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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啸山林
《韩非子》有言：“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律面前，没有谁可以例外。司法执法者手握生杀予夺之权，一旦铸成冤假错案，绝不能让“国家赔偿”四个字成为枉法者的免罪金牌，让全体纳税人代为受过。
一、血写的案例：层层把关，关关失守，谁之过？
呼格吉勒图案。 1996年4月9日，呼和浩特一名女子被掐死于公厕内。18岁的呼格吉勒图路过报案，却被认定为凶手。案发仅61天，呼格吉勒图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
2014年12月，内蒙古高院再审宣告无罪。判决理由令人脊背发凉：呼格吉勒图供述的犯罪手段“捂嘴致死”，与尸检报告“系被扼颈致窒息死亡”的结论不符；血型鉴定“不具有排他性、唯一性”；有罪供述“不稳定，且与其他证据存在诸多不吻合”，存在翻供情形。
这些疑点，当年任何一级把关者只要稍尽职责，即可察觉。 从公安侦查、预审科把关，到检察院审查起诉，再到法院一审二审，三级执法、层层审批——这些签字的人，都是木头吗？ 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就这样在“三堂会审”之后被夺去生命。2014年12月31日，呼格吉勒图父母获得国家赔偿205万余元，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100万元。
聂树斌案。 1994年9月，聂树斌因被怀疑为一起奸杀案的犯罪嫌疑人而被抓。1995年4月27日，21岁的聂树斌被执行死刑。从被抓到执行，仅七个月。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再审宣告聂树斌无罪。
最高法给出的理由是：原判认定聂树斌犯罪的主要依据是有罪供述，但“缺乏能够锁定聂树斌作案的客观证据”，作案时间不能确认，作案工具来源不能确认，“不能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性”。
从错拘、错捕、错诉到错判、错杀，聂树斌案历时22年才得以昭雪。2017年3月，其家人获得国家赔偿268万余元，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130万元，创下国内冤案赔偿最高纪录。
但金钱买不回生命，也买不回一个家庭被摧毁的二十二年。 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从满头黑发告到白发苍苍；呼格吉勒图的父母，在儿子坟前烧了十八年的纸。这些痛苦，是国家赔偿能抚平的吗？
二、法律白纸黑字：追偿是“应当”，不是“可以”
《国家赔偿法》第十六条明文规定：“赔偿义务机关赔偿损失后，应当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第三十一条进一步明确，对刑讯逼供、殴打虐待、违法使用武器警械，以及在处理案件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工作人员，赔偿义务机关赔偿后应当追偿。
注意措辞：“应当”，不是“可以”。 这是法律设定的强制性义务。
然而，中国政法大学顾永忠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追偿案件数和追偿费用“都是非常有限的”，“距法律的要求和人们的期望相去甚远”。有法律专家直言，目前对责任人的追责、追偿往往“没有下文”。
法律写了，没人执行。这是对立法者最大的嘲讽，也是对纳税人最深的辜负。
三、追偿为何沦为“纸面上的权利”？
追偿制度难以落地，原因有三。
其一，立法不够细化。 《国家赔偿法》仅规定“应当追偿”，但对追偿的标准、程序、期限、减免情形均无明确规定。学者呼吁应进一步明确“具体的追偿方式、时间、额度”。
其二，动力不足。 赔偿义务机关与被追偿者同属一个系统，“家丑不可外扬”的思维根深蒂固。实践中，除非案件在网络媒体产生社会影响力，“赔偿义务机关才会不得不象征性地处理”，往往“以内部行政纪律处分代替财产赔偿责任的追究”。
其三，理念偏差。 顾永忠教授对此有清醒的辨析：建立追偿制度不仅是为了惩戒责任者，更在于“维护纳税人的财产权，不让纳税人为那些造成国家承担赔偿义务的有关责任者‘买单’”。
纳税人缴纳血汗钱，是为了供养一个公正的司法体系，不是为了替枉法者赎罪。
四、追责必须落到责任主体
值得欣慰的是，风向正在转变。2021年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期间，最高检明确提出：“纠错不能止于国家赔偿，追责必须落到责任主体。”对246起再审改判无罪的刑事案件，组织深入检视检察环节存在的问题，对确有责任的检察人员严肃追责问责。
最高检负责人强调：只要调查认定当事检察人员确有责任的，“无论职务高低、无论在职还是退休、无论是否调离检察机关，都要被依纪依法追究司法责任”。
宁夏法院在2020年至2024年审理的国家赔偿案件中，有6件在国家赔偿后启动了追责。这说明，追偿并非不可能，而是愿不愿意做的问题。
《尚书》云：“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冤死者一去不返，其家庭命运由此改写，亲人蒙羞受痛，遭人唾弃，妻离子散，子女前途尽毁。培根有言：一次不公的裁判，其恶果超过十次犯罪。犯罪污染水流，不公的裁判则败坏水源。
国家赔偿可以先行，让受害人得到及时救济；但追偿必须跟进，让枉法者付出代价。 否则，那些血淋淋的冤魂，将永远拷问我们的社会，拷问我们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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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9-19 02:4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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