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北京协和医院启用典礼 作者：王玲 刘火雄 咸丰十一年 (1861年)北京东单牌楼北双旗杆地方有一所英国伦敦会开办的施医院(又名双旗杆医院)，该医院自开办以来，每年接诊3万余名患者，在京城建立了良好的信誉。40年后，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施医院就职的英国医士科龄(Thomas Cochrane)针对“中国有病之人，每有非必死之症，而往往致死者，或由医治之不精，或由调治之已晚，死于非命”的医疗状况，倡议在北京建立一所高等西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堂，专门教授中国学生，研究医理。 科龄憧憬协和医学堂学生将来“追学医者果有成就，于以散诸四方。不惟通都大邑广设医馆，即僻壤穷乡到处林立。则抱病者，既不受庸医之害，又不至有耽误之虞”，北京协和医学堂的创建顺应了当时社会需求，因此科龄医士设立医学堂的倡议一经提出，当即得到清政府的鼎力扶持，慈禧太后得知此消息后，特别批准“赏给英国医士科龄所建医学堂一万两”，一些王公大臣也纷纷解囊相助，共募集到社会各界捐款1200两。科龄用所筹款项在北京东单牌楼北石牌坊右边建造了一座引人注目的西式教学大楼。 北京协和医学堂校舍是两层洋楼，并设有化学实验室、外科治疗室、外科病房、内科、眼科。学生可在附属医院临床实习，自行为病人诊疗治病。 为了使北京协和医学堂学生毕业文凭得到清政府认可，科龄通过多方努力，吁请仿照中国医学馆办法，学生毕业时由协和医学堂给予文凭，清政府学务处在毕业证上加盖印章。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年底北京协和医学堂大楼刚刚竣工，科龄院长第一次向清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学务处给未来的北京协和医学堂学生在毕业文凭上盖印。学部在学堂开学典礼的前一周驳回科龄的申请。 宣统元年 (1909年)学部出台了《通行各省各学堂毕业条例》，在给各省行文中宣告：“凡学生毕业应由本学堂填给毕业文凭，以表明其为何等程度，俾将来有所考试，现在京外各学堂设立日多，学生毕业者亦日众，此项文凭亟须定一通行准则，以期整齐划一。”因此，该条例规定：“高等以上各学堂毕业文凭由学部刊印。中等以下各学堂毕业文凭，京师由督学局刊印，外省由提学使司刊印。” “学部直辖之高等以上各学堂，由本学堂自行呈请发给，非学部直辖之高等以上各学堂，由提学司或该管衙门核明，转请学部或咨照学部发给。中等以下各学堂由本学堂或劝学所呈由各该衙门核明，转请督学局或提学司发给。”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北京协和医学堂是一所高等学堂，因为它属于由本学堂自行呈请发给毕业文凭，咨照学部盖印的一类学校。 宣统二年 (1910年)科龄院长再次请英国驻华公使麻穆勒致函外务部会办大臣那桐，为行将毕业的北京协和医学堂学生请奖，并请按照所考之高等程度给予相当之中国功名。经过科龄院长多方奔走呼吁，同年学部批准：“查协和医学堂当时呈请立案，曾经本部批准于该学堂毕业时，由本部派员考察。如果及格，加给准其充当医生执照，以昭信守。此次毕业自应照案办理，届时由本部派员考察，视其及格，即予准充医生执照，以符原案。”同时驳回协和医学堂要求按所考之高等程度给予相当之中国功名的请求。 北京协和医学堂是一所集教学、研究与临床实验于一身的高等教育学院，由于这里的医生医术精湛，治学严谨，很快博取了各国驻京人士以及清政府的信任。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外务部将协和医学堂列入专为驻京外国人看病的指定医院，并每月送银100两，津贴协和医院医生随时为外国人看病出诊费。北京协和医学堂开办初期，每年需用银不到6万两。随着医学堂知名度提高，各地病人慕名而来，加大了医院的各项开支。到宣统三年 (1911年)已直线攀升到10万两。清政府对协和医学堂的捐助仍旧停留在每年1万两，科龄院长不得不再次向清政府申请补助。此时的清王朝已国库空虚。但外务部和税务处硬是各挤出1000两，捐助协和医学堂。虽然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是足以证明清政府对协和医学堂的重视程度。
图为《清实录》关于慈禧太后对医学堂赏银的记载 1915年北京协和医学堂由于经费严重紧缺，到了难以维持地步，被迫变卖所有权，1915年6月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收购了北京协和医学堂的全部财产，包括附属医院。7月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下属“中华医学基金会”正式接管北京协和医学堂，并沿用原校名称。美国投资收购了北京东单三条豫王府全部房地产，在其原址上建造了一片气势恢弘的具有浓郁东方特色的建筑群， 1917年新校舍落成，扩大了北京协和医学堂的规模。1921年，协和医院正式成立。 自成立以来，协和医院和协和医科大学一直是中国最富盛名的医疗和医学教育机构。