的光绪元年(1875年),陈兰彬及容闳分别出任驻美、西、秘三国正副使臣(公使),按清廷官场的价值判别,此为一种荣升。但容闳希望能专心主持“肄业局”并致信李鸿章陈情。李的答复是,容既担任副使,同时保留对该局的职权。作为副使的容闳需长驻华府,出洋局大权随之旁落,对幼童管理、教育等事宜鞭长莫及。而更令容闳没有想到的是,光绪四年(1878年),陈兰彬第二次抵美就任大清国首任驻美公使,同时携来原侍讲衔翰林院编修吴子登,出任“幼童出洋肄业局委员”,以正监督的身份主持该局事务。吴氏乃刚愎顽固之辈,一上任,其“叶公好龙”的本色立即显现,频频发布“谕告”、“规章”,再三强调幼童不可忘掉祖宗和“本国规矩”。第三批留美生唐绍仪见到吴氏未行跪拜礼,立即招来一顿板子,屁股被打肿,疗治数日才得恢复。每逢寒暑假,吴子登规定幼童必须集中到肄业局大楼研习中文,读四书五经,且致函各幼童所在学校,对“美国地理”“钢琴演奏”“英诗写作”等课目,“本局切盼中国各生之美籍教师们立刻予以停授”。

吴子登一面对幼童大加训斥体罚,并以遣送归国为要挟,一面向国内朝廷大员包括李鸿章发电致函告状,对幼童及容闳本人大肆攻击污蔑。李鸿章此时正受同僚及政治对立面权臣排挤,对容闳与吴子登、陈兰彬的纠葛,以惯用的“和稀泥”“捣浆糊”外交手腕给予劝勉,并告诫以大局为重,不要“负曾文正创办之初衷”云云。但吴子登与陈兰彬等人非但不听,反而变本加厉欲治容闳于死地。在致朝廷的奏折中,吴子登以“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等等事由加以诋毁,并请朝廷裁撤出洋肄业局,勒令幼童归国。同时危言耸听地密报:“能早一日施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37]对于陈、吴二人的污蔑与状告,容闳与其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写信向李鸿章辩解并陈述意见,谓:“吴子登本为反对党之一派,其视中国学生之留学外洋,素目为离经叛道之举。又因前与曾文正、丁日昌二人不睦,故于曾、丁二公所创之事业,尤思破坏,不遗余力。……夫文正之创此留学事务所[出洋局前身],其意固将为国家谋极大幸福也。吴子登苟非丧心病狂,亦何至欲破坏此有益于国之事?愚以为若吴子登其人者,只宜置之疯人院或废病院中,何足以任留学生监督?且举荐吴者实为陈兰彬,陈亦怯懦鄙夫,生平胆小如鼠,即极细微之事,亦不敢担负丝毫责任。予之与陈共事,无论外交方面、教育方面,意见咸相左。予今试略举一事……。”[38]


                                           梁浩如与唐绍仪

尽管李鸿章与容闳等为此谏阻,并由容闳出面请美国前总统格兰特等致函清廷说情,终未能阻止吴、陈二人以及朝廷守旧势力、顽固派,包括曾国藩次子、外交官曾纪泽等人在内的联合夹击。1881年,清廷下令撤消出洋肄业局,召回留美幼童。容闳亦接到裁去副公使的谕召,循例归国销差。同年暑假,留美幼童离开哈特福德城,赴旧金山候船归国。时就读于耶鲁大学的22名幼童生,只有詹天佑、欧阳庚刚顺利毕业。而容揆与谭耀勋二生则抗拒召回,留在美国耶鲁大学完成学业。当初120名赴美幼童,除先期因不守纪律被遣返9名、执意不归及病故者26名外,其余94人均在各大、中、小学就读,分三批于这年夏秋被遣送回国。

归国幼童踏上祖国土地,国内守旧顽固势力并未因此而消解心中的怀疑与厌恶,反而给予幼童以极大的羞辱,其遭遇至为悲惨,一位幼童在回忆中说:“我们所得的待遇,直同被褫夺国籍的罪犯。上岸之后,即由兵士一队,押解入上海县城,安置一所破旧不堪,久无人迹的书院里。每人发一张床板一袭秽被。室内潮湿霉烂,臭气熏人,可达里许之外。大门小户,布满兵卫,既禁止我等外出,亦不许亲友入内探视……。我等手中不名一钱……直蛮荒野人之不若……。”[39]

