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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贤赟
正月初七,人日。民间传说女娲创造世界,前六日依次造鸡、狗、猪、羊、牛、马,第七日抟土造人:万物次第成形,至第七日,人被郑重安放在岁序之中。古籍《荆楚岁时记》云“正月七日为人日”,又记剪彩为人、佩“人胜”、登高赋诗、以七菜为羹等风俗。把“人的一天”立在新春当口,是一种温柔而庄严的提醒:一年之计,先安人心,先敬众生。
若把视线移到今日的时钟上,人日常常还带着另一层现实的注脚。在不少年份里,正月初七也是春节假期的收尾。团圆像一场短促的回潮,潮水未退尽,车站已亮起出发的灯。对浩浩荡荡的务工人员来说,人日不是“思归”的句点,反而是“离家”的起点,是告别亲人、离开故土的日子。行李箱的轮子在站台上滚出细碎声响,像把一句句未说完的叮咛拖得很长。孩子的手还握着年糖,父母的眼神已追着背影穿过人群。人日从来不只属于古人的雅集,也属于当代人的奔波。
因此,薛道衡《人日思归》那句“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在今天读来更显复杂。古人离乡久,逢人日而思归;今人归乡短,逢人日而复别。两种乡愁,一样绵长:一种是久在异地的望归,一种是刚刚团圆就要转身的难舍。前者是时间把思念熬成酒,后者是团圆把离愁照得更亮。人日的意义,也因此从“人的生日”延伸为“人的生活”:生活里有责任、有选择,有不得不的远方,也有放不下的家。
把人日放进更宽的文明视野,会发现它与世界上许多关于“人从何来”的叙事,存在耐人寻味的呼应。西方《创世记》中,上帝以尘土造人,并吹入生命气息;中国的女娲抟泥为人,后来又炼石补天。两则传说都把“土”视作生命的起点:人来自大地,亦应敬畏大地,珍重彼此。但两种文化又各自亮出不同的精神底色。《创世记》强调秩序与诫命,让人站在责任的门槛上;女娲神话则带着修补与抚育的温度,让人看见在世界的裂缝处,总有人愿意弯腰、动手、补上一块。一个像为世界立规,一个像为世界疗伤,殊途同归,都是在追问人之尊严与人之归宿。
文化自信,恰恰不在于把自己说得完美无缺,而在于能从自身传统里不断提炼面向当下的力量。人日的核心,不是神话的奇诡,而是对“人”的郑重。它提醒社会在发展速度之外,还要关照人的感受与处境;在城市灯火之外,还要看见迁徙者的辛劳与牵挂。那些在初七踏上归工路的人,带走的不只是家乡的腊味与年货,更是父母“路上慢点”的叮嘱,是孩子“早点回来”的期盼,是对更好生活的愿望。让这样的告别少一点仓促、多一点从容,让奋斗的路少一点焦虑、多一点保障,让团圆不必靠“挤出来”的时间来维系,才是对人日最深的致敬。
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劳动,劳动创造了人。人日过后就是开工日,车轮又把人带向四面八方。但“以人为重”的节令心意,应当留下来,成为一年四季的底色。愿每一个在人日启程的人,都能被善待,被看见;愿每一座城市都能容得下梦想,也安得住人心。毕竟,人日真正祝福的,从来不是某一个仪式,而是每一个普通人的明天。人类进入了AI时代,也许劳动真的会成为人的第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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