如今，人们已习惯将两者统称为“协和”，其90年的风雨历程，正如洛克菲勒基金会一名成员所言：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人与命运的搏斗，失败摧不毁的理想”。 石油大亨买下“协和医学堂” 约翰·洛克菲勒不但是美国的“石油大亨”，他还是一位慈善家，热衷赞助医学和公共卫生事业。除美国本土外，大洋彼岸的中国渐渐引起了洛克菲勒家族的兴趣。 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20万美元，购买了欧美教会学校开办的“协和医学堂”，并将其改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 1917年9月24日，北京协和医学院举行奠基及开工典礼。两年后，协和医学院本科正式开学。协和原计划每年级学生人数为30人，课堂和实验室按此规模设计，医院则按250张床位设计。1921年6月24日，新建成的协和医院开始收治病人，协和从此医、教、研三位一体。 陷入停办境地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开进北京城。鉴于有可能出现的危险，协和董事会讨论，是否要像北大、清华一样，将协和的工作人员转移到中国西南地区。由于担心日本人可能趁机将日本医生安插进协和的重要岗位，董事会最终反对南迁计划。当时，尽管日军侵占华北，但日美之间尚未开战，日军对美国人及其产业还是有些忌惮。 然而，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随即对日宣战，协和的厄运开始了。第二天清晨，日本兵包围整个建筑群，设立警戒线，禁止所有人出入。与此同时，日本兵闯入校长住宅，将正在用早餐的胡恒德校长扣押，他们还带走了另两位在协和的美国人。他们此后被关押在日军监狱达4年之久，直至日本投降。 山河沦陷使协和陷入停办境地，部分学生不得不逃亡到上海医学院、圣约翰医学院、成都华西大学借读。 收归国有 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1月，洛克菲勒基金会拨款1000万美元给其下属机构“洛氏驻华医社”，用以资助北京协和医学院办学，这也是美国给予中国的最后一笔资助。至此，洛克菲勒家族对协和总投资额高达4460万美元。同年3月12日，董事会任命李宗恩为新院长。10月27日，协和医学院恢复办学。 北平和平解放后，新政府并没有立即接管协和。直到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参战。1951年1月20日，协和医学院、协和医院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卫生部接管，李宗恩仍担任校长，协和医学院更名为“中国协和医学院”，同时，中国医院与协和医院合并，定名为“北京协和医院”。1959年，协和医学院被命名为“中国医科大学”。 “文革”中更名“反帝医院” 1966年“文革”爆发，协和再次遭受重创，其名称也被改为“反帝医院”。 早在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针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面貌，指示卫生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解决长期以来农村一无医二无药的困境。在毛泽东看来：“医学教育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 年近九旬的罗慰慈教授，是协和医院呼吸内科知名的主任医师。罗老回忆，“文革”时期，“砸烂旧协和”的口号叫得很响。协和是全国唯一实行八年制教育的，造反派却认为，毛主席说了“医学教育三年就够了”，协和搞“八年制”是在走修正主义路线，要打倒“修正主义知识分子”。 中国消化病学创始人张孝骞“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特务”。运动开始一年多的时间内，他被罚到门诊看病、扫厕所、修马路。妇产科专家宋鸿钊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拉去批斗，他站在高凳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但批斗会一结束，他马上戴着口罩回到病房。 “文革”后期，协和此前上山下乡或疏散各地的师生逐渐“回炉”，开始了新的补课学习和医学科研。在罗老看来，这一举措抢救了很多人才，协和现在六十来岁的医生，其中不少便是当年“回炉”后培养的学生。 1979年中美建交后，协和与“洛氏驻华医社”中断近30年的联系得以重新建立，美方随即拨给协和155万美元，用于建筑修复和设备添置。几经沉浮的协和，终于浴火重生，各项工作回到正轨。到2010年，协和日门诊人次突破1万人。 来源：《文史参考》2011年第16期 、“皇史宬”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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