面对留美幼童离奇曲折的命运,国内外舆论众说纷纭。清廷的清流派与朝野进步分子深表惋惜,一代大儒黄遵宪曾作诗哀叹道:“坐令远大图,坏以意气私。牵牛罚太重,亡羊补恐迟。蹉跎一失足,再遣终无期。目送海舟返,万感心伤悲。”[40]

尽管命运多舛,遭遇不济,但留美归国的幼童没有就此沉沦,在日后的岁月里破蚕而出,奋发向上,于山河破碎的中华大地勇力搏击,逐渐成为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一个庞大而有力的精英群体,于诸项事业中创造了辉煌的成就。这一批人物中,有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的詹天佑(一批);有中国邮电事业的奠基人黄开甲(一批)、袁长坤(三批)、朱宝奎(三批)、周万鹏(三批);有中国第一代海军将领容尚谦(一批)、蔡廷干(二批);有中国早期最著名的煤矿——开滦煤矿矿冶工程师吴仰曾(一批);有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一批);有世人熟悉的清朝外务部尚书梁敦彦(一批);有在上海照顾梅贻琦等留学生订票、吃住与登船事宜的民国第一任电报总局局长唐元湛(二批);有唐山路矿学堂总督、交通大学创始人、民国邮传部副大臣、外交总长梁如浩(三批);有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三批),以及力尽波折,争取庚款退还大清王朝的驻美公使梁诚(四批)。[41]


蔡廷干

                       梁敦彦

当美国政府决定把多索的庚子赔款退还中国,用于派遣留美学生之时,负责实际事务的清廷外务部右侍郎梁敦彦,草拟此一新的留学教育计划,提议于北京创设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在下一代中国学生出洋之前先教他们英文。这个决定,就来自他幼年留美曾经有过的痛苦的体验。遥想当年,“他本人和容闳带出去的其它孩童刚到新英格兰时,常因发音不准确或忘记端上来的食物叫什么而被耻笑,异常难为情:下一代的留美学生如果能先学一点英文便不至于如此。”后来梁敦彦提议创设的“这所新学校,日后演化为当今中国最具声望的清华大学。当年初创的时候,第一任校长是容闳当年带到美国去的另一孩童——唐国安。”[42]

事隔37年后的1909年11月底,“中国号”邮轮穿越浩瀚的太平洋,蒸汽火车横跨北美洲,抵达美国东部城市士皮令飞鲁(Springfield,春田)。唐国安站在车窗前向外辽望,前来迎接的正是当年与自己同期留美的幼童,曾抗拒遣送归国并坚持读完耶鲁大学、时为中国驻美使馆头等参赞容揆。[43]

大清帝国的少年学子再度连袂翩翩而来,恍如隔世的美国新闻界予以极大关注,记者们在争相报道唐国安与他率领的47名清国留学生的同时,亦没有忘记容闳这个闪光的名字,以及当年他亲率幼童赴美留学的光荣历史,还有他于“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的伟大贡献。[44]

尽管本次以庚款派遣留学生赴美,受到号称革命者如章太炎等辈,以及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口诛笔伐:“美之返岁币也,以助中国兴学为辞”,实则是“鼓铸汉奸之长策”,清政府“妄遣十百少年”留学美国,实“有百害而无一利”云云。[45]但毕竟大势所趋,波澜壮阔的历史潮流无法阻挡,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当此之时,已是81岁高龄的“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正在美国,他劝说族侄容揆出任留学生监督,借以延续自己当年的未竟之梦。

岁月流逝,世道轮回,从容揆、唐国安率领的一群黄皮肤、黑眼睛、意气风发的翩翩少年身上,老迈依杖、白发苍苍的容闳,独立于浩瀚无垠的旷野,又看到了当年自己的影子,以及那个阳光灿烂的秋天,率领幼童穿越新英格兰大地的欢乐场景。正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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